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北京
尧阳

一个城市有时也会和一个人发生某些纠缠不清欲说还休的因果缘由。北京这座古城，对于马文蔚而言就是他一生中难以逃躲的一个结，虽然这个结平常人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深深藏匿于马文蔚的心底。犹如冥冥之中神祗的召唤，只有他一个人能感应得到。

这样说并不是故弄玄虚，制造什么噱头，而是有根有据的。

1930年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下野逃到大连，马文蔚曾在北平赋闲5年。他为什么会从南京来到北平，据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有傅作义。他与傅作义交情往来到底有多深，还没有确凿的资料可查寻。但正是北平，给了马文蔚一生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是傅作义把马文蔚介绍到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孔祥熙名下的，马文蔚在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任了一个文书副主任的官衔。且不说官职的大小，工作的好坏，总算是可以有个事做，用不着终日唉声叹气了。

孔祥熙这个人是很讲老乡观念的，每见一个山西人，他都能给以适当的照顾。这一点，马文蔚应该感谢孔祥熙，可是马文蔚性情忠直，且来不得阿谀奉承，所以，为人处事便显得突兀，给人的印象也是很难交往。此时，正值1937年“八?一三”战事爆发，中央造币厂不得不先迁武汉，又迁重庆。而上海那些大工厂又不能落入侵略者的虎口，于是上海这些工厂需迁往内地，但迁移费用巨大，当时的一般银行贷款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针对这一实际问题，当时中国、中央、交通和中国农民四家银行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对内迁厂家发放长期货款，协助迁厂。于是，一个“四行联合办事处”就成立了。这就是四联总处的前身。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道《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作为战时金融最高决策机构。

马文蔚就是这时候进入四联总处任视察的。据说每次出行都是飞机来飞机去，不难想像，马文蔚在当时是很风光的。他这段经历，在其所著的《青峨心影》中就曾提及，他写道“见南山道上行人如织，渡江远见五月三、四两日敌机轰炸焚烧之迹，惊心触目，断垣残壁兀立风中。自襄河战役前线视察归来”的字样，估计那本游历四川的记游便是在这时间写成的。

那时的马文蔚，正值人生的得意处。他写的关于战时金融调研方面的文章很受孔祥熙的看重。因为文章写的好，又因为自己还是山西人，这样，马文蔚就有了在人生事业上的一次飞黄腾达的机会。1942年，他调任中央信托局人事甑核科任主任。那一年，他才38岁。

按理应该意气风发，大展宏图，可是各种麻烦就接踵而至。马文蔚发现自己是很难融人到那个“铭贤派”的圈子里的，而在中央信托局及中央银行，到处都是“铭贤的学生”。这些人都因此而骄横拔扈，循私舞弊。后来，马文蔚发现自己的属下有受贿行为，且证据确凿，然后就把此人毫不客气地辞退了。可是此事没过三天，孔祥熙的手令便下来了，马文蔚知道此人也屑“铭贤派”。这样，马文蔚就让孔祥熙免了职务。

此事过了几个月，真相终于大白，孔祥熙又派人把马文蔚找来，劝其再回来工作。

想不到马文蔚并不看重孔祥熙的挽留，他说，我再也不敢在你的手下做事了。话语中带着凛然不屈的正气。据说当年，马文蔚顶撞孔祥熙一事，曾在山城重床传为一时佳话。南汉宸就是在那时候听说马文蔚这个人的。作为山西人，远离乡土这么多年，能听到一点考乡的消息，至少也能慰籍一下心底那份思乡之情。所以，马文蔚给南汉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相关资料记载，失去了官职的马文蔚曾给国民政府委员刘哲做过秘书，时间多长，很难查考，但傅作义将军是没把马文蔚忘记的，当他听到马文蔚被孔祥熙辞退，便立刻请马文蔚到绥远省谋个事做，可是马文蔚并没有答应。然后，携妻子、女儿转道天水，来到北平。住在了杨爱源将军和平门外铁老官庙的寓所。这一年是在46年的冬月，古老的北平一振苍凉。

人，每到人生失意处，总会寻找一个能让自己心静神安的去处，而当时的北平在马文蔚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除了逃避暂时的纷扰，从马文蔚内心而言，北平还有他可以呼吸触摸到的故乡的气息。冬天凛冽的寒风，那瑟缩着脖子在落尽树叶的树上喳喳叫闹的喜鹊，无一不是他感受故土乡情的最好寄托。除了这些原因，当然还有他的老师赵丕廉先生出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一直居住在北平，在北平他可以经常得到恩师的教诲。就是这段时间，马文蔚在北平邂逅了景梅九先生。景梅九是山西河东人氏，不仅诗文俱佳，而且是民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报人，他经营的民间报纸《国风时报》，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褒奖。

马文蔚的女儿马眉女士对我说，马文蔚用心研习碑贴就在景梅九先生的影响下开始的。因为那时候马文蔚闲得没事做，景梅九先生曾半开玩笑对马文蔚说，文蔚，你的字可得好好练。平平谈淡的一句话，竟激起了马文蔚写好毛笔字的决心。于是马文蔚便悉心练习起毛笔宇。尤其对北魏石刻《张黑女墓志》感兴趣。虽然，我们今天见到的《张黑女墓志》复刻本有四五种，但仍有骏利疏朗、端庄稳健的气势。

当年康有为对《张黑女墓志》评价甚高。他说，张黑女碑上的字就象惊骇的烈马在山间腾跃，扬着脖颈嘶鸣。

1947年，赵丕廉先生改任行政院顾问，这时他看到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热心内战，遂产生了归隐田园之意，他的“山西省立国师”的学生徐向前、程子华、薄一波、李雪峰均在共产党那儿做事，而且干得风风火火，很得民心，而国民党政府则显颓败之势。赵丕廉先生似乎再也没有了对政治的热情，便借口养病也赋闲北平。寄情于诗书之间，与景梅九、邵力之、章士钊过往甚密。并在北平和谈时，协助章士钊奔波于傅作义与和谈代表之间。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

有了老师的作伴，马文蔚第二次赋闲北平的日子过得并不算艰难，但心里还是忧心如焚。他看到赵丕廉老师两次拍电报劝阎锡山走傅作义的道路，可阎锡山不仅不听其劝阻，还大骂芷清老师已被共产党赤化。杨爱源将军也顾不得北京的三姨太，跟着阎锡山仓皇逃到了广州。

就是这时候，传来了程子华将军已从复兴门、西直门进入北平接管城防的消息。

1949年1月31日，北平终于和平解放。2月13日，以叶剑英为首的北平联合办事处在前门箭楼观看了盛大的人城式。解放军以骑兵、炮兵序列，整齐地通过前门。

那一刻的马文蔚，正在前门大栅栏仁发公钱庄的屋顶上观看着这历史性的一幕。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他和自己的妻子、女儿，在微冷的风中平静地看着这一切，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日子。

那时的北平，全是土墙灰瓦，没有什么高楼建筑。刚刚解放的北平正在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权机构，即实行了军事管制制度，大街上的人们迈着的步子都是那样的匆忙。唯有马文蔚懒散地沿街闲逛。说实话，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情绪在这时还没有完全消化掉，而共产党又能有什么好，他的心头还悬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此时，涌入眼睛的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歌声、彩旗、鲜花都赋予了北平这座古城一种全新的面貌。马文蔚感到舒心、畅快。

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人，熟悉的面容让马文蔚驻足回想起来，这个人军人打扮，但眉宇间凝结着的书生气质却没有改变。马文蔚大喜，他正是自己省立国师的同学薄一波。

意外的相逢，让两人大喜，但问及马文蔚的处境，马文蔚反倒木讷了。薄一波说，中国人民银行正在招贤纳士，不如你去试试。说完，掏出钢笔给马文蔚写了一张纸条，让马文蔚去西交民巷找南汉宸。

这是49年6月的一天。马文蔚应该不会忘记。这一天，他的人生开始了另外一种方向的远行。马文蔚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大门，职务是计划处研究员。

这里必须提到一个人，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先生。

南汉宸，山西洪洞县人，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金融家。他在1941年任陕北边区中央财政厅厅长期间，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奇迹”(毛泽东语)而闻名于世。当然，南汉宸先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还是一个善于发现人才，敢于善用人才的伯乐。从马文蔚书写第二套人民币票面全部汉字的经过看，更让我们为南汉宸的宽广胸怀与无私无畏的工作作风而敬佩。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工作开始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副局长王显周负责组织中央美术学院罗工柳、周令钊设计人民币图案，而征集人民币票面题字则由南汉宸负责。当时的具体细节已经无可查证，但南汉宸一没有采用名家手笔，二没有请领袖题字，而是选用默默无闻的马文蔚的汉字，就可看出当时的民主风气是如何清正。

马文蔚书写出的人民币票面汉字，不仅大胆地发挥了汉字书法艺术的独创性，而且隶中含有魏碑的神韵，魏碑笔迹中又带有隶书的稳健、有力。给人以艺术上、视觉上的享受。直到今天，人民币票面上的这几个大字仍然让许多人提起，并为其独有的汉字魅力而折服。

胡华先生曾对“中国人民银行”六字的书法艺术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并且从“总体”、“点画”、“结构”、“篇章”四部分进行了剖析。他认为这几个字是马文蔚先生集数十年草、隶、魏多体书法修养的结晶，情味有似于赵之谦的带行的魏书，但风貌迥然有别。“人”字撇虽工整而捺却承行书笔意之余绪，故意伸延，“民”字笔画集中在左部，重心落在左方，然后巧妙地将“民”字末笔夸张，使左右均衡，同时右部则留出许多空白，与“人”字的疏落相呼应，“银”字左边一般是作长撇的，作者有意识地压其势，强调末笔的挑画。并以“艮”字的最末的带有隶意的重份量的捺脚与其对应，使“银”字显得稳固庄重，“行”字双人旁，紧密浓厚，以短减其份量，右边疏朗瘦长以开张增其气势，所以此字亦是铢两相当，平稳舒坦。

胡华先生是浙江温州中原书画社社长，有很高的书法造诣与赏观水平，马文蔚能写出如此的书法，可见其书法技艺已非寻常。那时，他的专职工作并非书法，而是其业余的喜好。当年南汉宸行长能选其书写的汉字，可见南汉宸欣赏水平亦是很高的。马文蔚的独生女儿马眉至今还记得自己参加49年“开国庆典”的情景。那时她9岁，是北京第九区中心小学的学生。她记得10月1日那天，妈妈很早就把自己叫醒。爸爸还换上了一套新衣服，妈妈则把头发梳了又梳，脸上也是抑制不住的欢喜。妈妈那时在北京市人民银行东长安街办事处工作。上午十点多，马眉和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走进了天安门广场规定的位置。 。

那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国庆。已经65岁的马眉说起49年的那个国庆，依然激情万丈。49年的马文蔚应该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一样，萌生着许多的梦想。可是，命运留给他对北京这座古城的记忆并不是很长。大约在1950年春夏之间的一天吧，马文蔚被南汉宸行长叫到了办公室，并且就在南汉宸行长的办公室，写下了日后让人赞叹的第二套人民币票面全部的汉字。唯一遗憾的是，南汉宸行长当时并未告知马文蔚写这些字的意图，而总行当年的会议记录本上，也只写着“采用南行长亲笔字体”的字样。至于马文蔚当时就明白了南行长让自己书写这些汉字的用意，还是等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才明白，已经很难推测。但是，1951年；马文蔚携妻子、女儿和北京告别时，并未想到自己这是在和北京作永久的告别。当马文蔚向这座给了他重新生活的内容与希望的城市作别时，没有想到这一别竟会是三十年。北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首都，同样没有想到自己重新目睹这位旧时的主人时，要经历三十多年的历史风尘，这三十年，留给中国人的记忆竟会是那样地悲怆，那样地不堪回首。

马文蔚是1985年从自己的。老家阳曲来到北京的。据同行的人们说，他在北京看了很多人，认识他的人也很多。那时候，马文蔚已是81岁的垂垂老翁。在北京他住在总参招待所，可他只在北京呆了7天，便匆匆返回了阳曲县。按理说，故地重游应该多住些时日，可是马文蔚出乎意料地只呆了7天。人们说，马文蔚原本是想看一看老同学薄一波的，可是薄一波那时正在住院，所以，马文蔚遂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一刻，马文蔚的内心是忧伤的。自己的老师赵丕廉先生在1960年去世后葬于八宝山。南汉宸行长也在1967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还有总行的人员的调动，当时的年青人已是满头白发，种种情景，对一个迟暮之年的生命来说，肯定是会有悲伤的情绪发生的。而马文蔚只能无言地面对这一切，只能一个人独自咀嚼其中的苦涩滋味了。

这是北京这个城市最后一次目睹他的样子。马文蔚生前无力猜测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模样，但北京一定不会忘记这个匆匆来去的老人。他就是那个书写了人民币票面全部汉字的人。在他的档案中，他参加工作的时间就是从49年6月的北京开始的。1988年3月29日(农历二月十二日)，马文蔚在山西省阳曲县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