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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
卢新华

初秋，酷热依旧，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摄制组来到上海，邀我配合拍摄一档叫做“见证伤痕文学”的电视节目。二十九年过去，许多往事恍如隔世，“若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以至于有时竟疑心起《伤痕》这样一篇如今静静地躺在文学史上，大概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已很少有人问津的短篇小说，当年是否真地出自我的手笔。也忍不住问：确曾有过“我”吗？这样想，更感到《伤痕》能够问世，端赖于当年的众缘相助。于是，“因缘”两个字一时竟如秋夜满把清光，訇然泻满心头，久久徘徊不去。也就进一步想：历史，其实真是说不清道不白的。君不见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哪怕再小不过的一件事，动辄也会牵扯到成千上万的“因缘”？有感于此，遂决定从尘封的记忆中搜索出几件与《伤痕》问世有着比较特别的因缘道来，以感谢和纪念那些曾为催生《伤痕》作出过特别贡献的师长和朋友，同时也给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点很可能是属于“野史”的资料吧。

《伤痕》最初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责任编辑或者说主要负责与我联络的编辑是当时的文艺部部委钟锡知先生。但在我的心中，《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其实应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文学评论专业班的墙报，时间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地点四号宿舍楼底层拐角处，主编则是同班同学倪彪。那时，我们刚刚进校，因为是十年文革后第一批通过考试入学，兼以名校，白色的校徽佩在胸前，人人都意气风发，恨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于是，就有人提议成立各种各样的文学兴趣小组，例如小说组、诗歌组、散文组、文学评论组等，并很快得到热烈的响应。我本分在诗歌组，但接触鲁迅等三十年代作家以及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多了，忽然觉得比较起诗歌而言，小说的容量和影响更大，于是就动心起念“跳槽”到小说组。其时，班委会已然决定要出第一期墙报，并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我后来当然是因为受了鲁迅先生《祝福》一文的影响而写《伤痕》的，尤其许寿裳先生评《祝福》的一段话当时更令我激赏：“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然而，细细想来，最初的写作动机应该还有为出墙报“应差”的因素。《伤痕》是在泪水中完成的，因为深恶痛绝当时文章的假、大、空，写作过程中，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师承三十年代作家们真实朴质的文风。写完后，自我感觉很好，但请个别老师和少数几个同学看过后，他们却不以为然，并向我提出了一大堆让我深感困惑的理论质疑。我于是由十分地自信转而十分地灰心，终于将手稿锁进抽屉。偏偏这个时候，沉着、稳重且总是面带笑容的小说组组长（大概还兼班级墙报主编）倪彪同学推开寝室的门探进头来，见我刚刚爬上靠窗的上铺，于是扬扬手，“嗨，过两天要出墙报了，你小说写好没有，得交了。”我一时无语，连将《伤痕》捧出去交差的信心也丧失了，支吾道：“唔，知道了。”想了想，翻身下铺，打算重写一篇，且也起了个头，但就是写不下去，心里一松劲，还是将原本锁进抽屉的《伤痕》翻出来，用五百字一张的方格稿纸仔细誊好，然后忐忑不安地交了出去。

然而，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好像是周末，忽然听到寝室门外一片嘈杂的人声，打开门走出去，但见门外的走廊上围满了人，正争相阅读着新贴出的墙报头条位置的一篇文章，大多是女生，不少人还在流泪。我忙探过头去，终于认出那稿纸上我的笔迹……自此以后，直到《伤痕》正式发表，这墙报前，便一直攒动着翘首阅读的人头，先是中文系的学生，继而扩展到新闻系、外文系以至全校，而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也成了复旦校园的一大奇观。难怪后来有人夸张地说：当年读《伤痕》，全中国人所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

上海《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先生很快得到这个信息，凭着他对新闻独有的敏感，马上托人找我要去一份手稿。后来我知道，将这个信息传递到《文汇报》的，是住在三楼的一位我们中文系刚刚留校的女教师，名叫孙小琪。她曾在安徽蒙城插过队，钟锡知先生曾去当地采访过她们所在的知青小组，并撰写了长篇报道文学，此后便与知青中的许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先是将小说的情况说与她的一位女友俞自由听了(其人当时在安徽某县当县长，和钟锡知先生关系特别熟稔)，因之迅即反馈给了钟先生。这样，《伤痕》这只纸叠的小船儿，经由她和她的女友的热心推助，忽然一下子驶进深广莫测的历史大海洋中。然而，它那时的命运其实还是很不确定的。要去我手稿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报社从没有给过我任何的允诺。我只是后来才从钟锡知先生那儿知道，他们当时打出了小样，在上海文艺界反复、广泛地征求意见，此后又藉开会之机去北京征求意见。火车的软卧包厢里，上海文联主席钟望阳先生和他同行，再番谈到《伤痕》，钟望阳先生说：“如果你们文汇报不方便发表，就给我们用在复刊后的《上海文学》第一期吧。”可惜当时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我，是无从知道这些后来才“解密”的内部消息的。有感于《伤痕》手稿自从进了《文汇报》便“泥牛入海无消息”，我的一些要好的同学就建议我向《人民文学》投稿，还帮我整理了一份介绍《伤痕》在复旦校园引起轰动的信函，并一个个认真地署了名。依稀记得的有李辉、颜海平、李谌、周章明以及同寝室的唐代凌、吴秀坤等。遗憾的是一个多月后收到的却是《人民文学》一纸铅印的退稿信。然而此时，《文汇报》方面也终于有消息了。是七月底或者八月初的一天吧，忽然有人带信要我去《文汇报》一趟。那时，《文汇报》的社址还在外滩的圆明园路，楼高七层，贴瓷砖，铺地板，感觉着很高也很气派。我是在六楼文艺部的一间面南的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钟锡知先生的。他人不高，有些瘦，但很白，很精干，稀疏的头发傲然后扬，两眼明亮而有神。他告诉我：“你的小说可能要用，有些修改意见要和你谈谈。”依稀记得，意见大约有十六条。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来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又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遵嘱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着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我笔下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的光明结尾。现在看来，这些修改意见尽管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思维的某种局限，却也真实地反映出《文汇报》同仁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发表《伤痕》时，所表现出的一种极其细致和负责的精神。

谈到《伤痕》，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及的，那便是《文汇报》的原总编辑马达先生，没有他的魄力、胆识和决心，《伤痕》这篇小说大概也就不可能最终与《文汇报》结下不解之缘。可是，据马达先生回忆，小说发表前，他曾将小说的大样送呈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批示。他们是好友，文革中曾一起蹲过牛棚，对时事有着许多相近和相同的看法。他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而很快，洪泽先生也就批示“同意发表”了。所以，也可以这样说，洪泽先生的批示，是促成了《伤痕》最终发表的“临门一脚”。然而，有趣的是，有关这“临门一脚”，后来又出现不同的版本。事情还得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大师赵丹先生的公子赵进说起。那时，因为赵丹先生打算拍《伤痕》，我与他们一家人也就相熟了。有一天，赵进忽然有些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是谁决定发表《伤痕》的吗？”我有些懵懂，他于是说：“我和洪泽的女儿是同学，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知道吗？《伤痕》是我发表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就说她有一天回家，她父亲坐在外面阳台的藤椅上读报，见她回来，马上招呼她：‘快过来，《文汇报》送来篇小说要我批示，你帮我看看，要是好的话，我就签了。’她忙接过来，一口气读完，结果大哭，就抱住她爸爸的脖子，说，‘爸，发表，要发表！这样好的小说一定要发表！’‘可这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呦，你不怕再受连累？’她爸爸就和她开玩笑。‘不怕，你不发表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她也撒起娇。‘那——我就签了？’她爸于是说。‘签，快签，现在就签！’她说，一把抓住她爸拿笔的手。就这样，《伤痕》很快见报了。”

这是一个未经多方证实的故事，然而我还是很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也不怀疑，像洪泽这样在文革中受过许多迫害的老干部，读《伤痕》一定感同身受，情感上也一定支持发表，只不过女儿读后的强烈反应更进一步坚定他的决心罢了。所以，马达先生送呈洪泽批示，洪泽先生倾听女儿的意见，其实都是在内心已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后，为了心里觉得更踏实些，故向最亲近的人们寻求一种精神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鼓励。

就这样，作为一个大学一年级新生的习作，一篇普普通通的墙报稿，经由《文汇报》的发表，《伤痕》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而热烈的反响……就这一点而言，它确实是幸运的。

而我也由此步入文坛。我也是幸运的。只是站在今天的时空标点上，回顾《伤痕》发表的前前后后，我更加相信它的问世的确是众缘相助的结果，甚至文革那个荒唐的年代，那个荒唐年代里荒诞的文风，也成了它的“逆增上缘”。不过，它现在已然又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因”。但愿今后的人们偶然经过这片“因”地时，还能从那些看上去有些稚嫩文字里了解到一点历史的真相，得到一些别样的启示，流露出些许久违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