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世俗？
林纯洁

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关于平台名将施琅的主题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以下简称《施琅》)，一经播出便引发了海内外华人在网络等各种媒体上的广泛争论，甚至已被称为“2006年思想事件”。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施琅：有的人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为平定台湾、统一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人则认为他背叛明朝孤臣，是个无忠无义的“三姓奴。” 正反双方立场鲜明，互不相让。其实类似的争论早已不是第一次了，前几年争论是否应该在中学教科书中把岳飞列为民族英雄，前年沈阳隆重纪念清军入关360周年引发质疑，今年年初又有泉州召开纪念在清史中列为“贰臣”洪承畴的学术研讨会，认为他为促进满汉融和、稳定战乱后的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建造承畴纪念园，也引发了广泛争论等等。这些现象及其引发的争论其实都涉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尤其是在古代同少数民族政权发生关系过程斗争或投降的著名人物。而中国目前处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上浮躁之风弥漫，传统价值观念中的优良部分消失殆尽，而新时代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也未完全建立起来，总体上显得混乱，对历史的评价也因此变得极端的世俗和实用。

中国历史十分漫长，易代频繁，早就涉及到易代为臣的评价问题。如五代时的冯道，事四朝，侍十帝，开始时被认为是与孔子齐寿的不平凡人物，但到了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对冯道开始大加批判。葛剑雄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乱世的两难选择》，试图为冯道说些公道话。葛先生认为：“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 葛先生讲的很有道理，但这种理论却很容易成为汉奸的辩护词。本来在抗战中中国就涌现了大量汉奸，若都信奉这种理论，日占区的人就可集体做汉奸了。

在现代世界日趋激烈的国族竞争中，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强势地存在下去，维持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心理是必不可少的。要维持这种认同，就必须对本国族内背叛这种认同的人加以谴责或处罚。因此在目前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对近代以来的汉奸大加批判是绝对必要的，对古代涉及当代民族关系的“贰臣”、“汉奸”不能过分批判，但也不能盲目加以肯定，最好让他们静静地呆在历史上，让懂历史的国民来理智评价。

欧阳修之所以对冯道大加批判，因为修史不同于研究历史，后者可以出于一种同情之了解，前者则有明确的目的，尤其在对人物的评价上，表扬某人即鼓励后人效仿他；贬斥某人即警告后人莫重蹈覆辙。如果宋人修史对为官四朝、侍奉十帝的冯道仍加褒扬，那么就很难想象宋人的精神面貌会是怎样。当今的历史正剧其实也无意中承担了古代修史的价值判断作用，历史正剧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因其现代的传播速度而具有古代史书所无法比拟的民间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历史正剧更应该加强历史意识，慎重评价历史人物、慎重选择英雄典型，把握好评价历史的尺度。以施琅为例，的确为中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固然不能帝制时代的道德来苛求古人，但他三叛其主，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以古今中外的各种道德要求来看，都的确是有亏的。我们能树立这样一个人作民族英雄吗？

中国目前评价历史人物有一种倾向是极为错误和危险的，即以今天的民族关系和过分以历史结果来看待古代。《施琅》的最早倡议者陈明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这样解释施琅的投降举动的：“这时的清廷已经全面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并且通过执政政绩和文化归化逐渐获得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已经由一个“入侵者”转换成为“统治者”。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是很难纳入某个逻辑架构定性的。”但如果按照陈博士这种逻辑，假设当年日本战胜中国，也在中国全面统治，也努力执政，进行文化认同，中国一定不缺乏陈博士这样的人为其合法性摇旗呐喊，这也正是抗日战争时，有如此多汉奸的原因之一。笔者在这里无意影射陈博士，但要批判的是这种思维方式。这里含有一个很危险的问题，以当时中日国力之悬殊，日本战胜中国并非不可能，但更重要的是，历史会怎么写。按照陈博士这种逻辑，若干年后，教科书上一定是这么写的：“汪精卫为中国的统一和战后稳定局面、促进中日两民族的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和蒋介石则顽固不化，是叛军之首。”这是个任何中国人都不愿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但目前的历史评价体系却确有此倾向。历史上与中国对抗再厉害、对中原百姓危害再大的民族，一旦成为中国的统治阶层，一旦进入中国的正统谱系，中国的文人便会对其大肆贴金，避讳其过，粉饰太平。笔者在此无意指责或影射满族或蒙古族，也无意将历史上的满族入关与日本入侵相并列，只是对就前者征服中国的事实和假设后者征服中国后的相同价值评价体系有质疑。

而之所有会有这种倾向，就是将历史塑造成现实需要的东西，将历史世俗地理解成一个可以实用的工具，盲目影射或类比。现实中的台湾问题，早已超越了中国历史的传统架构，十分复杂，施琅平台等事对现实并没有太大影响。拍一部《施琅》，能对当今的统一大业作多大贡献呢？是不是台湾人看了《施琅》就乖乖归顺统一了呢？是不是解放军看了《施琅》，战斗力就增加了一倍，“以武促台”更有把握了呢？是不是全国人民不看《施琅》，就忘记了收复台湾的统一大业了呢？都不是，那么中央台花大力气拍《施琅》，无益地引发这么多争论又是为什么呢？ 这种世俗历史观下的作品，本身也没有太大意义，得不偿失。

本文开头指出的一些地方的作法无不是这种世俗历史观的体现。改革开放深入后，很多地方开始挖掘历史上的本土资源，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南阳和襄樊争夺诸葛亮的隐居地，浙江数县争夺西施浣纱水，甚至戏剧中的梁祝之地也要出来争争，这些倒也罢了。但一旦牵涉到中国大多数人的民族感情，就不可如此儿戏了。比如沈阳纪念清军入关就是件很不合适的事，无疑清军入关这件事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作为学术讨论的范畴是无可质疑的，但当地政府参与其中后，宣传入关对中国历史的无比巨大的正面意义就不正确了。中国现在是一个团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满族也早已成了兄弟民族，但不可否认历史上汉满之间的确存在很大的矛盾，直到上世纪初，中国的革命者如国父孙中山还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革命目标的，更不用说在满族入主中华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汉满之间的矛盾之大了。现在沈阳纪念清军入关，且不说全国汉族的感情，只以扬州和嘉定的人民来看，他们会怎么想呢？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宣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事，也不能抹杀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开疆扩土，开创“康乾盛世”的伟大功绩，但也不能一味颂扬。前者有隐盖历史之错，后者则有数典忘祖之嫌，毕竟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在不伤害少数民族人民的感情的同时，也不能伤害广大汉族人民的感情。笔者认为，评价清朝的功过一定要慎重。比如清朝有历史上的贡献，可以正确评价，但不能走向极端，将清朝一切都认为是好的，大肆宣扬。

这些地方无视历史的真实，世俗地将历史虚无化和实用化，完全使之为经济建设服务是不理智的。沈阳不纪念清军入关，经济就不能发展了吗？泉州以其千年名港的地位，没有洪承畴，就不知名了吗？

甚至在这个世俗的观念下，并不真正涉及对历史的评价，而只是将历史拿来所用。现在要解决台湾问题，就宣传一下历史上的平台名将，而不顾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品质。现在要发展经济，就查一下地方志，看有哪个人在历史上名气大，而不管他的名气是好还是坏；或看一下，本地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大事，不管其历史影响究竟如何，就盲目宣称其正面意义重大。于是大家一起发财，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全变成饭桌上的招商引资。但这种极端的世俗客观上却将历史的评价体系及其对民众的超越一定世俗的引导作用完全破坏了。

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在这个问题上并未能够引导好社会的舆论，甚至有一种失语，这才导致了这么多争论。又比如，即使在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已六十多年了的今天，还有人写文章为陈公博、周佛海翻案，认为他们不是汉奸。大肆为汉奸翻案，只能引发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在社会转型的大风浪面前，显得更加无所适从。重新挖掘和宣扬历史上的优良道德传统，摆脱这种极端世俗的价值评价体系，为当今社会的转型保驾护航，为中华民族今后的安身立命，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

中国人，你不能再如此世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