顺长江，水流残月
——泪祭罗隆基
章诒和

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政治上消沉，对民盟极其失望。一九五二年的七月九日，于刚被上边指派，约罗隆基做了一次长谈。罗隆基开诚布公地向中共表达并解释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认识。他首先说明的一九四九年前某些被中共怀疑的问题。比如自己和美国人的关系。他说自己从未拒绝与美国人见面。以前见面是劝美不要援蒋，后来见面则是希望中共不要靠近苏联。他还告诉于刚，司徒雷登想来北京，托他带话周恩来：假如不“一边倒”，新政权可以从美国得到大批借款。

他与于刚的谈话，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主党派如何存在？罗隆基从昆明时期就认为中国有三个政党就够了，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一个民盟，取消小党派。罗隆基后来还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合并小党派”的建议。李维汉说：“这些问题你不要担忧。我们有政策。”说毕，与罗隆基拉拉手。罗隆基很奇怪，这个话题怎么就不能讨论呢？连我也听罗隆基劝父亲：“伯钧，你那个农工党就别搞了，全放进民盟算了。”后经过打听，罗隆基才弄清楚了——原来“小党派不要合并”是毛泽东的意见，毛说：“既然开销（指民主党派）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继而，罗隆基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盟内的中共党员应该公开身份。毛泽东立即说：“你不要清党！”俨然领袖语气、帝王口吻了。有了这样一句，罗隆基还能反驳吗？他只能检点自己，遂向于刚解释，道：“当时我不了解形势，不知道要有领导党的党员来作为盟的骨干。”中共是领导党，民盟哪能与之并立？罗隆基的心，可能凉了半截：自己被骗了！民盟被骗了！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个以践行西方政治思想为职志的人，必须承当又难以承当使命的严峻性、严酷性。是的，严峻又严酷。可见，五星红旗尚未升起，毛泽东对民盟便已刀剑相逼、一脸的无情无赖了。才几年呀，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蜜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

罗隆基同于刚谈得最多的内容是民盟中央领导权的问题。长期以来，罗隆基备受指责的是他拉小圈子、闹宗派，将矛头指向把持大权的沈钧儒、章伯钧。这是为什么呢？事情并非像人们所言，纯属权力之争。罗隆基认为民盟从一开始就是集体领导，但一九四九年后民盟的集体领导就没有了。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四日召开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章罗两大派别即为设立几个副主席而争执不休。后经周恩来建议，设立十一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争论才平息下来。结果也还算满意：主席张澜，副主席沈钧儒。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黄炎培、马叙伦、罗隆基、史良、彭泽民、周新民、周鲸文。可会议到了闭幕的时候，楚图南突然提出要设中央政治局秘书长，由主管组织工作的章伯钧担任。罗隆基立即表态反对，张澜也不同意。周恩来闻讯立即邀请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夜谈。罗隆基和张东荪拒绝出席，让周恩来一等再等，等到半夜十二点。周（恩来）大怒，派人把罗（隆基）、张（东荪）叫来，并当面申斥。这事在当时极为轰动，一九五七年也成了罗隆基反党的一大罪状。此事我在“一片青山”一文中有所叙述。但是，当我看到罗（隆基）于（刚）二人长谈的文字材料后，我才明白罗隆基强硬无礼的原因了。他不是不能接受章伯钧，而是他不能接受这种做法。原来民盟的副主席、秘书长等人事，早就是中共与民盟左派定下的。他说：“这种做法，我反对！排定一切，而且布置好了，利用周恩来来念名单，那我何必去呢？民盟搞事先排定，这是民盟集体领导的失败，变为三头制（即张澜——沈钧儒——章伯钧）……这是制度问题！政治局也不是政治局了，重大问题早商谈好，才拿到政治局来讨论。”

谈及关于民盟的派系问题。罗隆基开门见山，道：“民盟是有派系的团体。过去是与反动派系民（即民社党）青（即青年党）二党作斗争。现在明明是左派联合起来对付右派了，却偏要说这是进步与落后之争。”“我在家里请张东荪、潘光旦谈谈盟内的事，就说我搞宗派。章伯钧一个月请七百人客饭就不说。如此下去，盟内任何会议都会变成若干人对付若干人。组织宣传会议主持者胡愈之、辛志超完全是有计划有布置地斗争我，布置人来如何对付我的发言。要知道我是无组织，无布置的。张东荪、潘光旦又不是搞斗争的人。开会不是帮助我们，而是打倒、斗争、打倒。因此，我是相当消极。盟员说我代表宗派，代表落后。无党派的朋友则同情我，说我怎么不如一九四九年前了。几年来，在宣传委员会我是没做很多工作。我建议写盟史，无人理会。胡愈之、周新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员）却到处作报告，报告盟史。这是宣传工作，至少应与我商量。《光明日报》说是政治局领导，宣委会指导，实际上是章伯钧社长，胡愈之总编，萨空了（中共、民盟交叉成员）秘书长，我无从过问。说起办报，我的经验不比章伯钧少。《盟讯》也是这样，说是宣委会管，可总编辑是章伯钧。章伯钧走后，就交给了胡愈之。”

“城头鼓声，江心浪声，山顶钟声，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罗隆基谈及民主党派的生存状态、民盟的派系斗争和自己的被动处境，不正是“三处愁相并”吗？一生的民主梦不也是“一夜梦难成”吗？最后，他心情沉重地说：“我有个人主义，盟闹得这样，我有责任，但责任是双方的。请问统战部。我今后如何自处？我的存在对民盟有无好处？没有好处，我就想退出民盟。这几年，驳白皮书，各党派的联合宣言等文件都是推我起草，而又总说我落后。我认为从一九四九年后，我在政治上的大方向是对的，如果说我有思想问题，那就请统战部设法来领导。”——这次谈话，中央统战部高度重视。整理后的书面记录，直送李维汉和其他几个副部长；接着，呈送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呈送毛泽东。

不错，罗隆基是个人主义者；罗隆基想做官，想做高官。他在于刚面前、也在其他人面前，常抱怨自己的职务要比章伯钧，黄炎培，史良少多了，很不服气。但是，这些都不是罗隆基的基本追求和最终理想。罗隆基一九一二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九一九年，是他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一九二一年，罗隆基留学美国，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再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师从拉斯基。一九二八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南开，西南联大。他归国后第二年，就在《新月》杂志上刊出了《论人权》。这篇长文和以后几篇文章里，把人权理论说得个浅白透彻。他不依托以往的人权理论，靠自己的功力提出了人权的三个基本点：（一）维持生命；（二）发展个性，培养人格；（三）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目的。的确，罗隆基不像现在的研究者把人权问题写成书，洋洋万言，喋喋不休，叫人越读越糊涂。他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贡献，是论证了——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人权”。他认为：是一个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达。表达思想就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说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责任。在社会方面，这是思想上的参考材料。这就是人群达到至善的道路，这就是人群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和人格。取缔个性和人格，即系屠杀生命，屠杀个人的生命，屠杀人群的生命。罗隆基还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瞧，多么出色而简练的人权定义和表述！再联想到如今中国人权状况的缓慢发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是想痛哭一场。

罗隆基的人权理论体系及其阐释，不仅针对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党治”。他的提倡人权和反对“党治”，也是针对中共的。对中共的暴力革命，他也同样视为是对人权的侵犯。一九四九年后民盟在统战部领导下，居然也搞“几个人说了算”的做法。对此，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罗隆基必须忠诚于他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信仰。罗隆基曾得意洋洋对我说：自己写过多少社论，受到多少人的欢迎。他写下的所有社论，他写下的每个字都是在呼吁民主、自由。现在连民主同盟也没有民主了。没有民主的民盟，他就要退出！这里，有没有与中共“要价”的因素？有没有与沈钧儒、章伯钧“争权”的因素？即使有，我也觉得它们都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应该说，罗隆基的一生都在为人权与法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能获得稳固的地位而努力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人权理论先驱和实践者。反右的时候，都说罗隆基官瘾大，架子大，脾气大。今天看来，他做官是有前提的，并非是无条件的。民盟中央的人，常说父亲大度，罗氏褊狭。若把人缘因素排除，依我看——罗隆基即使褊狭，也是极富深度的褊狭。

如果非要说罗隆基有错、有罪的话，就正如学者谢泳在“罗隆基评传”4)一文所言：“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就是罗隆基！无论谁当政，他都不会受欢迎的。所以，父亲说：“努生是个出色的反对党议员！”

章罗分歧结束于何时？结束在一九五七，不是他们主动和解的，是毛泽东结束了他们的分歧。也是毛泽东使章罗关系从此水乳交融！水乳交融——这是一个大右派分子、同时也是后来充当统战部眼线的人向上边写书面汇报时的用语。

罗隆基和父亲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二人结成真正的同盟。他是我家的常客。一屁股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谈当下的新闻，谈从前的故事，谈中共，谈民盟。谈到反右的前前后后，可谓“百感茫茫交集也”。共产党公开背信弃义，民主党派未能守身如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背叛与变节的时代。这里，有三点认识，章罗是一致的。第一：假如没有反右运动，中共搞掉民盟，是迟早的事。因为这是第三势力的必然结局。第二：反右使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这个成功的实现，靠众多力量的合成。其中也包括来自民主党派的力量。中国是个多么复杂而落后的社会啊！第三：也是最重要之点，一九四九年后，民主党派从国库开支经费，就开始丧失政党的独立性。民盟参与新政权之时，便取消了自己的纲领，盟章第一条就写明：“本盟是以共同纲领为纲领。”继之而来的另一条就是“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应该说，这就给民盟定了位——不过一块“招牌”而已，民主党派已名存实亡了。一个农民政党窜上了政治巅峰，它必然视公民为臣民，而要求臣民的，当然是朝觐和效忠了。

父亲常说：“民盟为了一致对付国民党，与共产党联手‘合作’了。无论怎么联手合作，都不是拥戴你为王。”

罗隆基老说：“民主党派的问题从‘共同纲领’开始。”讨论新宪法草案的时候，他又对父亲说：“什么新宪法，还是‘共同纲领’！”父亲听了，只有苦笑。

罗隆基死后，父亲虽还有些聊天的朋友，却再也没有谈话的对手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靠左还是偏右，无论你才气纵横，还是慷慨大度，站在手握枪杆子的国共两党之间，得到的只能是失败、痛苦和耻辱。

二ＯＯ七年三月底，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接受采访。记者问：“你觉得一九五七年反右的后果是什么？”

我说：“后果是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成功实现了一言堂，成功实现了一个人说了算。”

难道不是这样吗？毛泽东果然为所欲为了。于是，有了庐山会议，有了三年大饥荒，有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是一个人说了算，故而，有了废黜胡耀邦，有了废黜赵紫阳，有了六四枪声。

啥是后果？这是后果！——反右五十年，祸害五十年。不是吗？
前年（二ＯＯ五）的秋天，与上海朋友吴洪森、钱文忠吃茶闲聊，说起章罗旧事。
吴洪森说：“章大姐，你说自己这辈子没有青春，没有爱情。但依我看，你是有初恋的。”
“我和谁初恋？”
“和罗隆基呀。”
我大笑：“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没有胡说八道，完全有依据。”吴洪森口气还挺硬的。
“依据在哪儿？”
“就在你的笔下。通篇文字你对罗伯伯多有情意呀——”

我心头一阵紧，一阵悲。回到家中，独坐至夜深，想到我的罗伯伯夜半痛苦死去，无人搭救的凄冷情景，眼睛便湿润起来。“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我明知贯云石这支〔落梅风〕曲子，用在这里是很不妥帖。可我就是要引它，咏它。别者远行，今夕何夕。千种情思，万般怀想都凝炼成这“起头儿一夜”了。中国有几个像罗隆基这样杰出的政治家？有几个像他这样懂得女人的男人？于我而言，唯一的遗憾，那时岁数太小！今天最让我痛心的是，当《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一文发表后，提出强烈抗议的竟是与罗隆基往来密切的女友的后代。我搞不懂：做罗隆基的女友就是“脏”了你、“黑”了你、“毁”了你吗？当初史良能在“文革”批斗会上挺胸宣告“我爱他（即罗隆基）。”怎么史良的旁系子女就受不了？向统战部告状。就像一九五七年批判章伯钧的人，大多数来自民主党派内部一样。五十年后，民盟中央的人要求查禁《往事并不如烟》的信函，在统战部堆了一摞。相隔整整半个世纪，社会有何变化？世相有何不同？接近我的朋友都知道，章诒和悲观厌世。遽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失，一切是空。我怎不悲观厌世？！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我们见面了。我说：“我在罗先生的文章里提到您。您不介意吧？”

“不，我很高兴。” 杨薇这样回答。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我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一八九八年，罗隆基出生于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十二岁以前，一直在此居住，留美归国后曾三次回乡省亲。故居建于清末，占地面积二百多平方米，具有典型的江南民间庭院风格。院子直面水塘，墙面青砖砌成，内室全部用木板隔成。在正厅开窗采光处存有“文光射斗”等墨书大字，前檐下还有许多诗词及民俗图画。二ＯＯ二年，它被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原有居民迁出。

旧居年久失修，墙体剥落，缺损严重。二ＯＯ三年，当地部门决定将故居进行全面维修，建立罗隆基故居。报告递交到中央统战部，结果可想而知。据说是电话答复的，做派和中宣部一样——没有文字依据。答复的理由是“建立罗隆基故居，现在不能办，还不是时候”。请问中共中央统战部：什么时候才是时候？贵党的第三代领导人都在修缮故居了。国民党重要人物李宗仁、戴笠、胡宗南等人的故居纪念馆也相继落成开放了。为什么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却是如此境遇？——是恨他们？还是怕他们？中央统战部负责人能否站出来，讲两句呢？我们是公民，我们有权知道。

现在的盟员恐怕已无人知晓，民盟中央办公地点——位于北京王府井翠花胡同内太平胡同一号的那所大宅院，是父亲一眼选中的，梁思成看罢，连连说“选得好！”那时父亲手中钱少，还是向黄炎培借款买下的5)。

如今，大宅院也快拆光了，剩下几棵老树，一座假山，半截游廊和精美绝伦的大厅。大厅已经出租，费孝通取名“翠园”，专办满汉全席。前年（二ＯＯ五），几个朋友在那里给我过生日，我穿着一身黑衣去了，像个吊孝的。看着身著旗服穿梭其间的餐馆小姐，心里沉重得很。我知道这里曾经聚集了多少天下才俊，又游荡着多少冤魂苦鬼。

根据民盟中央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日发布的一份内部的右派情况材料里提供的数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民盟有五一七三人划为右派分子，占当时盟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六。单是民盟中央一级（即中委、候补中委）六十一人，占中委、候补中委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听听他们名字吧，就足以震撼你。

副主席二名：章伯钧，罗隆基；

中常委十二名：曾昭抡，费孝通，潘光旦，黄药眠，钱端升，沈志远，韩兆鹗，潘大逵，马哲民，叶笃义，郭翘然，丘哲；

中委二十七名：吴景超，钱伟长，刘王立明，费振东，宋云彬，王毅斋，彭文应，陈仁炳，王国松，朱裕璧，何公敢，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曾庶凡，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鲜英；

候补中委二十名：浦熙修，陶大镛，王文光，丘克辉，吴重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尘，张纪域，张广标，梁若尘，章振乾，陆钦墀，舒军，胡一声。

我认为：民盟中央就该在这个翠园，为自己五千余名右派成员立块纪念碑，碑就叫“右派碑”！碑的正面，是一个右转箭头图形；碑的背面，是中国民主同盟反右史。环绕它的是一座半圆形护墙。护墙的每一块砖，刻写着一个右派盟员的姓名。姓名，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列。这是民盟的苦难历史！这是民盟的无上光荣！

集中押送右派去劳改、去送死的甘肃夹边沟，河北的茶淀，黑龙江的兴凯湖……一切承载右派生命的地方都要立碑。碑下掩埋着死者的血泪，碑上镌刻着生者的记忆，还有无尽的思考。

岁月湮远，遗迹也有渺不可寻的一天。遗迹不在了，心在，魂在，文字在。

二ＯＯ七年三—四月，北京守愚斋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