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今天》杂志︱今天要闻︱今天推荐︱李雾点评︱专辑︱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访谈︱评论 永远的镜像 ——“善与恶”在中国文学中的表达与缺失 夏维东 关于文学，可能没有比别林斯基说得更简洁更深刻的了，这位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评论大家说：“文学是人学”；说得再详细一点就是：文学就是对人性的表达。“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好，“性本恶”（荀子）也罢，善与恶注定了是文学、特别是小说中永远的镜像。 自汉代志异、六朝志怪、唐传奇直到宋的话本小说，中国传统小说才定下型来，章回小说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中叶。历朝历代的章回小说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道德观，直接表明了社会对善恶的态度。这种道德观的基础是儒家的伦常和佛家的因果报应。在古典小说中大名鼎鼎的《金瓶梅》就非常有代表性。 《金瓶梅》的主要版本有两个：词话本和绣像本（崇祯本）。这两个版本的文词差别极大，前者直白，后者文雅，孰优孰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感兴趣的是这两个版本在主题上的差异。田晓菲在《世间两部金瓶梅》一文里说得非常到位：“比较绣像本和词话本，可以说它们之间最突出的差别是词话本偏向于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思想：在这一思想框架中，《金瓶梅》的故事被当作一个典型的道德寓言，警告世人贪淫与贪财的恶果；而绣像本所强调的则是尘世万物之痛苦与空虚。”西门庆当然是两个版本的反面教材了，词话本开的处方是人当走中庸之路，持盈慎满，不可纵欲；绣像本则干脆来个六根清净，远离红尘，了却俗念。 《金瓶梅》两个版本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概括了中国小说的价值取向，不仅仅是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在这方面也同样“古典”。拿“伤痕小说”来说，善与恶的二元对立泾渭分明。与古典小说不同的是，善恶标准不再是以传统道德为准绳，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来划分了，即跟着“四人帮”极左路线走的是坏人，反之则是好人。作家严歌苓在谈到“伤痕小说”时说：“我看到伤痕文学的时候，想，这样的小说也叫小说？”（《在海外写作：作家严歌苓访谈录》，《我们》月刊２００３年第六期）伤痕小说的失败在于其缺乏对人性共性的表达，对“文革”没有认识的外国人也许对那一幕幕不乏真实的悲剧缺乏共鸣。即使对于中国人来说，事过境迁，当我们从最初的悲愤中冷静下来，我们不能不想到：假如“四人帮”没有被打倒，那么善恶是不是就易位了？这种相对的善恶观无法抵达本质上的深刻。 “文革”是苦难，日本侵华是苦难，历史上数不清的战乱是苦难，中华民族所受的苦楚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少。不是说“苦难是精神财富”吗？可为什么这个“精神”财富没能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中国文学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贫血。 我们拿不出一部与《忏悔录》、《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复活》、《巴黎圣母院》等量齐观的伟大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技巧有多好，人物形像有多丰满，故事情节多么引人入胜，而是因为它们展现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表现了人物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挣扎，在这样的挣扎中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博大与深刻。如果把技巧、人物形像和情节当作形而下的话，那么对于精神世界的剖析与揭示就是形而上。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伟大的杰作正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和谐。 卢梭在《忏悔录》开头就说：“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您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忏悔录》，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一版，第四页）这段话与《约翰福音》中的一段叙述遥相呼应，耶稣对那些准备用石头砸死“坏女人”的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耶稣指出了人类本质上的罪性，没有人能够反驳，于是那些人“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在某种意义上卢梭就是那个把自己拎出来放到众人面前的“坏女人”，他是在向上帝忏悔，而不是祈求世人原谅。他不需要别人谅解，他把自己竖立为一面镜子，那些对他指指点点的人都将在心灵的镜子中看见自己卑微的形像。 卢梭把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一览无遗地袒露出来，在习惯“为尊者讳”的中国人看来，他简直是在自毁长城。要知道，写《忏悔录》之前的卢梭已经是法兰西文化界的大人物，是当时最著名的“平民思想家”。他不愿像蒙田一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只有可爱小缺点的伟人，但他的真诚却让他成了一个在精神和文学意义上的伟人。传记能成为文学名著的极少，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其一，卢梭的《忏悔录》毫无疑问也是其一。它以一种淳朴、清新的叙事风格和人格的力量推动了法兰西十九世纪的文学革命。 忏悔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意识，具有位格的上帝是忏悔的倾听者，在倾诉中，伟大的作品诞生了。在这些作品中，人性中的共性的东西——罪得到表达，并且指出了罪在终极意义上的救赎。罪与救赎是两位一体的。救赎者与定罪者也是两位一体的，没有定罪的权柄就意味着没有赦免的权力。如果对罪在终极意义上缺乏认识，那么单纯对罪的表现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参照物的标准是可疑的——要么是以政治或国家意识形态为依据，比如说中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学；要么是模棱两可的传统道德为标准，而那些标准在不同的时代不断地变化，宋、明文学中的烈女在现在看来大概是愚昧的；那些“替天行道”的大侠们真的是正义与善良的化身吗？那些大侠们放在现在的社会可能被判一百个死刑都不嫌多，少说也是个无期。 《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大书讲的其实就是信仰。卡拉马佐夫家族成员的内心秘密从他们的生活态度中表露无遗，而他们的生活态度直接取决于他们对待上帝与灵魂的看法。别以为这部中译本长达八十万言的小说是说教而枯燥无味，围绕着杀父的疑案，整个案件从发生到水落石出不过一周时间，可以想象情节推动得有多快！与一般谋杀题材的商业小说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的不是谁是凶手，而是凶手为什么成为凶手。在对案情的层层剥离中，包裹在人物肉体里面的内心世界暴露出来，小说因此抵达了通俗侦探小说不能望其项背的精神高度：信仰和无信仰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物在相同的时空里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形成多声部的合唱，后世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复调小说”其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手里已经运用自如了。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说陀氏是“复调小说”的鼻祖，但他肯定是先驱者之一。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明显受到《卡》叙事模式的影响。 老卡拉马佐夫是恶的化身，人性卑劣面的“集大成者”：贪婪、自私、冷酷、亵渎等等。他不择手段攒了万贯家财，到头来却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斯梅尔佳可夫杀了。这个弑父的儿子是一个疯女人被老卡拉马佐夫强奸后生下的，他是他老子的翻版，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卡拉马佐夫被他杀了，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斯梅尔佳可夫杀了父亲后，嫁祸于同父异母的哥哥德米特里。德米特里是个矛盾体，既高尚又卑鄙，心灵挣扎在信仰与无信仰之间，是个聂赫留朵夫式的人物。他在审判前的夜晚，在人类苦难与基督受难的思考中，他的精神“复活”了。尽管他没有杀人，可他愿意背负起十字架，借以纯净自己曾经浑浊的灵魂。 （一）（二）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