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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革”有“染”？
——新时期作家（评论家）在「文革」时期的文艺活动
张红秋

这张统计表限于笔者个人的阅读范围，肯定会有遗漏之处。即使这样，这一串有所遗漏的熟悉名字可能仍然会让我们感到吃惊，活跃于「新时期」文坛上的不少作家竟然都曾参与过「文革」时期的文艺活动。为了获得发表作品的机会，他们在「文革」中间的写作，只能是一个被不断洗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放弃自我、放弃生活实感去模仿、复制、迎合权威话语的过程。如果说「九.一三」事件后复出的老作家或者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工农兵作家还有「十七年文学」经验垫底的话，「文革」时期开始创作的知识青年则完全是在一张白纸上进行创作，「文革」时期的创作经历成为他们一生创作的底色，即使在有意识的转型之后，「文革」时期的写作体验、生活感受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仍然改头换面地影响著作家「新时期」的创作。不少知青作家后来也坦率承认这种影响的存在，张抗抗就说过：「文革的教条一直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我现在写作，在语言和叙述上还感到有一种压力，我尽量克服这种影响。我在一九七四年写《分界线》时，就深深地受当时文学与政治不分家的意识形态影响。」6

但是在「新时期」之初，不少知青作家或者出生于40年代的作家为了强调自己和过去的彻底断裂，表明自己在「新时期」的清白，都极力创造了一个「沉默」的神话。例如，蒋子龙这样叙述自己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年：「我沉默了三年，一步一步地回顾我所走过的路程，一字一句解剖我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思想上一层一层地脱皮，我终于认识了『文学』」，「这是我的创作道路上最值得怀念的转折期。没有这次默默的然而是十分痛苦的『精神裂变』，我就不会从简单的『描写好人好事的文学』中跳出来，也不会从『方案之争、路线之争』的小说结构中跳出来，更不会从描写事件和生产过程的『车间文学』中跳出来。旧的枝叶被打掉了，文学的种子又长出了新芽」，「三年后，我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7

知青作家张抗抗回忆自己在1976年至1978年「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我不能写。不过这三年的生活非常丰富，以前我只知道那么多的教条，那么多的个人崇拜，现在，突然这些都垮啦。只要真的思考，就觉得非常难受。所以我不愿意写作，我要好好地想想这些问题：到底人怎样生活？过去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对不对？」8郑万隆也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差不多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我的思想转不过弯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一直没有从被粉碎中醒悟过来，到一九七九年才再拿起笔来。」就连胡万春这样的工人作家，在「文革」结束之后，也会说出这样的话：「十年内乱，我与所有文学工作者一样，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这十年是我最好的年华，正值三十五岁到四十六岁，然而在创作上却是个空白。一九七五年写过几篇，也只能算是废品。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以后，才逐渐恢复创作的元气。」9

当然，这批从「文革」后期走过来的作家，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肯定会有一个痛苦的反省过程，但是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是否真的通过自我反省达到了所谓的「精神裂变」，涅盘再生？他们的反思几乎和整个国家的反思同步，当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整个国家走出了「两个凡是」的阴霾，他们几乎同时走出了个人的徘徊，在1979年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爱的权利》等「新时期」文学中的重要作品。这一事实加重了我对他们个人独立反思能力的怀疑。与其说他们是借助个人反思走出了写作上彷徨的痛苦，不如说是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认同，他们再次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为新的外在权威吶喊助威。郑万隆在梁丽芳女士的采访中曾对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作过非常精彩的分析，「在十七年中有个很有才气的作家李准，他在五十年代初，写了一篇小说叫《不能走那条路》，在当时是很轰动的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看出他的才气。但这篇小说没有作家的主体的东西，因为，走不走那条路，是毛泽东的思考。毛泽东给农村指出一条道路，认为农民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这个道路，是毛泽东发现的，不是李准发现的。李准非常出色的、非常灿烂的、非常辉煌地解释了这个思想，调动了所有的文学手段来解释了这个思想。但是，他的悲哀在于没有自己的思想。」10这段分析用在「新时期」文学上更加精彩，「文革」结束以后，对「文革」的批判、对「四人帮」的控诉、对改革的渴求、对人道主义的呼唤，对人的重新大写，哪一样不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给出的呢？「新时期」文学充当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吹鼓手，把改革开放、人道主义之类的陌生话语「非常出色的、非常灿烂的、非常辉煌的」吹吹打打给广大的普通民众。

注释
1 根据《中国出版年鉴》所提供的资料统计得出。方厚枢主编：《中国出版年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0-
2 转引自方厚枢：《「文革」10年的期刊》，《中国当代出版史料》（3），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3 这些刊物究竟是复刊还是创办，我采用《全国总书目》（1972年~1976年）的说法，但是不一定完全正确，如《广东文艺》，《全国总书目》把它看作是1972年新创办的一个刊物，但是它其实是《作品》杂志的复刊3。当然，在「文革」时期各省市的文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有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受到了轻重不同的冲击，文联处于瘫痪状态，原班人马换了，刊物的办刊方针改变了，因此说这些刊物是创办也有其合理性。
4 王尧：《迟到的批判》，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第3页
5 除了在文艺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还包括一些被收入文学集子里的作品以及单行本。
6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174页
7 蒋子龙：《蒋子龙选集.自序》，《蒋子龙选集》（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第6页
8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第176页
9 胡万春：《胡万春短篇小说集.前言》，《胡万春短篇小说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10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第415～416页

作者简介：
张红秋　女，2005年7月获北京大学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为《「文革」文学研究》，现任教于山东大学（威海）中文系。
(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二期　2006年7月31日. 香港中文大学本文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二期（2006年7月31日）首发，如欲转载、翻译或收辑本文文字或图片，必须联络作者获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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