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白
程宝林

一

我选择了这个四川方言，来作这篇文章的标题。

这个词，字面的意思是“洗而发白”，引申的涵义是：被劫掠一空。川人爱打麻将。一个人输得精光，就是被“洗白”了。

想写这篇文章，缘于前不久，我写了一篇《红色旅游与社会和谐》，贴在我的博客上，读者的反馈中，有一位来自我的家乡，从亲戚关系上讲，她是比我年轻10多岁的堂妹。她将自己博客中关于红色旅游的一段，抄录给我，作为对我那篇文章的回应：

“经过了一趟红色之旅，从井冈山到韶山，瞻仰了伟人先烈遗迹，了了心中一大愿望。在我眼里，毛泽东之伟大前无古人，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诗人……当之无愧。这次旅行，大致有几点体会：一，先烈创业艰难。在井冈山，重走险恶的黄洋界，感叹当年红军挑粮之艰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叹服军民在武器和人力都匮乏(的情况下)抗敌的智慧及勇气。参观小井红军医院，讲解员指着一幅照片介绍，在严重缺药缺粮的情况下，排长（？）把食盐留给他人冲洗伤口，爬到外面抓雪和豆子吃，伤口最终溃烂蔓延全身而亡。环境如此恶劣，先烈革命意志如此坚定，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二，商业化太过。韶山到处都是卖毛主席像的，超市小店、田头路边，无所不在。参观毛氏祠堂，拜过毛氏祖宗，有长者模样人送符，符自然不是白送的；三，有意神灵化。讲解员给出了种种故事，神乎其神，并带领我们拜主席神，称毛主席非常灵验。中国的寺庙到处是，神灵到处是，走到哪儿都是千篇一律：拜神求佛。到韶山也一样。究其原因，大概是东南一带经济发达了，人们荷包充实而且信佛，韶山应此潮流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便捷手法。想来国人对先辈革命者的精神已淡漠，非佛法无已动心？四，红色之旅，是让后人记住历史的生动方法。在不断张扬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国，如果没有历史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或是下下代，还会有人相信那些烽火岁月吗？”

二

如果上面的这篇博客，出自一位红色权贵及其后代之手，我不会觉得诧异。他们占据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要津，从权力、到金钱；他们最爱中国，但大多都生活在美国。在那里，他们比美国人更有钱，比中国人更高贵。

我诧异的是，它出自我已10多年未曾谋面的堂妹之手。

从血缘关系上讲，她并不是我的亲堂妹。但她在10多岁的时候，随母亲嫁给我深爱的堂叔，改姓程，我们自此以兄妹相称。

她的家世，可以说浓缩了当代中国农民贫穷、苦难、愚昧、野蛮的全部因子。她的母亲，我称为嫂娘，年轻时丧夫，在1981年前后，带着三个女儿，嫁给了我的堂叔(请见散文《堂叔》，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该书入选该年度“上海市民最喜爱的20本书书目”)，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1991年6月2日凌晨，堂叔为了保护自己稻田里刚施过肥的水不被偷走，和两个年轻力壮的恶邻发生争执，遭到殴打，扭打中“脑血管瘤破裂”去世。笔者曾从四川千里迢迢赶回湖北，到处奔走，申诉，告状信寄到最高检察院，后来，在惨祸发生一年后，获得湖北省检察院某副院长亲笔批示，有关部门曾对我堂叔检验颅骨，“脑血管瘤破裂”的死亡结论就来自那次开棺验尸。

灾难并没有远离这个不幸的农民家庭。她的姐姐，智力障碍；另一个姐姐，前些年，因为家庭琐事引发的夫妻争吵，饮农药自尽。她独自支撑着这个残破的家庭，供养与自己同母异父的小妹，读完大学。从任何角度来讲，她都不是这个国家、社会与政权的得益者与特权者，而是恰恰相反。如果说，继父之死，缘于农民的贫穷，和人民心中的暴力崇拜心理得话，那么，妹妹之死，就是中国农民特有的对生命的轻贱和愚昧。有资料表明，中国8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而农村，80%的自杀者，选择的是喝农药。

她对中国农民几十年来见惯不惊、习以为常的贫穷、愚昧与野蛮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关系，是否作过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呢？它们与她所崇敬的毛泽东先生，有什么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吗？

三

答案是肯定的。

要想了解真实的历史，有一些关键词，是必须掌握的。本来，我可以随手开列这样的一个语汇表，但一想到，这位堂妹或许并不具有检索它们的途径，尽管，她在大学所攻读的专业，恰恰是政治工作理论。

那么，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场景开始，掀开中国当代历史血腥的一幕吧。

在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的回忆录《比我老的老头》的开头部分，讲述了他的表叔、沈从文先生弟弟受刑的经过和情景：官拜中将，任职国民政府国防部的这位将军，抗战胜利后，不忍投入手足相残的内战，解甲归田，回到湖南凤凰县的乡下，当了一名绅士，还在新政权里，挂了个咨询委员之类的闲职，为新政权尽点力气。好景不长，“镇反”风暴降临了。他被押到河滩，坐在自己从军中带回的军毯上，面对红色政权的行刑队，百思不得其解地说：

“想不到你们会这么干！”

沈从文先生，后来毕生不再写任何文学作品，而躲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中，其弟无端被诛，是不是不敢言说的原因之一呢？

这样想不到的事情，在此后中国的历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于兹不绝。

欢天喜地分到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想不到短短的几年之后，就会被“人民公社”拿走。从此，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位堂妹应该有切身感受。

热烈响应号召，热心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想不到一夜之间，会被打成右派，55万中国最稀缺、最金贵的社会精英，委顿成泥。从此，中国不再有说真话的人。由谏士，到弄臣，到奴仆，中华民族开始精神阳痿。从此，民无一言之地，国有万寿之君。

上千万热血沸腾、野蛮如同党卫军的红卫兵，想不到一夜之间，会被赶到荒凉、贫穷、落后的农村里，将自己的青春岁月，虚掷在黄土黑泥之下。

成千上万犯有轻微罪行的人，想不到会在1983年夏天的某个晚上，在全国范围内被一举抓获，然后，从重、从快，判刑、枪决。从此，纯然属于行政命令的“严打”行为，历20年而不废，说“苛政猛于虎”，说“冤狱遍于国中”，应该不是夸张。

还有，那一年的那一天，谁会想到，会发生那件事情？

今后，会不会某一天，警察突然降临，将那些发表过与官方口径不一致言论的人，统统捉进监去？

乐观地讲，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并非完全不可能。而一旦真得发生，那就无可挽回，因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都还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碍它的发生。

靠一条小船起家，抗战时因运输战争物质而有功于中华民族的民生公司创办人卢作孚先生，深知他在新政权下，难以活命，于是，早在1952年，历次政治风暴尚未到来前，知趣地自我了断。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城市的繁荣叹为观止，一小部分中国人的富裕程度，令堪称世界首富的美国也自叹弗如。

但有两样东西，迄今还遥遥无期：言说的自由，与免于恐惧的自由。

四

前不久，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学术观摩电影院，放映了两位中国独立制片人拍摄的纪录片《暴风骤雨》。他们前往中国东北某地的元茂屯，对经历土改运动的前土改工作队员、前贫农、前富农、前地主进行了访谈。

这个屯子，是中国最早进行土地改革的试验村。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是以在这个村子里进行土改的生活素材为依据而创作的。后来，还拍了一部同名的故事片。

那么，这部与故事片片名完全一样的纪录片，实地拍摄的是同一个村庄，它的内容又是如何呢？

片头开始，是一个巨大的、堪称豪华的牌楼，耸立在村口。因为这是中国土改第一村，所以，它理应有这样的气派。

从访谈中，我们得知，故事影片中被枪决的地主，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只有三间草房，是一个外地来的落脚户。

从访谈中，我们还得知，斗地主最起劲的，往往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痞子，所谓的“流氓无产者”。挖浮财时，村与村之间，纠集起队伍，互相挖，掘地三尺。

枪毙地主时，村与村之间，暗中较起劲来，谁都不肯背上斗争不积极的名声。于是，这个村今天枪毙五个地主，邻村明天就得枪毙六个。谁被拉来凑数，该谁倒霉。

影片的结尾，意味深长：在村里的土地改革纪念馆，老师领着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前来参观。一位不久于人世的受访者，坐在轮椅里，和那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交臂而过。年轻、漂亮的女解说员口中的暴风骤雨，与这位亲历土改的老人记忆中的暴风骤雨，是那样的绝然不同，却同样狂暴、残酷、令人恐惧。

影片的最后，出现了几行字幕：在这个有40万人口的小县，800多名地主被枪决。土地改革之后，多少万人参加了解放军(数字忘记了) 。8年之后，农民的全部土地，收归集体所有。

现在，几十年之后，社会财富重新进行了分配和积累。清代以来流行的《剃头歌》所暗喻的轮回：“君看剃头者，头复被人剃”，是不是暗含着社会不安宁的风险呢？我知道，在社会安定的情形下，富人享受特权；但社会动荡的时候，富人就寝食难安了。我们开了一个用暴力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并将原财富拥有者(且不管其财富的拥有过程如何)肉体消灭和政治压制的先例。

看完电影，从黑暗中走出，我和作家画家双栖的文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他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一切暴戾、残酷，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不足为怪。因为人性本恶，根源就在于人的本性。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一切暴戾、残酷，都是原本不该发生的。人性中的恶，是被制度性诱发、引导、鼓励而生，且获得了制度性保护。

最意味深长的是，他是我买房子的经纪人。我们在激烈的争执中，买下了我在美国的第一栋物业，成为“地主”(landlord)。

五

话题回到堂妹的最后一段感悟。

她希望她的孩子，“在个人主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主义中国”，记住革命先烈，记住红色历史。

在中国，历史教育，基本上可以说，是愚民教育的同义语。

“救救孩子”，这是鲁迅在20世纪初喊出的口号。问题在于，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自己？如果只有一本官修的历史教科书，允许我们阅读？

2007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