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贝加尔
一 平

过国境线，列车开十几分钟便到后贝加尔。这是旅途中第一座苏联小城。列车在这里过关，还要换轨。苏联入境比较简单，据说苏联人欢迎中国人携带物品，因此不做严格检查——听说出境边检大大的严厉，因为担心苏联货物外流，因此人们的心理也比较放松。我们在这里下车，要等几个小时。天气显然有了凉意——像北京的深秋，加上阴天，人们都加了衣服。后贝加尔车站，典型的俄国建筑，尖顶、厚重的木门、有花饰的高大窗户。西方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顶厅很高，这让人舒畅，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平顶建筑，屋顶低平，让人郁抑。西方建筑的高顶厅和基督教有关，因为祈祷，教堂需要给人提供精神上升的空间。建筑是文明的直观显现，西方建筑高耸，与基督教接近上帝的精神一致，全不像中国的大屋顶，隔绝天空，匍匐地面。难怪基督教文明比我们多一重空间——“天界”。

后贝加尔是个小站。车站两层，设施简单但齐全，银行、餐厅、食品部、外汇商店、邮局……左右两个候车室，面积各有百十多米，车站里的人杂多，因此有些乱，我注意到车站的设施虽然老旧——带有五十年代的气息，但擦拭得干净，门窗、墙壁，楼梯的扶手……。而在中国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到过中国许多小站，破旧混乱，肮脏得让人难以忍受，而且这些小站多和乞丐联在一起，是他们吃住的属地。但是我没走过苏联其它的小站，也许这是在国门口而整饰有条，就像满州里车站。

恰巧中国的一个边境旅游团也在这里候车，有百十人，以至车站有些拥挤。我很为我的同胞羞愧，他们没有公共秩序感，或四处乱窜，或席地大开嚼口。他们毫不顾及他人，大声喧嚷，厅顶震得嗡嗡直响。而俄国人则自持，衣着举止也得体，彼此尊重、有界线，所谓公共秩序即建立于个人自持自重的基础之上。其实所有文明都讲规范、间隔、界线和秩序，应该说中国的传统很强的秩序性，“礼”规范了每个人行为的范畴和准则，但现今中国见不到秩序（也许在边远的农村家族中，中国的传统和秩序还存在），人与人搅成一锅粥，没有界线，没有等级，没有大家共守的原则。我是你，你是我，人的侵犯性随意扩张，释放于生活每一个微小细节，这就像巨大的城市丧失了交通法规和管理，所有的车辆都任意行驶，横冲直撞，于是每个人都处在时时受害的慌恐中，此即礼崩乐坏，也就是文明的塌毁。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就可以看到中国人与人的“天然”秩序已经丧失，社会没有公共原则，个人没有道德自律。中国社会依靠强权而维持，而强权即暴力强制，而权力一旦疲惫或发生危机，中国必将陷于大混乱。极权之愚昧，是它相信靠强制可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但是秩序恰恰不是靠外力强制所维持，而依靠社会大多成员对规则自觉自愿地认同和遵从。秩序是文明的果实，由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定的（不只是意识的认定，更是经验的认定），它符合群体成员共同利益，并为长久的生存经验所验证。它不仅是制度，更是文化，它渗透成员的毛孔和血液。它是活的、有机的、人性的，它是一部生命。权力制作不了人的每个眼神，内心细微的情感，说话的语调，站立的姿势，酸甜、红绿、圆方左右的协调……。而这些都是与文明息息相关。毛权力之暴虐，就是他们强暴这一切，于是消灭人性，使人成为螺丝钉。而其结果就是摧毁文明，摧毁社会，使人退回到赤裸的动物状态。

半个世纪，中国的惨痛教训就是权力必须归属文明，接受文明的指令和制约。权力只能是文明指派的管理者，文明文化要永远地高于权力，比其有更多更悠远的容函。权力可以更替，但文明应该始终如一。苏联七十年的政治权力是残酷的，它的一次次清洗仅次于纳粹杀戮犹太人。但是苏联没有打倒莱萦罗索夫、普希全、托尔斯泰，没有“移风易俗”强制改变民族的日常生活，库图佐夫依然是卫国战争的旗帜。这些多少保存了俄国的传统和文化，保持了他们生存秩序的一定的延续性。中国权力一个更甚的地方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全面的破坏和摧毁，对于毛泽东来说，除了他们自己和秦始皇的焚书儒以外，中国以至人类历史上还有什么没被否定推翻呢？一个从这种破坏中过来的民族，怎么可能不丧失他们的秩序和文明？他们的心理，人格精神、人性、怎么可能不畸形变态、千疮百孔？难怪中国人的目光多低视模糊，含有恐惧惊慌，仿佛时时受着危胁，而且它们又常常有敌意。生存的力量在他们的目光中转为狡黠、窥测，时时在寻找缝隙，或逃窜或抢夺。中国人的目光是不幸者的目光，它们告诉我们，中国人已失去了健康，他们正在退化为偷偷摸摸，窥测缝隙生存的人。没有别的原因，当人正当的生存欲望、权利，乃至人基本的温饱、性爱都被剥夺和否定——生存只有否定，人就退化为地下动物。我为我的同胞感到羞愧、悲哀，以至愤怒。一个民族不该退化到这种地步，我无法原谅那个摧毁中国文明，残害民族的团伙，他们是中国的罪人。我羡慕俄国人那种自持、坦然、远视的目光，它们表示生命的肯定。原始的落后野蛮并不可怕，因为它们有着生命的朴实和健康。而一个集所有现代方式进行极权恐怖的社会才是真正可怕的，它毁坏文明，把人变为黑暗的地下动物。人类的文明不能对此原谅。

下午5点，莫斯科时间12点（这里已经是莫斯科时间了），火车起动了，载着我的悲哀和痛苦驶入西伯利亚，我觉到我真正地没有了祖国，一个孤零穿行于旷野和荒漠的人。无论到那里，到什么地方，那都不是我的居所。我看着窗外辽阔低沉的天空，起伏天边的草原，感到无比的亲切，似乎这是唯一的家乡，唯一属于我的归宿。辽阔的旷野啊，我的热爱，无论是生是死，你们就是我的幸福。我久久地俯于车窗，悲哀而幸福的泪水由脸颊刷刷地流下。

一九九一年 于波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