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反击之后的反思
魏邦良

在我眼中，高尔泰是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文化好汉。他是学绘画的，但却以一篇《论美》跻身美学界；他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却有一身好武艺；他因为能画毛泽东的标准像才从鬼门关——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人生经历，使他笔下的文字变得异常厚重、凝练，令人荡气回肠也让人惊心动魄。

作家徐晓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一文中，对高尔泰有一番深情而准确的描述：“不随俗，已经不易。不从雅，则更不易。与另一些声名远播的、此落而彼起的知识分子不同，高尔泰的辉煌是货真价实的，有他虽不是跌宕浩繁但独树一帜的文字为证；有他虽没有流行的效果但潜在而持久的声望为证。……不管是大起还是大落，不管是行文还是为人，高尔泰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圣徒般的悲壮，也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英雄般的豪情。他控诉，但不止于个人的悲苦；他骄傲，但同时也有悲悯；他敏感，但不脆弱；他唯美，但并不苛刻。”①

读完高尔泰近作《寻找家园》，最打动我的也最让我叹服的是高尔泰的悲悯情怀、忏悔意识以及他的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可贵精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全国性大饥荒到处蔓延时，高尔泰因为受外单位邀请画一些配合形势的宣传画，画面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逐言开。白天迫于压力做假，晚上他则陷入极度不安之中：“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扩大灾难……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

一次，高尔泰和几个同事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开荒。为了改善伙食，高尔泰受命和另一个同伴去打猎。当他俩吃尽辛苦追到那只受了伤的羊后，高尔泰的心一下揪紧了：

“它昂着稚气的头，雪白的大耳朵一动不动，瞪着惊奇、明亮而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如同一个健康的婴儿。

我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我能够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

慢慢地，它昂着的头往旁边倾斜过去，突然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它动了动，像是要起来，但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肚皮一起一伏，鼻孔一张一翕。严寒中喷出团团白气，把沙土和草叶纷纷吹了起来，落在鼻孔附近的地上和它的脸上。

我坐下来。不料这个动作，竟把它吓得急速地昂起头，猛烈地扭动着身躯。我想我在它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凶残可怕的血腥怪物呵！事实上也是的，我真难过。”②

正是这些真诚、无情的自剖，显露出高尔泰高贵的品质。高尔泰因一篇《论美》被打成右派后，饱经磨难和打击，饱受摧残和侮辱，但他没有因此呼天抢地愤世嫉俗；没有因此消沉麻木一蹶不振；更没有因此染上告密、诬陷、谄媚等时代病。虽然在那个荒唐的是非颠倒的年代，高尔泰出于自卫、求生的本能，难免做出一些违心之举，但他总能对自己不恰当的言行予以及时而深刻的反思，以最快的速度将大脑中的思想毒素排除干净。

即使在那样一个魑魅魍魉猖獗一时的年代，即使在遭受家破人亡的惨痛打击之后，高尔泰仍难能可贵地对自己的言行予以冷静而充分的反思，像孔子所说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一个高贵、大写的人，由此屹立于我们眼前。

一九六二年，26岁的高尔泰从劳改农场出来后，费尽周折，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找到一份差事。但此地并非世外桃源，不久，高尔泰就卷入研究所的派系斗争中。当时，敦煌研究所有两派，一派以老所长常书鸿夫妇为首；另一派的头领也是一对夫妇，丈夫叫贺世哲，妻子叫施娉婷。

高尔泰能在敦煌研究所立足，应归功于常书鸿所长的热心奔走。出于报恩，高尔泰无法不站在常书鸿夫妇这边。但贺、施夫妇也极力拉拢他，而且，由于一件事，贺、施夫妇和高尔泰成了朋友。“他俩要创办一份杂志，叫《敦煌研究》，要我给创刊号写篇文章，叫《敦煌艺术的人民性》。我说我不知道‘人民性’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资料室里材料很多。我说我曾翻了翻，好象谈‘继承’的文章，都必谈人民性。但是这个词的意思，从来就没有界定，它好像是从苏联来的，看苏联人的文章，好像更糊涂。

那时中苏交恶的事还没有公开，施娉婷警告我：这话只能在我们家说。贺世哲笑道，我倒是很欣赏你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施说我也是，这不是叫你去到处乱说，小心别人抓你的辫子。”

还有一件事，也使高尔泰对贺、施夫妇很有好感。“多年没有工资，到敦煌，每月工资八十三元，除了伙食费，全都寄给母亲。贺施一再劝阻，告诉我该寄多少留多少。说那边够用就行，你得有个动机：买书、添衣服，置用品，都要钱。粮食定量二十八斤，硬碰硬也不成。还有，你将来总要成家，一点儿积蓄都没，行吗？这些话，同我母亲说的一样，我感到亲切。”

两派头领和高尔泰关系都不错，高尔泰哪个都不想得罪，但问题是，他必须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无非是站队问题。受常深恩，我不能从众，除了竭尽全力搞好新壁画创作，别无选择。贺不谅解，提出一个‘新洞窟创作什么人挂帅’的问题，我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喊打。怒火之猛烈，大有食肉寝皮不可稍待的势头。有一种掉在鳄鱼池里的感觉。”

不久，“文化革命工作组”驻进研究所，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所里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贺世哲任组长。

作为打倒常书鸿的突破口，第一个批斗的就是高尔泰，批斗完毕，喝令他在家写检查。而高尔泰通过写检查，给了贺世哲重重一击。

“我检查自己的错误之一，是反对文革组长，因为他公开场合指控我反动透顶，私下里却称赞我能独立思考；公开场合批判和平主义和战争恐怖论，私下里却说战争是残酷的；指控常书鸿不支持他创办《敦煌研究》是压制对封、资、修文化的批判，但《敦煌研究》创刊号的内容，全是封、资、修。作为旁证，忆写了一份创刊号目录，和每篇文章的内容的提要，一并交给了工作组组长、空军军官于家声。”

一个月后，全所开大会。工作组要高尔泰在会上和贺世哲当面对材料。“看得出来，大家同我一样，毫无思想准备。但许多人立刻就敏感地意识到，文革组长同一个已结案的牛鬼蛇神对质意味着什么。不但纷纷出来替我我作证，而且揭发出大量我所不知道的贺的问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定时炸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突如其来的变化终于让贺世哲败下阵来。“他先是瞟一下我、又瞟一下工作组。工作组始终沉默着，个个脸上没有表情。他终于紧张起来，频频用手指疏理头发，动作过分用力。一再取下眼镜擦镜片，老擦不完，手也颤抖。我望望那边沙发上的施娉婷，她不断变换着坐的姿势，左顾右盼，更明显地透露出，一股子在心底出现的恐惧。”

反击成功后，高尔泰的内心感觉是什么呢：“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很快就消失了。沉淀下来的，是深重的悲哀，为自己，也为他们。”

按理，对贺世哲这样惯于兴风作浪、长于造谣诽谤之徒予以迎头痛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大快人心，而高尔泰为什么感到“深重的悲哀”呢？我想，高尔泰的反击本身无可非议，但他的反击手段似乎不太光彩。把贺世哲夫妇和自己的私下谈话当作重磅炸弹投向对方，虽属迫不得已，但毕竟有违做人的厚道。揭发、告密本是贺世哲之流惯用的伎俩，而现在，高尔泰竟无师自通学会了这一切，且运用起来颇为得心应手，这不仅让高尔泰感到“深重的悲哀”，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面对这一切，也会感到“深重的悲哀”。

用告密、揭发的方法反击贺世哲，虽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以其人之身，也显露出高尔泰特有的机智和勇敢，但无庸讳言，高尔泰这样做的同时，也无意间把自己的人格水准降低到和对方同样的高度。不过，应该指责的是那个残酷而荒谬的时代，是它让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出于自卫、出于求生，不得不学会一些令自己厌恶的卑鄙伎俩——其令人痛心之处如同一个清白女子因为遭强暴而染上性病一样。不学会咬人，就难以生存，这，正是那个可怕年代的残酷、荒谬之处。好在高尔泰能对自己的行为予以及时的反思，所以，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反击成功而沾沾自喜，而是从中咀嚼出一丝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悲哀。这丝悲哀将给予我们这些后来者以足够的警醒和绵长的回味。

徐晓《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孩子》中，有一处说法不够准确：“……有打人成性，最终被他（高尔泰）打服了的工人阶级王杰三；……”其实，王杰三并不是被高尔泰打服的，王杰三是因为被高尔泰抓住了把柄才不得不服的。

王杰三何许人也？高尔泰在《伴儿》一文中对他有详细的交代：“王杰三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汽车司机。粗壮雄健，腹胸四肢杂毛连颊，一股子江湖豪客的剽悍之气。他当过国民党驻军廖师长的司机，跟着廖师长耀武扬威，人见人怕。到饭馆里吃喝，如果廖师长对饭菜不满，他就把桌子掀翻。四九年后廖师长被枪毙，他坐了一年牢。出来后生活无着，常书鸿看中了他的驾驶技术，让他到所里开车，当了工人。”

让高尔泰恼火的是，这家伙经常在深更半夜踢他家的门：“他常去拉煤，每次都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以后才回来，一肚子怒气。每次回来，都是一下车就来猛踢我们家的门。踢到我下了床开了门，他吼一声‘卸煤去’，就走了。这完全是他个人加给我的任务。他只叫我不叫别人，也并不是特意同我过不去，而是因为他从煤场回家正好要经过我家。更深夜半，他累了，不想再费心绕道去找别人。”

对王杰三的蛮横，高尔泰当然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怨气在心里积久了，总要爆发的。一次，在深山开荒，两人终于交起手来：

“冷不防他猛一脚蹬得我栽到斜坡上。我在滚下去以前刚好来得及抓住那只脚，把他一起拖了下来。两个人撕扯着往下滚，一直滚到谷底。我愤怒得丧失了理智，在他已无力还手时骑在他胸脯上拼命打他的耳光。他是络腮胡子，刚刮过不久，胡茬儿扎得手掌心烧痛，我都顾不得了。刚停下来，想到他深夜踢门的情景，就又打。”

打打停停，不知道怎么收场，渐渐冷静下来，高尔泰想到后果，害怕了。“又把他拉起来，替他整理扑打衣服头发，找回他的帽子并替他戴上。戴上后左看右看，做着鬼脸，想把这件事弄成一个玩笑，但是不成。不管我怎么示好他都不买帐，喉咙里兀自嘟囔：好哇你，阶级报复，咱们走着瞧。”

一路上，尽管高尔泰不断求饶，百般讨好，但王杰三不为所动。情急之下，高尔泰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追上一步，同他并排走，说，王师傅，我听信了一个谣言，说你是廖师长的司机，反革命的走狗。这分明是恶毒攻击伟大的工人阶级，但我思想没改造好，革命警惕性不高，糊里糊涂信了，以为你是混进工人阶级队伍的阶级敌人，把工人阶级你当反革命来打，这不是毛主席说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吗，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必须重视。回去了我给军宣队、工宣队，还有全体革命群众做检讨。”

听了这番话，开始，王杰三还很镇定，但一会儿他就沉不住气了：

“走了很长一段路，突然说，我告诉你，你检讨对你不利。我说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怎么还能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割尾巴，就不能怕痛么。他站住了，转身面对我，说，你以为一检讨就没事啦？事儿越说越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劝你别来事——我这是为你好。我说我知道王师傅一向关心我，我很感谢，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怎么办？他说，怎么会呢，这是在戈壁滩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

我说，那我就听王师傅的话吧。他高兴了，又说，我这是为你好。”

出于自卫，高尔泰无奈之下只得威胁对方要揭对方的老底。这一招果然奏效。但我想，高尔泰如愿以偿之后除了松了口气外，绝不会感到高兴。因为靠揭老底、抓小辩的这种近乎无赖的办法制服对方，绝不是高尔泰所想做的。王杰三认输了，但高尔泰并非胜利者，因为他不是靠文明的思想去感化对方，也不是靠正义的力量来制服对方的。他教训对方的办法恰恰是他自己所深恶痛绝的，换句话说，高尔泰为了制服一个小人而不得不做了一次小人。

高尔泰对王杰三的反戈一击，让我想起“钱锺书打人”事件。钱锺书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了那个“革命分子”，但打人之后的钱锺书并没有伸张正义的快感，反而对自己的行为很不满，他大发感慨道：“和什么等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

当然，罪魁祸首仍然是那个荒谬的人妖颠倒的年代，它让善良的人变得凶残；让斯文的人变得野蛮；让淳朴的人变得狡狯。我想，那个冷酷、野蛮年代的最可怕之处，或许在于它让人们被迫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上。”（电影《凡尔杜先生》的台词）

当然，高尔泰是不会接受这个观念的。一个勇于反思、勇于自剖的人，是不会让愤怒之火吞噬自己的良知的，也不会让荒谬的时代扭曲自己的心灵，更不会让污浊的社会腐蚀自己的品德。相反，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他学会了宽恕别人，也学会了拷问自己，正因如此，他高贵而圣洁的人格才在那个黑暗年代奕奕生辉。

常书鸿先生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某种程度而言，他是高尔泰的恩人，因为，正是在他的热心关照下，高尔泰才得以在敦煌艺术研究所觅得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文革爆发后，两人的命运就绑在一块了。

　　“大家成了革命群众，先生成了革命对象。把我这个右派分子调进敦煌这件事，成了先生反对革命的证明。我的问题都成了他的问题，因为我是他弄来的。大家以此为突破口，揭发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黑店。我则被说成他们的黑帮死党。开他们的斗争会，有时也拉我陪斗。”

　　　　但一个偶然的事件让常书鸿夫妇的命运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个叫韩素英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

其时住在酒泉的高尔泰闻讯后，便去兰州找这位老领导。“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吗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

可是，对于远道而来的高尔泰父女（因为妻子早逝，高尔泰无论到哪只能将幼女带在身边），常书鸿夫妇却十分冷淡，全然没了过去的那种热情。忍受不了对方的敷衍，高尔泰愤而告辞。

“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吗，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高尔泰去世不久的妻子）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又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

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

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几个月后，高尔泰遇见一个名叫吴坚的人，此人曾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后在文革中被打倒。从吴坚口中，高尔泰才得知，常书鸿的处境并不好。

“……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得转吗？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

吴坚这番话，使高尔泰陷入深深的反省中，他对常书鸿先生的抱怨、恼怒完全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和愧疚。

“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蛮横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混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一个人，只有愿意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才会虚怀若谷宽容别人；才会毫不留情苛求自己。一个人，只有勇于反思、勇于自剖，才会冷静而无情地审视自身的丑陋和卑琐，只有这样才会防微杜渐防止人格的蜕化变质。高尔泰正是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