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钱穆
华新民
　
鲁迅和胡适，大家都有所了解。至于钱穆，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样，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他的了解几乎都是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的那篇著名社论─《别了，司徒雷登》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的：钱穆、傅斯年之流，艾奇逊、司徒雷登这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寄于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毛选的注解以及当年老师的讲解都没有说为什么要点这两个人的名。当时胡适坚决跟国民党走，已经上了战犯的名单，傅斯年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也不去算他，为什么要把钱穆划到反动派那里去呢？想不通。至于那顶“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帽子，对钱穆更有点文不对题。鲁迅、胡适与钱穆，一个留学东洋，一个留学西洋，钱穆呢？不要说留洋，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按现今的说法，叫作“自学成材”，是个地地道道的“土产”学者；从学术主张上讲，他是个崇尊儒家的“国粹派”。说什么也同“民主”、“个人主义”这些西方玩意沾不上边。即使到了今天，儒学又成了祖国五千年历史的宝贵文化遗产，不断有人从中发掘出各种各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来，不过还没有听说孔孟之道中可以发掘出“个人主义”来。

我对钱穆的了解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因为他是我的故乡人。小时候有时会听到大人提起“宾四先生”，口气里带着点神秘和敬意，模糊知道那是一个在海外的有大学问的人。钱宾四的学问我没有概念，不过他的小兄弟恰好是我的表姐夫，乡里称之为“起八先生”的人，他在无锡城里教书，过年时回来总要给点压岁钱我的。他肚皮里的学问已经够我佩服的了，记得念小学时有一年夏天，他回乡度假，给我讲了一个暑假的“亚森罗平”，那是一位法国作家不服气英国的柯南道尔创造的神探福尔摩斯，故意创造了一个侠盗亚森罗平来同那个英国角色“别苗头”的故事。

后来懂事一点，知道“起八先生”的大名叫钱文，起八是他的字。他的二哥，就是钱穆，字宾四，一点不错，就是毛选上“钱穆、傅斯年之流”里的那个钱穆。他还有一个早逝的大哥，留下一个儿子，由钱穆培养成人，这就是在清华大学当过教务长，五七年“民盟六教授”之一，成为大右派的钱伟长。据说文革后右派“改正”时，原清华的当权派蒋南翔、何东昌等人一直不同意给钱教授改正，希望清华大学留一个真正的右派，以示清华反右运动的“必要”。后来是胡耀邦直接干预，钱伟长才得以“改正”。到了八六年、八七年之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下台。事后传达的邓小平讲话里，有表扬钱伟长、费孝通二人站稳立场的说法， 从此钱伟长当上了政协副主席，跻身党国领导人之列。

钱穆家是清寒的读书人家，兄弟中没有一个上过大学─钱伟长在文革中是“六厂二校经验”里的人物，清华各派组织几次三番派专案组到我家乡那个小镇去调查他的身世，结果发现，他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分，是贫民成份，比他的老对头─隔壁宜兴县里的地主少爷蒋南翔出身好得多，在清华衮衮教授中像他这样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怕也是独一无二，能读上大学是靠叔父栽培。钱穆、钱文弟兄的学问，据长辈们说，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聪明和苦读。不过宾四先生的聪明是用在规规矩矩的学术研究上，起八先生的聪明则用在“不正经”的地方──譬如他喜欢跑书场（江南地区有苏州评弹表演的茶馆），结交评弹艺人，替他们写弹词。说书人开场讲正书之前，都要唱一段开篇，苏州，无锡一带的评弹艺人都知道“起八先生”开篇写得好，时常有人请他写开篇。当时他在中学里教语文。近读秋雨散文，说到那时的“中学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钱文先生无疑属于这样的人，传说他讲课象说书一样，讲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讲到要紧时分，他突然跑出教室，学生不见了老师，正在犹疑，只见他大吼一声从窗户里跳了进来，原来他是在表演武松的英姿。

大概是五七年左右吧，我的这位表姐夫突然遭到校方辞退回乡。其中的原因，似乎不是政治方面的，因为他回乡后，当地政府并没有多找他麻烦。据说是学校不满他跑书场、写弹词耽误了本职工作，常常同别的老师换课，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人。更糟糕的是有几个学生也跟他一起迷上了评弹，耽误学业，引起家长的不满。校方劝告无效，只能请他走人。按说这样的“生活作风”问题，在当时是不至于这样处份的。他如果作个检讨，也许就可以复职。无奈他大概觉得自己一肚子学问竟受辞退之辱，一气之下卷起铺盖就回了家。回家不久便是大跃进年代，评弹艺人都宣传三面红旗去了，也没人来找他写开篇了。于是生活顿成问题，全靠我表姐替人缝衣为生。在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中，起八先生因缺乏营养而死于浮肿病。死时正是盛年，可叹当时侄儿钱伟长由一级教授降到三级，自身难保，兄长在香港，鞭长莫及，竟然都救不了他一命。多年以后，我在海外看到《世界日报》上说到钱氏兄弟时有这样的评价：钱穆是学者型的文人，钱文是才子型文人。想想确是恰当之论。起八先生对诗歌、韵文有特别的爱好和才能，在家乡最后几年，没有了工作，他每天去文化馆把当时报章杂志上的诗歌一一抄录下来。留下的文稿、日记有几箱子，其中光是弹词创作，恐怕就有许多值得留传后代的佳作。文革起时，我表姐把它们连同四旧一把火烧了，现在想起来，实在可惜。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我八十年代初到了海外后，见到来自台湾的亲戚后他从书架上拿给我看的第一本书。那是“宾四先生”亲自送给他的。我拿回来后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故乡一个太湖边上的小镇上了铅印的书，而且是在隔着大海的另一片土地上印成的书。心中的惊喜是可以想象的：钱穆的家，就同我家隔河相望，他提到的一个个地名─那片湖水，那条从家门前流过的河，那些他教过书的学校，没有一个名字不是我熟悉的。于是赶紧把提到这些地方的章节复印下来，分几次寄回国让亲友同享──那个时候，钱穆的书还是禁书，无论是《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提到的人，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大多是我不知道的。但在少数我所知道的人中，却有两个使我大开眼界。其中一个是我的长辈亲戚，也算是家乡一带的士绅领袖吧。他虽然在解放前已经故世，但是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时候总免不了提到他，到文化革命的时候，简直成了当地的刘文采，他的住宅，其实早就成了公社卫生院，也成了“收租院”对下一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地方。可是在钱穆的回忆里，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个“革命分子”。他是钱穆的小学体育老师。须知那时正是清政府作的最后一次“改革开放”，废科举，设立西式学校。他想必是在这个现代化浪潮中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体育教师的。“领着学生跑跑跳跳，也能为人师表？”他当年一定是顶着这样的舆论去从事这项“新专业”的，光这一端，就够称得上“革命”了。这还不算，据钱穆回忆，他还是自己民族意识的最早的启蒙者，是他告诉钱穆和他的同学们，统治中国的“皇上”是外族人。这种“革命”思想居然可以在小学生中宣传，看来清政府的最大失误，也是没有把教育抓好。顺便说一句，这个小学体育教师为中国科学院贡献了一兄一弟两个院士。

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人，是钱穆不能忘怀的好友，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深受他的敬重，花了专门的篇幅来回忆。但是我所以会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却完全是因为相反的原因。这是我们小学里同学吵架时，常常祭出来骂人的名字，如果对方同这个人沾亲带故，便只有闭嘴的份，因为他是土改时候被镇压的人物─是地主还是地主的“狗腿子”，当小孩的我们弄不清也记不住了。

因为同钱穆的这点关系，出国后免不了对报上有关钱穆的消息多一份关心。钱穆有一个女儿叫钱宁，也在清华大学作教授，现在好像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前些年台湾尚未开放大陆探亲的时候，当局特别批准让钱宁赴台探望父亲。不料被当时的“党外”人士发觉，按戒严法向“警总”报案，说是钱穆家中窝藏有“共党分子”，要求警方前去捉拿。钱家出来申辩说钱宁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党外”查出她入过共青团，又是不知哪一级的政协委员，仍然属于捉拿对象。最后她只有仓惶离台了事。

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成为后来中文大学的前身，六十年代文革在香港引起动荡，蒋氏父子以国师之礼把钱穆请到台湾。李登辉上台后，有人提出钱穆所住的房子属于国家财产，要求收回，于是钱穆只好另觅住处。他老先生经此折腾，不久即去世了。在台湾本省人向外省人争回权力的过程中，钱穆这样的学者，成了政治斗争的easy tar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