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记
北 岛

１

夜深了，我关上灯，在噼啪作响的壁炉旁坐下，打开瓶红葡萄酒，品酒听 风声看熊熊烈火。

这是我一天最放松的时候。

酒文化因种族而异，一个中国隐士和一个法国贵族对酒的看法会完全不同 。当酒溶入血液，阳光土壤果实统统转换成文化密码。比如，汉语中描述白酒 的词，如“醇厚”、“绵”，根本甭想找到对应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两个 美国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产酒区那帕品酒，他们透过阳光虔诚举杯，抿一口， 摇唇鼓舌，吐掉，跟着吐出一大堆英文术语。我估摸这多半来自法文，在转换 过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饮食习惯简化了。可译可不译，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关 。一般来说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译，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两大类型：“酒神型”和“日神型”。汉文化本来算“ 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梦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 跟着喝，喝死算。据说那时候灯油昂贵，黑灯瞎火，不喝酒干吗去？后来必然 败给了一个比较清醒的国家——周。周公提出“制礼作乐”。一戒酒，中国人 的文化基因跟着变了。

我酒量不大，但贪杯，说起来这和早年的饥饿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我常 去我家附近的酒铺买凉菜。食品短缺，酒铺改了规矩：卖一盘凉菜必须得搭杯 啤酒。那年我十岁。至今还记得那个位于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铺，门窗 涂成浅蓝色，脏兮兮的，店里只有两张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柜又高又大，摆着 几盘凉菜。我把一卷揉皱的纸币递上去，接过凉菜，倒进铝饭盒，再小心翼翼 端着酒杯，站在门口看过往车辆。啤酒凉飕飕的，有一股霉味。回家路上我两 腿发软，怎么也走不成直线。当时并没体会到酒的好处，以为那是免于饥饿的 必要代价。

头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学们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 背风处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罗衾不耐五更寒”。睡不着，大家围坐在月 亮下，瑟瑟发抖。有人拿出两瓶劣等葡萄酒，转圈传递。我空腹喝得又猛，很 快就醉了，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 情万丈。我猜想，所谓革命者的激情正基于这种沉醉，欲摆脱尘世猥琐生命的 局限，为一个伟大目标而献身。

如果说沉醉是上天堂的话，烂醉就是下地狱。我烂醉的次数不多，原因是 还没等到烂醉，我先睡着了。这恐怕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我有自知之明， 喝酒前，先勘测地形，只要有床或沙发我就放心了。

八六年春我和邵飞去内蒙，朋友带我们到草原上做客。那里民风纯朴，惟 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饮酒唱歌。轮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为止 。蒙古包比较方便，往后一仰，就睡进大地的怀抱。醒了也赖在那儿装死，免 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实在，不会像美国警察测试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发现 他们唱歌方式特别，酒精随高频率振荡的声带挥发而去，不易醉。如法炮制， 我们大唱革命歌曲，驴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产队长给灌倒了。这在当地可算 得奇耻大辱。第二天中午我们刚要出发，队长带来七八个壮小伙子，估摸是全 队选拔来的。他们扛着好几箱白酒啤酒，连推带搡，把我们捅进一家小饭馆。 我的几个朋友虽是汉人，但土生土长，这阵式见多了。杯盘狼藉方显英雄本色 ，双方磕平。队长只好作罢，挥挥手，带众人磕磕绊绊为我们送行。而我早就 钻进吉普车，呈水平方向。

２

车过东胜市。市长没闹清我何许人，设宴招待。那小镇地处边疆，竟有燕 窝鲍鱼之美味，吃了好几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谁知道按当地风俗，市长大 人先斟满三杯白酒，用托盘托到我跟前，逼我一饮而尽。我审时度势，自知“ 量小非君子”，人家“无毒不丈夫”，这酒非喝不可，否则人家不管饭。作陪 的朋友和当地干部眼巴巴盯着我。我心一横，扫了一眼旁边的沙发，连干了三 杯。顿时天旋地转，连筷子都没动就一头栽进沙发。醒来，好歹赶上喝了口汤。

中国人讲“敬酒不吃吃罚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种礼数，一种仪 式，点到为止。“罚酒”是照死了灌，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敬酒 ”在京剧中还能看得到：“酒宴摆下”——其实什么都没有。如今只剩下“罚 酒”了，这古老的惩戒刑罚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头百姓，无一例外。 说来那是门斗争艺术，真假虚实，攻防兼备，乐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 弘扬了中国文化。我女儿刚学说话时，就从她姥爷那儿学会了行酒令：“螃蟹 一，爪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儿。”多么朴素的真理，这真理显然是被酒 鬼们重新发现的。

八三年春，我参加遵义笔会，跟着众人去“董酒”厂参观。午餐很丰盛， 每桌都有个姑娘陪酒。作家们起了歹心，纷纷跟那陪酒女干杯。起初她们半推 半就，继而转守为攻，挨着个儿干，先一杯对一杯，后三杯对一杯，最后那些 想占便宜的男人纷纷求饶，出尽洋相。一打听，这都是酒厂专门挑出来的女工 ，特殊材料造就的，喝酒如喝水，从不会醉。酒厂设此圈套整治一下色迷迷的 男人，也好。

漂流海外，酒成了我最忠实的朋友，它安慰你，向你许愿，告诉你没有过 不了的关；它从不背叛你，最多让你头疼两天——开个玩笑而已。头几年住在 北欧，天一黑心就空了，只有酒陪我打发那漫漫长夜。

在欧洲各有各的喝法。南欧人以葡萄酒为主，从不暴饮，纯粹是为了享受 生活，让阳光更明亮爱情更美好。北欧人酷爱烈酒，是追求加速度，好快点儿 从孤独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就更甭说了，冰天雪地中的绝望非得靠伏特加，被 一棍子打闷才行。我当时找的就是这感觉：被一棍子打闷。

我九○年在挪威呆了三个月，从秋到冬，好像胶卷曝光过度，一下全黑了 。好在挪威水利发电过剩，鼓励用电，白天黑夜全点着灯。我住学生城，和五 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小伙子共用一个厨房。我刚放进冰箱的六瓶啤酒，转眼少了 四瓶半。挪威的酒类由国家管制。啤酒分三级，一级几乎不含酒精，二级的酒 精也少得可怜，只有这两级啤酒可以在超级市场买到，三级啤酒和其他酒类全 部由国家控制的酒店专卖。啤酒贵不说，一到晚上七点，哐当当，所有超级市 场都用大铁笼子把啤酒罩起来，再上锁，就连经理也别想顺出一瓶。每逢周末 ，酒鬼们趁早买好酒，先在家把自己灌个半醉，再上街进酒吧，否则要想喝醉 ，非得破产不可。在挪威造私酒的特别多，在酒精专制下，那些游击战士倒也 没什么远大抱负——“但愿长醉不愿醒”。

我看过一部有关动物世界的电影。一群猩猩吃了从树上掉下来的烂果子， 步履蹒跚，东倒西晃，最后全都躺倒在地，呼呼大睡。要说这就是我们文明的 起源，基于一种因发酵而引起的化学反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我们观察和 梦想的方式。

３

我的老朋友力川住巴黎。所谓“老”，其实倒不在于相识的年头，更重要 的是共饮的次数。每回来巴黎，都少不了到力川家喝酒。力川东北汉子，本是 喝白干的，结果学法国文学学坏了，爱上了昂贵的红酒。他对酒具的重视显然 是受法国文化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酒杯不仅认真洗过，还要用餐巾纸逐一擦干 ，不留一丁点儿水痕。红葡萄酒要提前半个小时开瓶，让它透气。他太太是杭 州人，做得一手好菜。好友三五，对酒当歌，此乃人生之乐事也。喝法国红酒 也有一套仪式：斟上，看颜色，晃动杯子，让酒旋转呼吸，闻闻，抿一口，任 其在牙缝中奔突，最后落肚。好酒？好酒。酒过三巡，牛饮神聊，海阔天空。

我今天喝得猛，先飘飘然，转而头重脖子硬，眼前雾蒙蒙，再细看力川变 成两个，想必是喝多了。力川的声音忽远忽近：“古人说，酒不醉人人自醉… …”我连连点头。人总是需要这么一种状态，从现实从人生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酒醉只忽悠一阵。坐直了，别趴下，跟着众人傻笑。不久力川又变成一个。

我从北欧不断往南搬，像只候鸟，先荷兰、法国，然后越过大西洋奔美国 ，从中西部又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我逐渐摆脱了烈酒，爱上红酒。细想，这 绝对和阳光有关。有阳光的地方，人变得温和，和红酒的性格一致。

我喝红酒的启蒙老师是克莱顿（Ｃｌａｙｔｏｎ），美国诗人、东密西根 大学英语系创作课的教授。他喜欢烹饪，最拿手的是法国和意大利菜。我住在 安娜堡（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时是他家的座上客。佳肴当然得佐以美酒。他 边喝边告诉我一些产地年份之类的基本知识，至于品味则不可言传，非得靠自 学。喝得天昏地暗时，我会产生错觉，他家那长长的餐桌是流水线，克莱顿一 瓶一瓶开下去，空瓶子在桌的尽头消失。墙上的那些墨西哥面具全都活了，狞 厉而贪婪地盯着我们……

他家地下室虽有酒窖，但喝得太快，数目总也上不去，有时只剩下百十来 瓶。于是他开车到处去买酒，把我也叫上。我们常去的是另一个小城的酒店“ 皇家橡木”（Ｒｏｙａｌ　Ｏａｋ），得开一个多钟头。老板摩洛哥人，小个 儿，眼睛贼亮。我们一般中午到，他备上小吃，再开上几瓶红酒，连吃带喝。 他进的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法国酒。买酒的确是一种发现，有的价格不贵， 但很棒。克莱顿兴致所至，不顾他太太卡柔的反对，一口气买下四五箱。我也 跟着凑热闹买一箱，本打算存放在克莱顿的酒窖里，想想不大放心，还是扛回 自己的小窝。

九六年五月我到台北开会。有天晚上，《杀夫》的作者李昂领我到一家酒 店。店面不大，顾客多是律师医生名画家，三五成群，围坐在空木箱上，开怀 畅饮。空酒瓶排成队，一看都是极昂贵的法国名酒。在台湾喝红酒成了新时尚 ，好歹比餐桌上灌ＸＯ强多了。饮酒居然也和强势文化有关，明码标价，趋之 若鹜。其实法国红酒根本配不上中国菜，特别是川湘菜，味重，舌头一木，好 酒坏酒没区别。

我忽悠一下打了个盹儿，赶紧正襟危坐，装没事人儿一样。时间不早了， 由力川夫妇督阵，让一个半醉的朋友开车送我回家。巴黎街头冷清清的，偶尔 有酒徒叫喊。我到家，磕磕绊绊上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插不进锁里。我单 眼吊线，双手合作，折腾了半天，才发现拿反了钥匙。卡嗒一声，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