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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不能承受之重
杨芳

站在巨大的塔吊下面，唐晓渡微蹙眉头打量着四周。眼前是一片乱糟糟的建筑工地，推土机在隆隆作响。不远处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旁，几个老人坐着藤椅在悠闲地聊天。

“哪里还有当年《诗刊》社的半点影子？”这位诗歌评论家努力将回忆与现实对照起来。1982年初这个南方小伙子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作协《诗刊》社工作。当时这里大片大片的果林之间，有一套朴素的庭院，比肩挂着“诗刊社／朝阳区绿化大队”的牌子。

时至今日，唐晓渡依然记得自己那种基于虚荣心的失望。在这个文学青年的心中，《诗刊》不仅是国内最权威的诗歌刊物，更是块灵魂的净土。不过这种失望情绪只“稍稍露了露头”，便被另一种诗意的联想所取代：“绿化——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有象征意义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中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类灵魂的事业吗？”

于是，这个年轻人留了下来，直至1998年离开。数十年来，唐晓渡亲历了这份刊物以及中国新诗由兴及衰的全部过程。此刻，已步入中年的唐晓渡，感怀起往日的岁月，叹息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唐晓渡前去报到时，正值这份国人仰慕的刊物经历了“文革”刚刚复刊不久。1957年，在臧克家和徐迟的提议下，《诗刊》正式诞生，今年刚好50周年。

一位编辑翻阅着此次周年庆典的资料，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看看，都是什么人为我们写诗！”一张发黄的照片上，显示出1962年4月19日诗歌座谈会的字样。朱德、陈毅、郭沫若等人站在正中央。另一页是历任主编的介绍，臧克家、李季、邹荻帆、高洪波等人。

“哪个不是著名诗人？”她自豪地说，“我们最高时发行量达到54万份呢！”

公司职员韦锦曾经是这54万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他在山东德州师专读书。“那时的《诗刊》真好，连那种用骑钉装帧的素朴都令我着迷。”他沉浸在回忆之中。

北岛的《回答》、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弧线》、郭路生的《我的最后的北京》、海子的《五月的麦地》、西川的《挽歌》、翟永明的《女人》……都是他记忆里难以忘怀的诗篇。

像对待情人一样，韦锦把全年的《诗刊》装订成册，摆在书架或案头最为显眼的位置。只是为了“和自己喜欢的东西时刻在一起，时刻看见它完完整整的样子”。

回忆这些往事，这位中年人觉得“又幸福又辛酸”。那笔一年三元两角钱的订阅费，对这个穷小子来说是笔奢侈的费用。当时，他一年的开销也不过15元钱，还是乡下母亲辛苦积攒起来的，满满一手绢的角票和分币。

然而这位忠实的读者却在4年前终止了订阅。因为这份刊物已经无法带给自己当年那种心灵的冲击了。“那种在金钱面前的无助，诗会质量的下降，评论的缺席等等，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他说。

随意翻开一本今年8月号的《诗刊》，内容是庆祝建军80周年的作品专辑。在“在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寻访新四军的足迹”的主题下，大多是《在红土地上写给女儿的信》、《绿洲的男人》、《上饶集中营》等作品。

“你不知道，丢死人了

这一现状或许早在唐晓渡的预料之中。1998年，他离开了《诗刊》，调任作家出版社工作。尽管此后曾有人邀请他重回《诗刊》力挽狂澜，但得到的回答是：“我疯了吗？”说起有一次与《诗刊》组织的活动偶遇的经历，唐晓渡至今耿耿于怀：在与到场的“作者”打招呼时，他发现，对方递来的名片上大多竟是银行家、企业家等头衔，普通身份的诗歌爱好者凤毛麟角。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唐晓渡耸了耸肩。

对此，《诗刊》现任总编辑叶延滨在接受某大媒体采访时透露，该社每年支出360万元，相应27万元的财政拨款及刊物营销所得，尚有180万元的缺口。在此困境之下，只能依靠拉赞助、办学和组织诗歌活动维持。这位总编辑还抱怨自己的精力太多花在了为赞助方写文章和修改水平不高的作品上，因此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本职工作。

“拉赞助不觉得丢面子吗？”曾有人这样问相关负责人。

“我们都练出来了。”那位负责人干笑着。她随即纠正“拉赞助”应为“友情支持”。

中国诗歌协会秘书长张同吾就经历过类似的“友情支持”。在和一位企业家商谈创办“诗人之家”时，他兴致勃勃的介绍突然被打断，于是展开了如下对话：

“我听不懂，你就直接说，要多少钱吧！”“我就知道你听不懂，但我还是要说。”

“那诗能不能给我带来直接效益？”“对不起，不能！”

于是，这场会面不欢而散，赞助费也从当初商定的20万元削减至16万元。张同吾愤然说：“中国诗人还没沦落到跟人要钱的地步！”陪同他的一位当地官员立刻联系另一家香港老板。谁知这位老板席间突然离去，原来他把“诗歌协会”听成了“私个协会”（私人个体协会）。

“你不知道，丢死人了！”《诗刊》退休编辑王燕生每每说起这些所谓的“友情支持”，就气愤得直摆手。坐在满眼是书的家中，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谈话一直围绕着当年的“青春诗会”。1980年，为了培养和提携年轻诗人，《诗刊》组织了首届“青春诗作者创作学习会”，汇集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专辑为“青春诗会”。后来这一名称一直沿袭下来。

作为该活动的数届组织者，王燕生因此被誉为“青春教父”。他摸索着翻出首届诗会的签名录，上面用毛笔书写着江河、舒婷、顾城、梁小斌、叶延滨、徐敬亚、王小妮、张学梦、梅绍静、才树莲等人的名字。这些大名鼎鼎的诗人当年均是无名小辈：舒婷是灯泡厂女工，才树莲是农民，而叶延滨是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学生。

王燕生说：“那个时候都是凭本事吃饭。”往往是已经获得认可的年轻诗人，才有资格加入其中。西川、于坚、韩东、车前子、吉狄马加、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均为不同时期的诗会学员。因而“青春诗会”被称为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

其中，张学梦的经历颇为离奇。1979年,王燕生收到一份“很不像样”的手稿。一沓打字员使用的油光纸，用半截铁丝串起，模糊的字迹忽大忽小，标点符号也是高兴时点一下。

但王燕生却从这沓油光纸上看出亮点，并决定见见作者。在唐山大地震的一片废墟中，他在抗震棚里找到了张学梦。屋里没有一件家具，墙壁上钉块木板，上面排列着几十本中外书籍。

这位6旬老人感慨地说：“那种作者与编辑的真诚往来现在真难以想象。”他很不满当下的所谓诗歌辅导班，互相还不认识就匆匆结束了，“纯粹是为了骗钱”。

张学梦的处女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发表之后，荣获第一届新诗奖，顺理成章他也加入了首届“青春诗会”。在为期一个月的学习中，他听到诸多诗歌大家的讲座，如艾青、臧克家等等。此外，《诗刊》社当时的领导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每人都要亲自负责辅导4个诗人。

不少当事人评论：“这种盛况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第七届“青春诗会”学员西川回忆，自己的作品曾“像干尸一样被秃鹫啄食”，“那种言辞犀利的程度，足以把任何人的自尊心击得粉碎”。他的名作《挽歌》也就此诞生。

作为班主任，王燕生当时连家都不回，就住在资料室里。白天他照顾诗人们吃饭，晚上还帮忙驱赶蚊子。几年前得知张学梦退休后，他半夜睡不着觉，就打电话给一位“青春诗会”的学员：“你知道吗？他妈的，连‘青春’都退休了。”

没有《艾青诗选》，只有《爱情诗选》

几年前，王燕生应《星星》诗刊之邀，开办“走来走去的青春”专栏，但只写了张学梦、才树莲等6人就停笔了。这些记忆中的青春面孔，如今大多数已经远离了诗歌。

老王一一历数历届青春诗会学员的现状：舒婷在鼓浪屿成了半个隐士，徐敬亚迁居深圳从商，徐国静转行搞起教育，顾城在新西兰自杀……“太多了，”王燕生喃喃自语，“有些我都不明白为什么！”

事实是，连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也不写诗了。据说闲暇时他除了题字作画外，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创作宣传歌曲。

与远离相比，更令人感到无言的是被时代遗忘。王燕生曾在书店里听到过这样一番对话：“请问有艾青诗选吗？”“艾青？”售货员费了半天力气才听明白是这两个字，“没有《艾青诗选》，只有《爱情诗选》！”

唐晓渡有一次到北京大学参加新诗研讨会。中途休息时听到一个细细的女声：“他们老是说‘今天’、‘今天’的，这‘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当年入学的当代文学研究生。

然而这种对话如果发生在20年前，无疑比黑色还幽默。1978年底，北岛和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标志着“新诗潮”登上历史舞台。一年后，《诗刊》先后转载了《今天》的作品，分别是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从而引发了有关“朦胧诗”的大讨论。

当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查建英，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参加《今天》聚会时的情景。曲曲弯弯的胡同深处，一户人家里坐满了人，都穿着灰不溜秋的蓝衣服，表情都特别严肃，如同“革命电影里地下党的接头”。在这种郑重虔诚的氛围下，大家把文学当作天大的事情慷慨陈词，“讨论起来简直就像讨论上帝的真理”。

在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则是另一番情景：里里外外站满了人，还有些外国记者，最外圈是警察。不少年轻人上前念诗，其中有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的陈凯歌。一位外地青年用散文诗的笔调写下自己的心情：

“沐着五月的阳光，迎着燥热的风，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我来，只是为了《今天》。活动一下搭车时坐麻的双腿，沿着长安街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不是去会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采购新鲜的商品，可是心却为等待将临的那一刻而紧张地跳动。”

那么，如今的诗歌朗诵会又是怎样呢？记者询问了几个诗人，回答是：“现在？现在诗歌朗诵会能有40人就相当不错了。”一位当红诗人讽刺道，“别再指望回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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