彗星殒落
苏 炜
苏珊.桑塔格骤然辞世的消息,带给我持久的震惊,却让自己一段沉睡已久、从未向人言及的记忆,蓦地苏醒了。
1992年4月9日至11日,由美国老牌知识份子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 发起组织,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召开过一个题为“中、东欧:知识份子与社会转变”的大型研讨会。这个被《 纽约时报》称为“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一次东、西方知识份子会议”,汇聚了 当时东、西方(不包括中国,见后述)文化思想界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光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来了三位——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俄国诗人布洛斯基 (Joseph Brodsky),波兰作家米勒兹(Czeslaw Milosz)。来自前苏联、东 德、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的知识份子代表,大都是一批 创造和改写了本国历史的人物,比如有“波兰思想库”之称的亚当.米奇尼克 (Adam Michnik)、匈牙利著名作家康纳德(George Konrad) 等等。而整个 会议上最为引人注目、也最触动我“中国式感怀”的人物,正是被誉为当今美 国知识界“全才”和“良心”的苏珊.桑塔格
我和社科院外文所的朱红老师,当时有幸恭逢盛会。今天,翻出自己当年为海外报刊写下的题为《在原有的“意义世界”消解以后》的会议侧记,我惊讶于当时——在柏林墙倒塌不久的一九九十年代初——东、西方知识领袖所关 心、讨论的问题。比如,“柏林墙倒塌之后”对知识份子历史角色的再省思; 人类在冷战结束后如何面对精神价值重的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与社会公平问题;关于“仇恨的教育”与人类的生存危机;“文学死亡”与“诗性重建”等等,都一一在十余年后今天的现实纷争与知识论说之中,呈现出他们的 高度预见性与紧迫性。
其中最鲜活的一段,则是会议上围绕“民族主义”话题发生的激烈论争。几位前东欧学者、作家提出了问题:在东欧,不管你喜不喜欢,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取代共产主义的一股力量,但这股力量背后所带来的可能是什么,知识份 子常常对此很迷惑。这时候,俄罗斯贵族的后裔、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 斯塔娅抢先发言,以一种“文化优越论”表达出来的“大俄罗斯的傲慢”,公开宣称:如果硬要我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选择,那我宁可选择帝国主义,因为它的破坏性要少一些,它对创造文化有所贡贡献。在托尔斯卡 娅咄咄逼人的发言中,许多位东欧作家站起来,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会场的气 氛一时变得非常紧张和激烈,并且似乎一面倒的站在“民族主义”一边。
我注意到,讲台上,作为这个议题引言人的苏珊.桑塔格,神情非常严肃,但一直没有发言,显然也沉入深思之中。她在第二天的发言中,出人意表地发表了她的批评性看法。她批评了托尔斯卡娅的“帝国主义论”,但她并没有 附和众议,而是提出了一个真理大于民族、文化大于族群的“国际主义”概念 。她指出:从前,东欧知识者反抗的声音,被认为代表价值,代表真理;但是如果今天把这种价值和真理简化为“民族主义”的话,那他们只能代表“部落的利益,部落的价值”,这样的民族主义价值反而是过渡性的,那种被讥为“ 没有根的国际主义”的价值,倒是站在历史一边的。苏珊.桑塔格当时的看法 ,表述得清晰严谨,尖锐而不失中肯,一时举座肃然。她的见解或许见仁见智 ,但给每一位与会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一个重要的东、西方知识份子聚会,尽管与“中、东欧”论题的限制有关,所有发言却把“中国”话题完全摒于整个论说之外,几乎没有一言一词论及,却让我这个非正式的与会者感到隐隐不快。在开幕式结束的鸡尾酒会上 ,我和朱红老师都不期然地谈到这一点共同感受。我们正说着话,忽然看见苏珊.桑塔格举着酒杯,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我们连忙迎上去。苏珊.桑塔格说:我猜你们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特意想过来跟你们说说话。朱红也笑笑说:读了你的书很多年,我是专门冲着你的名字来参加这个会议的。谈话气氛一下 子变得融洽起来。
我仔细打量一眼这位从六十年代以来就在美国与国际知识论坛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她面容端正清癯,两鬓微霜,说话吐字清晰快捷,穿着随意但经过刻意修饰,显出一种知识女性特有的品味与干练。我向她直言:为什么整个讨论 把中国议题排除在外?这样的论题——无论后冷战或者共产主义,离开中国论 题,能谈得清楚么?她严肃地点点头,说:确实,中国话题是不能被忽略的, 我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她向我们仔细询问了中国大陆社会和文化知识界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的近况,还笑着回忆道:当代中国对西方知识界最大的影响,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那是作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影响。当时西方的知识份子都关心在中国 发生的变化,其实我们当时所知有限。我一直希望能够更深地了解中国,当然 ,我更希望看到中国知识份子对世界的影响力……
这里记录下来的,只是凭藉当时的会议侧记留下的记忆片断。记得当时,苏珊.桑塔格还特意与我们互留了姓名、电话,她希望能和“来自中国的朋友 ”时常保持联系。在闭幕酒会上,她又一次专门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互道珍 重。她这种关心中国、对中国问题拳拳在念的恳切之心,后来反映在她一、两 年后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上的一篇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评论《魏京生论》 之中。我的一位耶鲁同事翻译了这篇评论,并发表在海外华文报刊上。我听说 ,日后苏珊.桑塔格造访耶鲁的时候,还对她没有机会见到此文的中文译者, 一再表示遗憾。
苏珊.桑塔格在当今人类的知识星空中,像一颗最耀眼的彗星一般陨落了。我知道仅是2003、04两年,苏珊.桑塔格就有三本文集——《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和《重点所在》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至于她那些涵盖 宗教、哲学、政治以及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摄影、绘画、舞蹈、音乐等 等的精辟论述,对华文世界引发的影响,也许才刚刚开始。上面想记录的,或 许可以算是苏珊.桑塔格不大为外人所知的一点“中国情结”,以及作者个人的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吧。
〔寄自耶鲁,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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