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学杂志网络版 《今天》杂志︱今天要闻︱今天推荐︱李雾点评︱专辑︱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访谈︱评论 潜 流 ——对一种“自由写作”的散乱描述 唐 云 自由写作面临的民间压力或许是一种伤心的动力！ 好像又一出启蒙的戏剧上演。 经济在繁荣，消费在看涨，因而颂词也在丰富，在这个令人异常兴奋的时代里，民间流行的意识在一种暧昧不清，没有主见的散漫状态中，被经济刺激得失去对现实的把握能力，为维护各自的利益，开始从唯唯诺诺进而到一种放弃独立的状态，在稳定与繁荣的光芒照耀下，带着一种趋利弊害的传统，带着物质的欲望，民间意识大规模的复活，开始迷乱写作者的方向——这么多年，文坛一直挥之不去的“堕落还是坚守”的追问，其实就很生动地描画了一代知识人首鼠两端的人格分离的曲线，最终凸现出他们不能抵达自由境界的深深焦虑。无论是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还是后来的道德理想的抵抗投降、“二王”“二张”的争端……大多沿袭着“致用”与“学理”的思路，顶多也就涉及到所谓知识分子人格问题，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自90年代开始的知识分子因为普遍失望而开始大规模逃亡的这个致命话题，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明白，在重利重权的时代，人文知识被轻视、被打压是一个注定的归宿，但大家并不愿意在80年代曙光初现之后就这样迅速走入暗途，至少在情感上并不接受随之而来的玩笑般的文化谵妄。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只是被限定或自我限定在一个“纯粹”的疆界之内，这也是主流文化精英们自己不可超越的极限，他们的意识无法抵达我认为自由写作不可或缺的彼岸：健全的、绝对独立的思想自由；批判的、理性的对强权的挑战意识；清晰明了的、切中要害的表达方式；对大众疾苦的真正的关怀；对专制体制以及它所衍生的种种怪胎文化恒久不灭的怀疑精神。 这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启蒙？ 王彬彬就曾经试图向王蒙“启蒙”，但他并未成功。原因虽然在于王蒙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清醒的堕落者和高明的势利者，但王彬彬所持有的“启蒙”方法也很值得探讨。当时的王彬彬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而也还没有进入真正的自由写作状态，所以，他虽然表现得很无畏很挑战，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对王蒙的理解，必然会进入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理解，他注意到了王蒙的形而下状态，但却忽略了王蒙的致命的形而上“风景”——王蒙作为一个吮吸体制的羊奶长大的写作者，无论他在其作品中如何尖酸刻薄地讽刺挖苦，表现出何种强烈的对现实的批判态度，都不过是为了表达一种“爱恋”，就像有人形容当年的胡适一样。王蒙常常提及的“三十功名尘与土”，是红色体制赏赐给忠诚者的厚礼，这份厚礼不但没有唤醒王蒙，相反他多方为这个体制开脱（最近出版的《青狐》除了让人不能卒读以外，更让人觉得谄媚得恶心），他世故地把历史的玩笑归结于“人为”的原因（这在巴金的《随想录》中得到同样的理解），他从来不去追究这个“人为”祸乱的体制基础！我们的体制性错误从来都是找一些人来做替罪羊的，这显得十分不正常，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专制制度本身就是盛产王蒙这种产品的机器，你可以摔破产品，但你无法让产品自己去抹掉生产它的机器的印迹！君不见新产品正源源不断么？也许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也许基于发表的“守门原则”，王彬彬当年无法进入这个环节，所以就只有“黑驹”一般被那几只肥羊一般的“文学老年”居高临下地嘲弄。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由写作显得任重道远，同时获得极大的优势，他们才可能担当真正的当代启蒙任务。尽管王怡也承认：“没有一个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不曾在党委书记的统治、领导和训饬下生存或继续生存，没有一个学者不曾拿过×××的经费和订单”，“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无不生存在与极权主义政治现实共存、互惠甚至相安无事之中”，但是，王怡仍然认为，虽然大多数人会在这样的境况中迅速成为犬儒主义者，但并不排除有人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可能（参见王怡《剔骨削肉与“伪父临朝”》）。他虽然针对的是李慎之先生，但我认为这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必然的涅褩——这个涅褩过程当然会面临自身所谓“剔骨削肉”的原罪般的痛苦——另外的痛苦就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民间”和真正的处于蒙昧状态的大众民间——自由主义者无法获取任何来自体制内的公开的同情和支持，相反他们还要迎战诸如“新左派”、“民族主义”者的围攻（虽然我曾一度将新左派的言论也看成是自由写作的一种，但是他们持有的本土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平民主义、激进等狭隘的情绪，越来越显示了他们与体制的无条件苟合、与主流政治的秋波暗送，丧失了与“自由”这一高贵意识的结合的机缘和资格）。面对大众，自由写作真正显示了它的无奈与伤感，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自己的思想传输到它应该到达的地方，自由写作所心系的大众的意识里当然不可能会出现一丝思想的电流，即使在某些时候来自民间的情绪和要求和自由写作所表达的思想恰好契合，但由于大众与自由主义之间雍塞着重重雾霭，自由写作者无法突破现有体制与出版机制共同打造的严丝合缝的高墙。 对于大众的命运，鲁迅“哀其不幸，努其不争”，是因为他相信“争”会带来铁屋子的破毁，所以他终于呐喊，为前驱者助威。“呐喊”声滚过茫茫天宇，毕竟被历史编织进了“五四”精神系统——鲁迅的“呐喊”与众多的“呐喊”汇合为一股民主、科学的洪流，如人所愿地摧毁了“万难打破”的铁屋子，这对鲁迅和现代中国来说都是幸运的。但鲁迅的后来者们却没有了这种风光，从50年代知识分子被集体出卖、被迫集体流放，到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主动放弃，再到新世纪的知识分子的集团性浑噩，中国当代文化——思想专制主义已经修炼成为一个老妖精似的东西，现在它已经不需要正面的阶级斗争，而是非常自信地看着植入知识分子内心长达几十年的奴性种子，一茬茬地长出禾苗，一遍遍地高歌颂词。这个时候，自由写作的领地也会越来越狭窄，随时都有完全丧失的可能，所以，与鲁迅的自信不同，当代自由主义基本看不到“斗争”的出路，他们可能比鲁迅更加寂寞。他们无法感受到来自体制的应和对他们来说更激发自己的斗志，但他们感受到苦难中的民众与他们的隔膜时，他们的精神显然就没有了基本的依托，理想也没有了目标，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就难免出现伤怀与悲凉，他们很难看到出路，所以他们的写作就往往会授人话柄，他们很想能够成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显然明白其可能性极小。“在有超越信仰的国家，人们对生命的意义，为什么而活着一目了然――为了荣耀上帝。人们不论被国家接纳，还是被国家遗忘在草野荒郊，甚至被国家所流放，他的心中仍然有平安，因为谁也夺不去他对天空的仰望，谁也夺不去自己心中对上苍的信靠、盼望和热爱。而在传统的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人只要不被国家所接纳，那么就等于定判了他的死刑”（《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忧愁》，来自凯迪网络，提交者：燃烧的海水）。 我们很容易看到，有关哈维尔的神话，有关哈耶克的理论成为当下中国知识界思想的界标，这多少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他们在寻找一个通道，将自己的写作与大众联系起来。 目前，自由写作所关注的重点大致呈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方面，自由写作并不待见所谓纯粹写作，大多将创作作为一个“象征性”喻体。这往往在文学语言和文学时尚失去它应有力量的时代，显示出它的可贵，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有人吆喝所谓纯文学或者纯学术的时候，不过就是实行的帮闲术，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进行所谓纯文学的鼓吹，无非是希望大家在苦难面前别过脸去。大多数作家正是这样来维持着自己可怜的生存。在我们看到的《黄祸》、《天安门情人》、《凯斯酒吧》里，大量对于现实的切入以及切入的彻底，是当今市场文学、谄媚文学所无法想象得到的，正在小范围内阅读的《自由在落日中》，我们可以在“文学”上给予它若干的指责和挑剔，比如过多的渲染和铺排以及过多的抒情等等，但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此，而是一种意识的超越，比起张承志的《心灵史》来，它甚至可以改变我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张承志的作品无疑十分优秀，但他的虔诚来自于原教旨主义，在宗教对于精神的作用方面，他注重的是宗教仪式、宗教传统的巨大同化力，而《自由在落日中》中则明白表现出宗教作为信仰被人内化的艰难而充满挑战的过程，特别之处还在于，处于这个国度中，宗教始终没有办法逃离政治的网络，即使个人信仰也成为多重势力争夺的领地，这是信仰的悲剧呢还是证明了信仰的不可或缺？《自由在落日中》特别在针对某些谎言时，价值尤其明显。 作为网络传播的自由写作的文学，与所谓通常意义的网络文学有着极大的区别，虽然我们也可以把网络文学看成自由写作的一种。从陈村他们编辑的网络文学看，创作者的心态当然是自由的，但这种写作我仍然认为它不具有独立性，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时尚，在《第一次亲密接触》走俏以后，时尚真的就成为了大多数网络文学的标签，所以它尽管是自由地写作着，但不是自由写作。 二、自由写作在言论方面主要关注宪政与人权，言论自由与观念开放等话题。其思想来源很复杂，但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个话题现在似乎还不宜于公开讨论，但我想可以大略梳理一下目前自由写作所关注的几个重大事件，从这些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对照检讨我们自己的愚昧与麻木，如果我们真的同意“知而不言是种罪”的话： “孙志刚事件”以及《南方都市报》俞华峰、程益忠案 江西黄静案 301医院蒋彦永失踪及获奖事件 上海周正毅案 咸阳纺织厂工人罢工事件（到目前为止罢工持续1个月） 香港梁国雄宣誓事件 《中国改革》前记者赵岩失踪事件 袁宏兵向澳大利亚申请政治避难事件 焦国标事件 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封事件 《南方人物周刊》时代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事件 虎跳峡水电站修建事件 ……………… 三、在反对腐败、底层维权方面，自由写作表现出巨大的勇气。这勇气是让我们汗颜的！他们对于腐败的探究一直延伸到对制度的合理性和政府合法性的层面上，他们对于腐败案件的关注既注重法理的阐释，又注重其根本性原因，我们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由于其表述方式的不同，则会更有效果。对于维权，我们的媒体和文学家们至今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要不是《中国农民调查》为大家挽回一点面子，恐怕我们都不敢面对那个叫李昌平的县级官员，我们被强迫看的《抉择》之类，到底写了些什么，大家都明白。但是自由写作却显示了非常可敬的精神，说实在话，身处新闻封锁的环境，要不是这些写作与讨论，我真不知今夕何年——北京上访村的悲剧、福建上万农民联名弹劾父母官、郑州500警察深夜镇压失地农民、《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给赵勇的公开信、上海平民律师郑恩宠与周正毅的较量、蒲志强律师在审判“《中国农民调查》诽谤案”的埠阳法庭上的辩护词……这一切，把我们身边的沉沉黑幕撕开了不大不小的口子，让我们偶尔也活得明白！这些写作千万不要仅仅被当成新闻，这些在消息传达之中表现的写作姿态，我们会体会到什么是真实的中国，谁是真实的中国知识分子！ 有必要说明的是，大多数自由写作者，其实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不过是一些在自己岗位上勤恳工作的人，没有如主流知识分子那样炫目的光环和耀眼的荣耀。但是他们现实地位的普通衬托出他们思想高大的身影，一种不容亵渎的尊严通过他们自由的文字，浮出了世俗尘埃的洪流，尽管河床上是顽石与巉岩，尽管前方是荆棘的道路，但是一个真理的召唤、一个信念的趋使，他们正在冒险前行！对于此，我们不知道能给予他们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给予我们的实在太多！ 2004年12月 （一）（二）   今天视野 | 版权声明 | 今天杂志 | 读者留言 | 投稿 | 订阅《今天》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0-2007, jintian.net,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