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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贪腐的文化特征
郭宇宽

我觉得，对一些特定区域的腐败作为文化现象来分析不仅仅在反腐领域中具有普遍教育意义，同时还具有学术价值。今天的反贪形势相当严峻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共识。一个清官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被贪官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稍有不慎，或者不肯就范，就会被淹死，被呛死，或者被掐死。被撵走的算走运。与此同时，贪官们的记录也在不断地被刷新，从开始的几十万，几百万，到上千万，到上亿，到几个亿，现在的纪录应该保持不了多久的。

为什么清官不做要做贪官，除了人为财死这句古话，不可否认信念崩溃起了关键的作用。失去了信念，也就等于失去了理想。有理由相信，当今的贪官都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跟确切地说，他们都是悲观主义者，虽然他们在台上慷慨激昂，信誓旦旦，带着理想主义者的面具造谣惑众，暗地里却做好了两手，甚至多手准备。他们进可攻，退可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其特征酷似以前常说的“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从上世纪初到解放，上海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城市一直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身无分文的洋人们如沙逊，哈同等先后来此发迹的事实启发了当地的地痞流氓。青红帮“老头子”王金荣就是代表。他从白手起家到控制租界娱乐业，发展到全上海的娱乐业仅仅花了十年时间。

青红帮的特点是组织严密，内部团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喽罗们一旦有事“老头子”王金荣绝不会不管。当年汤恩伯的儿子在共舞台（现在的大世界）看戏时被青红帮的小喽罗们打伤，汤恩伯随即命令他的警卫团把共舞台团团围住，一定要王金荣交人，否则共舞台的工作人员，（其中有青红帮成员）全部抓回江湾司令部审问。王金荣当时在先施公司楼顶，一边拿着军用望远镜看现场，一边等蒋介石的电话。这场纠纷最后由蒋介石出面打圆场才没有闹出人命。没有料到这个当年家喻户晓，但是由于时代久远而彻底忘却了的记忆两个月前被陈良宇在中纪委住所对面的大楼架设电子望远镜观察的行为刷新。不管他是不是有意模仿王金荣，他的焦虑心态和当年的王金荣极为相似。

作为上海帮的现任老大，他要做的事不仅仅是确保自己平安无事，而且还要“保一方平安。”他的官商勾结的手法和规模可以说独创。诚然，十年前辽宁的贪腐也可以被说成是官商勾结，但是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形式上，辽宁的贪腐跟上海的相比，最多只能算是“土匪乌托邦式贪腐”，其情节结构与“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威虎山和奶头山十分相似；土匪头目披着大衣坐正中央，两边按辈份功劳坐着小头目，大堂前面众土匪喝酒，划拳，啃鸡腿。刘涌，慕绥新，马向东，焦玫瑰简直就是坐山雕，许大马帮，蝴蝶迷等的再世或翻版。这种腐败的区域文化特征还能从电视剧“刘老根”的山庄故事的情节结构中显示出来。当然“刘老根”的主题并不是关于腐败，但是片中的乌托邦山庄，包括它所显示的权力关系等等从情节结构的意义上说跟坐山雕的威虎山和许大马邦的奶头山实乃同出一宗。

上海的贪腐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是有组织，有纪律，有领导，有分工的配套行为。其中主要的特点是一人发迹，众人受惠。从这一点来看，跟当年的青红帮十分相似：老大王金荣指挥一切，帮中兄弟各尽其职，（开始是娱乐业，后来发展到金融界）红利人人有份，按贡献大小而定。看看现在的上海帮是怎么运作的。首先，陈良宇作为首脑在帮里的绝对权威不输当年的王金荣。陈良宇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不等于他不会说，而是要么不说，说出来就要做到。据说他乐于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在上海我说了算。”比较一下王金荣当年跟蒋介石较劲时说的话，“在我面前乌吆喝六有什么稀奇，有本事看上海滩上谁说了算。”

王金荣从来不亲自顾问他自己的生意，一切全都放给他的手下去管。他的诀窍是让手下分工，账房们互相见面不认识，再从他们那里归到他亲信的总账房。一般性的赏赐，不用经过他点头，手下说了就算。陈良宇也有许多“账房”，但是管总账的只有一个。上海的副处级以上干部号称六万。陈良宇对他们的承诺是半价购房，另一半说是由公家出，其实是房地产商迫于威权让价。（地产商把房价稍微抬高一点，吃不了亏，吃亏的是购房的民众，这一点不用多说了。）这样一来，上海的六万副处级以上者实际上就成了受恩惠于帮主的帮会成员。此外，陈良宇还对各区的党政干部给于多种优惠，甚至还可以选择，譬如说，轮流出国考察，不想去的可以把折合的金额抵他们的购房款。这跟当年王金荣靠这种笼络下属的手法在上海滩发迹毫无二致。与此同时，几十亿的脏款正在悄悄进入他指定的账号。

辽宁的土匪式贪腐，是明目张胆地掳掠穷苦百姓，因而虽然手段极其残忍，但是由于敲诈百姓就像“枯树杆上扒皮，”到手的往往不够分。这样的经济来源非但难以形成有规模的贪腐组织，连现有的几个攻守同盟者都弄得跟酒肉朋友似地靠不住，容易起内讧，把事情抖露出来。上海则不同，可以说遍地是钱，因而陈良宇也养得起他的成员。秘书九百平米的不动产加几百万现金就是一例。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要是他宝山区区长做成，不到一年，他的家底保守估计也能翻两翻。

连一个小小的秘书都这样，其他成员就不用说了。帮派就是帮派，否则，为什么这样明目张胆的贪腐在上海政府内就没有人出来制止？上海的检察院怎么处理举报人的？对贪官们的宽容难道不是对人民的犯罪？

他们大部分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就和商务活动挂钩。在为民办实事的幌子下从事权钱交易。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比谁都先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如果制度不变，他们仍然做他们的官，钱一进海外银行，进可攻，退可守，子孙都不愁。如果制度变了，他们甚至不用摇身就变成了董事长或企业主。前苏联和东欧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这样做了。

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些铺天盖地的贪官没有什么可怕的。道理很简单，执政党出现丑闻就会变成在野党。可是中国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贪官们拥有一切优先权不说，还控制了媒体，甚至还能够制造冤狱，因为有先例表明，大贪官们控制着司法，而司法其实也是整个城市或区域的贪腐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作用和功能不仅仅能轻而易举地把那些敢于站出来指证他们的人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监狱，还能以种种借口为巨贪行为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