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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乎? 凡人乎?
──六评〈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
徐家祯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大片闪闪发光的明星，而周氏兄弟就是这片明星中最灿烂明亮的恒星。我对周作人和鲁迅都同样崇敬、仰慕，这不但因为他们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因为他们是成就卓著的学者和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

我想，周氏兄弟在新文学方面的地位是谁也无法动摇的。一九三三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访问了鲁迅。他问鲁迅：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最优秀的杂文家是谁。鲁迅列举了五个人，把周作人列为第一，他自己列为第三，在林语堂之后。其实，这是鲁迅的自谦。鲁迅杂文的简洁尖锐、一箭中的，在这方面跟周作人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更何况鲁迅还写短篇小说，虽然数量不多，只有《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薄薄三本罢了，但这三本短篇小说的深刻思想性和高超艺术性，我看至今还未有超过他的：而周作人，除了在早期写过一两个短篇之外，没有涉足于小说这一文学领域。不过周作人的散文的淡雅平和以及隽永睿智却也是无人可及的。比较周氏兄弟两人的散文和杂文，我更喜欢周作人的。我常常说，我是尽力想学他的风格。这倒并不是我要厚此而薄彼，只是因为我缺乏鲁迅的功力，文章写不到那么深刻、简洁、尖刻而已。

在前半个世纪中，评论家因为受所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革命文艺理论”的影响，经常抬高鲁迅杂文的价值，说有战斗性，是积极的，因而也是“入世”的：而贬低周作人散文的意义，说是颓废的、消极的，因而也是“出世”的。我并不同意。其实，只要多看几篇周作人后期的散文，就可以知道他并不脱离现实、躲进世外桃源。他照样评击社会黑暗，提倡妇女解放，鼓吹阶级平等，只不过用的是跟鲁迅不同的艺术手法罢了。这就像很多人认为陶渊明是躲进自然、逃避现实的“田园诗人”，却不知道他即使退隐以后，还写过“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壮志凌云的诗句和赞美刺秦皇的壮士荆轲的长诗〈咏荆轲〉。所以，龚自珍诗“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可见周作人跟陶渊明一样，他们的退隐实际上只是愤世嫉俗、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方式。

一九六五年，周作人八十岁时，在给香港鲍耀明的信中说：

“我的散文并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总是不错的。我想把中国的散文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匕首似的杂文(我自己却不会做)，又一条是英法两国似的随笔，性质较为多样。”

这是十分中肯的看法。文学的创作手法就应该变化多端，既有鲁迅匕首似的杂文，又有周作人闲适平和的散文，否则世界不就太过单调了？

不过，周氏兄弟的伟大并不光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也因为他们是伟大的思想家，是开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只要看看周作人在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民主平等、引进先进思想、绍介西方文学这些方面的贡献，就可以知道毛泽东说他是“为帝国主义”的“汉奸文艺”的代表是多么的胡说八道！当然，老毛并不是没有看过周作人的作品，更不会连周作人的散文都看不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他对周的批评只看作是政治的需要而已 —— 对政治家来说，只要政治的需要，把一个人捧上九重天或者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是可以允许的，他们可以丝毫不管自己漫不经心的胡言乱语可能会使人流芳百世或者遗臭万年！中外政治家不都这样吗?

周氏兄弟早在日本留学的年代就翻译被压迫的欧洲民族的作品，自费出版《域外小说集》。钱玄同说这是“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等龌龊心理”。“五四运动”之后，周氏兄弟又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主力。周作人在杂志上发表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论文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宣言书。周作人的白话诗〈小河〉被胡适誉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以后，周作人又写散文、杂文向北洋军阀政府、社会反动势力、日本军国主义宣战。他还提倡整理民谣、儿歌，研究性理论，鼓吹妇女解放，强调神话学、民俗学、人类学，甚至昆虫学的重要性，直到晚年，他对这些科学还是孜孜以求。解放后，他除了提供有关鲁迅研究的资料，还写了上千篇散文，翻译了十多本书，包括日本古文名著《浮世澡堂》、《平家物语》以及古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四、五十万字。那部《对话集》，他说是“我四十年来的心愿”，可惜至今还不见出版。他毕生所做的一切，有哪一点像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学”?!

最近，北大学者钱理群刚出版了一本新作《话说周氏兄弟 ——北大演讲录》。我虽还没有机会读到该书，但在书评中有一句话很引起我的注意。钱理群认为：周氏兄弟现实生活选择上之不同，“代表了在本世纪全面危机下，知识份子的两种范式，而这两种范式，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危机。…… 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乃至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仍有参照价值。”这真是入木三分的见解。

当然，我说我崇敬周氏兄弟，并不等于我认为他们中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圣人”。我是把他们当做“伟人”来崇拜的，而“伟人”也只是“凡人”而已。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就是“圣人并不存在”的意思。

周作人有周作人的弱点，鲁迅也有鲁迅的缺点，因为他们都只是? “凡人”而已。鲁迅性格的缺点，他的老友钱玄同总结了三个词：多疑、轻信、迁怒，可说是一针见血。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说鲁迅是“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鲁迅确是这样的性格。最近有人出了一本书，叫《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我数了一下，有一百二、三十个!钱玄同是周氏兄弟日本留学时的挚友，在北京又同在一起教书，后来因为有些主张不同，就疏远起来。最后一次在北京孔德学校见面，钱见到鲁迅名片上印着“周树人”三字，随便问了一句：“原来你还用三个字的名字?”意思是不用“鲁迅”两个字。他就马上挖苦钱玄同说，“我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名字”，因为钱以前曾用“疑古玄同”四个字的名字。后来，在《两地书》中鲁迅还说那天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钱在回忆录中对此事不平地说，在北京同事时，他们见面至少在一百次以上，他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鲁迅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国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默不与谈’了。”除了钱玄同，鲁迅和好友林语堂在李小峰饭局上的翻脸大吵、破口大骂也是尽人皆知的。

当然，不管怎样，鲁迅没有做过“汉奸”，那也是事实。不过，在胡风太太梅志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一九三四年他们夫妇请鲁迅一家三口吃饭，海婴“穿一身浅色的童装，可能是日本服装店定做的”：他们送胡风孩子三件礼物：一盒日本果酱夹心饼干,一个赛珞璐玩具鸭子，一个木制小鸟，竟全是“从日本人开的百货商店买来的”!那时早就在“九。一八”以后，全国都在抵制日货，鲁迅让孩子穿日本货。送日本货礼物，至少有点太不合时宜吧!

鲁迅死时抗战还没有爆发，而且他早就住到上海，跟许广平同居，而留下老母和元配妻子朱安让周作人照顾，所以他即使活到北京沦陷，看来也是没有机会可以当上“汉奸”的。但是照他的脾气和性格，如果让他活到解放以后，那么是否会发表“右派言论”。套上“右派份子”帽子，倒是很多人都乐意大胆怀疑一下的。那时老毛是否还会称他“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很有问题了!

周作人从小比较胆小、软弱。他在日本时就依赖长兄鲁迅，所以自己说在日本头一年因为有鲁迅在，什么事都有鲁迅应对，他连日文也没有学好。就因为软弱，所以周作人也比较耳软。他听信日本太太的话而跟爱护、照顾他的鲁迅吵翻，这的确是他毕生最大的错事。说周作人贪图舒适、安逸的书斋生活，这也是事实。对他来说，手捧一杯苦茶，听听窗外的苦雨，就是最大的乐趣。鲁迅曾说他弟弟，只要一本书在手，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很多人说，留恋北京的书斋生活，怕吃苦头，是周作人留在北京而不去南方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只要看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跟香港友人的通信中唠唠叨叨地讨稿费，要求寄糖、寄油、寄日本罐头食品就可以知道。不过既然他们兄弟都不是“圣人”、“全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苛求他们呢?《圣经》中耶稣不是对向妓女扔石子的人群说：“谁没有罪就可以扔”吗?我们难道没有罪吗?

陆放翁诗：“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周作人说：“无论什么样的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去说好了。”这都是聪明人的态度!

二000年四月二十日于南澳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