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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7年的长篇
李敬泽

1.在“短”的、即时的和零散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长篇小说的特殊关注透露出对总体性的饥渴，我们——作家和读者——都在长篇小说中希求某种整全，哪怕是形式上、语调上的整全，要看到命运，看到对世界、现实和人生的某种某种自洽的建构，以便抚慰我们涣散的心。

2·为应对这种饥渴，当然可以把长篇小说写成电视连续剧，也确有很多长篇小说在写作之初就被规划为电视连续剧的底本。我并无“纯文学”的洁癖，我不认为触了电就是失了节，触电不过是明媒正娶的结婚，结婚无可指责。

但我也认为长篇小说的志向不能限于为电视剧提供底本，它应该更直接地面对我们经验和心灵的涣散、复杂、斑驳陆离，在其中寻求表达的可能。

所以，朴素的和自然的长篇小说已不可能，因为我们面对的一切既不朴素也不自然。在这个时代，任何由人的选择和行动所构成的“命运”都是不自然的。有很多小说致力于论证人的失败，论证庞大的“现实”怎么把人压垮，不管这样的小说是如何的愤世嫉俗，不管它们是以“批判”的名义还是以“底层”的名义，我认为，这都是小说精神的退却和衰败，这样的小说很是“自然”，但它不是人的斗争的故事，而是人的屈服的故事，小说的志向不在于论证人的屈服。

3·2007年，在 “纯文学”的范围内，作家们依然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历史提供了一种“自然”，作家通过与历史的对话为小说确立形式。王安忆（《启蒙时代》）、格非（《山河入梦》）、林白（《致1975》）皆是如此，在历史中，人可以被安放，可以有一种自洽的整全的感觉。

4·但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不仅是如何理解历史，更是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如何延伸到现在，它如何从过去驶入了现实的、茫然的生活沼泽。我们要在沼泽中讲故事，想象和探索一条延伸下去的路。

5·——这近于神话。2007年的小说或许没有什么明确的“趋势”，但我认为，可能正在发生向着某种“拟神话”或“小神话”的探索。

比如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其中有一种对偶然性的迷恋，刘跃进在环环相构的偶然性中飞奔，为自己跑出了一种命运，在这种命运中，强与弱，追逐与被追逐、剥夺与被剥夺变成了一种游移不定的游戏，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看法被一个农民工所扰乱和篡改，他仓促执拗地与劈面而来的任何一个偶然性搏斗，他失败了，但是他也成功了，他被嘲笑，他也嘲笑了我们。

刘震云对偶然性的迷恋就是拒绝和反抗坚固之物，小小的神灵藏在偶然性中，生活露出破绽，人的命运得以展开，他在没有整全的地方为自己创造出某种近似整全的可能性。

6·中国的长篇小说实际上一直在论证必然性，在消灭小神灵。但是现在，我认为，小神灵们将主导我们的长篇小说的方向。

实际上，小神灵在“80后”的一些小说中已经存在，刘震云倒是和他们不谋而合。不管他们写得好或不好，他们给中国的文学思维带来的影响将会日渐明显，他们并无我们那种已成俗套的“去魅”惯性，他们在零散的经验中想象和确认神奇之事——他们相信小奇迹会发生，小说家的能力在于让世界重新获得魅力。

7·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从整体上看，我们所说的“纯文学”范围内的长篇小说作家被刘跃进们、被年轻的小说家们、被2007年引进的大批外国小说家们远远地甩在后面，他们还得解放思想，他们需要一点对这个世界的纯真和热情，他们太老于世故，他们不相信偶然，不相信小神灵，他们没有能力在一派零散驳杂的经验中创造自己的形式。每当写到现实生活，他们就变成了犁地的农夫，从这头推到那头，他们本应是建筑师，以零散的砖瓦建造出一幢楼阁。他们所写的基本上都是已知的小说、过去的小说，很少现在的、未知的小说。

8·以此衡量，2007年，我认为好的小说是：《我叫刘跃进》、《北京北京》（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