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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本分”写作
——重读《太平杂说》兼及对一种写作状态的思量
唐云

（谨以此稿纪念恩师潘旭澜先生）

好几年过去了，我好像才真正咀嚼出《太平杂说》的“味道”。

随着对一种“写作状态”更深的感悟，我认为《太平杂说》的分量已经溢出了现有中国知识分子写作的度量衡，因而它的存在注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超越文本意义的意外之地，可以获得多重意义，当我们的“阅读－接受”机制经过锤炼之后，它的价值还会被一次次提升。它的意义不止是作者所持有的对历史的态度，也不止是作者在“正统研究”之外独辟蹊径的勇气，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可能——自由书写状态下，一种精神品格的建立！

我们可以充分想象一下，索尔仁尼琴在高尔基参观和歌颂所谓北海运河的时候，他所思考的起点与后者是多么的不同，因为他的写作是无法压抑的对于专制真相揭露的冲动，而高尔基以及高尔基所率领的作家代表团看到的是“伟大的劳动”和不朽的工程，因而他们的写出的东西不过是在重复单调的颂歌，对背后的令人发指的残酷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有意掩盖的……

几年来，论及《太平杂说》的文章近百篇（网上文章尚未计算在内），即使从传播学和影响论范畴内给予研究，恐怕也会得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结论——在这个声称进入数字化时代和传媒时代的当下社会，一部不具备“数字”特征和“传媒”品性的小书，在印数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居然能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想必作者潘旭谰先生也未曾料到，他的“僭越”的“文化杂货堆”，不但让历史学家睁大了眼睛，而且也让“后现代”的所谓“数字化”复制传播理论遇到了无法解释的难题！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就目前对该书的多种解读方式来看，无论是从文本还是从历史态度方面，大多数诚实的论者已经在以下几方面作了充分的论证：虽然不是严格的史学论著，但它把握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肯綮，把简单的现象研究、史实呈现、人物命运等仅仅纳入一个背景似的范畴，然后在该范畴里寻觅出历史隐喻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给予了《太平杂说》充分的肯定，认为“从史料为依据，先从制度入手，然后到人，说人说事，直面历史，夹以议论，入木三分”（见《学习时报》2004年3月25日载向继东《唐浩明和潘旭谰》），并且认为，以一个文学教授的身份，对历史进行观照，自然多了一份性灵的浸润，同时又不乏批判的锋芒，尽管不是严格意义的史学专著，但是潘先生对历史本相准确把握的能力，变幻灵活的方式，恰恰为目前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大多数论者还对潘先生的写作姿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可以看到中国学者良知的复苏，独立思考的回归”，“在充分地运用着知识的批判和质疑的社会功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在散文中从容而独立地，不计后果地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在折服于以上观点的同时，我不得不认为，这样的评价似乎都不过是在反复说明一个文人尽了他的本分——一个尽了本分的文人，竟然受到如此的“追捧”，是说明这个时代尽本分的文人稀缺呢，还是因为要文人“尽本分”本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对茉莉女士提出的“最高历史感”的命题颇有兴趣，她在论及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时，曾这样来描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未尽本分的行藏：

……我们更有一千个理由检讨中国知识分子自身，除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储安平等个别人，可以够得上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的标准，其他民盟诸公大都有独立精神缺乏、重功利轻理念等问题。说他们是“仙鹤”也好，是“贵族”也好，只是表达了后人的缅怀与景仰。真实的情况却是，中国鲜见真正拥有高尚品德的精神贵族，也鲜有敢于战斗和牺牲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中国莫大的悲哀。

虽然我们明白,她在这里的论述专指如章伯均、罗隆基等一代鸿儒巨擘的隐忍与退缩，有点强求前人的意思，但是，她也显然涉及到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因为功利与体制的诱惑，早在某个瞬间就轰然坍塌——清醒明白如章、罗者皆未能屹立不倒，惶论等而下之的兖兖诸公——这个坍塌曾经被我们轻描淡写地归罪于“时代”、“政治”、“极左思潮“等外在于人的压力和意识形态强权，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对来自于知识分子内在的那种因为恐惧、因为幻想、因为自私、因为“幼稚”、因为“忠诚”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的放弃予以认真的思考，所谓“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追求，不过是一个随滚滚“红”尘飘逝的梦想而已。“怀疑主义”的缺失，是丧失批判能力的前兆，没有批判，根本就无法谈论所谓独立了！

——所以，我特别关注先生“走出梦话”的说法。

“编织梦话”常常被我看成是政治家的专利，也是他们的应有之功，其实本无可厚非，而且我认为指责“所有政治家都是谎言大师”的态度也不一定客观。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治家的任何“谎言”都是一种合理的手段，即使被贬称为“手腕”也都有它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这个手段将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只是政客的个人目的，那么我们才认为这个手段是不合理的。尴尬的是，历史和现实中的政客在“施手段”的时候，大多是为个人目的，所谓“梦话”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政客，往往要扮演大众代言人或大众利益的代表，把他的个人野心描绘成大众未来幸福的蓝图，而且，再笨的政客也往往将这个野心故意打扮成大众的梦想，他通过那些被豢养的文人，把这个有关幸福“蓝图”的方方面面描述出来——也就是“梦话”的来源！不特在历史研究方面，在文学艺术、在思想文化上，这些对于蓝图的描绘，看上去异常炫目，也十分振奋人心，然而终究还是梦话，离事实的真相也相去甚远了！

对于“御赐”的或者心领神会的蓝图的描绘几乎成为浪漫的、势利的知识分子天然的癖好，在专制时代，由于这个癖好并不一定能够得到表现的机会，这就意味着祈求被正式豢养，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延续至今的普遍心态。体制化的顺利推行，除了体制本身巨大的力量以外，恐怕与祈求被“豢养”的心态无不相关。充分体制化下，任何梦话都将以真话的面目出现。

潘先生通过对太平天国的解析，发现了这个无奈。

一个小无赖式的洪秀全，在他刚刚起事的时候，既不具有现代政客的手腕和智慧，又不具备中国传统帝王的祖荫根基，仅凭一时兴起为何能够最终独占半壁江山？除了清王朝本身已经风雨飘摇以外，恐怕还在于冯云山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功德：尽心竭力的“造神”运动、新迷信的散播与宣传、对洪秀全流氓习性的一味迁就顺从等等，无不深透着中国文化传统中“士”的软弱与奸猾并现的人格，知识分子谄谀与依附的品性为统治者提供了控制民意的机键和通道，他通过知识分子本身的“平民”身份以及知识分子智慧的修炼，将个人意愿通过种种装扮直接作用于民，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在制造梦话的时候，自己也走进了这个深渊，成为了被梦话控制的对象。

考证二千年知识分子的如此这般的“功德”，实在是一件令人丧气的事情：战国时代的韩非与李斯，何等高人？但是他们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谄谀的先河。王文元先生曾经指出，韩非子知天晓地、鉴古知今，确非等闲人物，他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名篇，缀锦贯珠、别树学憧，为帝王提供了一新耳目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统治术。这套统治术成为历代帝王的御世心法、万应灵符，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历史所证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外儒内法，内圣外王，帝王明习孔孟经典，暗则沐手恭读韩非子帝王之术——与其说韩非子是在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不如说是在为帝王提供“政治文明”的纲领，他被推崇的历史就是帝王治术发展的历史。到了董仲舒，则开始为帝王贡献“心术”了，他向汉武帝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天人三策”，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神学体系。“天人感应”成为帝王与“天”之间的纽带。“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与天的关系确定之后，再用“三纲五常”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道统逶逶迤迤，变为庞然大物。伪学术代替了学术。士大夫的活动空间骤然变得促狭起来。撼山易，撼道统难，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于撼动道统了。足见，士大夫左右历史，韩非子之外当属董仲舒也。他以一人之口封杀了众人之口，而且一封杀就是两千年。

这个历史让我们汗颜。

颜敏先生曾经在论及《太平杂说》时用了“谁记得历史，谁就沉重”这样的判断作为题目，显然并不仅仅在于对太平天国本身的记忆，也不仅仅在于《太平杂说》的写作状态，其用意还在于针对当代太平天国的研究历史，这个研究史成为一个别样风景，检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态度以及治史精神，那不过是为了迎合某种强势的历史观而已。“迎合”固然屈辱但是并不费力而且能够获得体制的保障，也就与记忆或思想的沉重不搭界，但是一旦独立出来，想不再屈辱，那么就只有沉重。两者之间的选择，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流向因此出现了分野，其价值高下也由此判若云泥！

《太平杂说》终于出现，不得不说是一个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幸运，我们终于可以看到独立面对历史、独立表达历史的姿态已经成型，它就像一个镜像，矗立在我们的意识视野，烛照出这几十年对于“天平天国”历史研究中苍白的演绎与谄媚的情状，如果我们刻薄一点，可以认为，相对于《太平杂说》，几十年以太平天国研究为代表的那种历史研究，无论其方法看上去多么“马列”多么“唯物”，观念如何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无法摆脱斗争哲学的影响，都无法证实必然与或然之间这个偶然现象的历史逻辑，因为这样的历史研究实际上脱离了历史本身，而仅仅是用它作为一种经典理论的证据，来说明斗争哲学的伟大，而且，最为主要的是置史实于不顾，昧着良心、厚着脸皮为洪秀全的流氓政权骗取合法性——研究陷于如此庸俗的泥潭，你能够准确判断出这是因为政治高压还是因为知识分子人格的低下？你能够在这样的研究面前对那些历史学家皓首穷经的劳动有丝毫的敬佩吗？

知识分子被欺骗被利用可能是逃不掉的宿命，但是知识分子主动融入这个欺骗的行列，转而成为新的骗局的设计者，那不是宿命，那是自渎行为和自我出卖，是对未来的蔑视对真理的践踏。

有论者认为《太平杂说》包涵着一种潜在的启蒙，我不太认同这个看法，虽然“潜在”的限定本身表明了论者有所保留。“启蒙”作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认职责，其实说到底也是一种在特殊时代的“本分”。就像鲁迅表明的一样，他之所以应承钱玄同的请求为他们写点文字，无非只是让他们这些“前驱”并不感到寂寞，尽一个朋友的本分。而这些“前驱”们，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君，虽然显得激进和勇猛，那也是在对一个时代尽自己的本分，之所以激进和勇猛，不过是气质与性格使然。本分，看起来是一个庸常的概念，大多数人在提及自己尽一个人的本分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沉重的分量。其实稍加考察，我们会发现，胡风的30万言书为他带来如此的灾难，那就是本分的重量。当年胡风出于“赤胆忠心”，以真诚稍带激愤的言词指斥了文坛怪状，递交了那分类似《陈情表》的文字，虽怀有对明君的期待，但主要还是忍不住尽自己的本分，不过是在众人皆失厚道的时代，说一句清醒明白的“体己话”而已，岂料竟酿成大祸——由此观之，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尽本分的，更不应该把尽本分看成是一个唾手可得的行为！

回头来看，这个尽本分都稀缺的时代，居然还有很多人在大谈所谓责任感。其实在必须有所担当的时候，知识分子能够舍身成仁固然值得推崇，但是如果本分皆尽，估计这种英勇一击的悲壮时刻并不是很多的，谭嗣同大概算一个英勇一击的典型，如果我们设想，在“戊戌六君子”之前的所有“君子”皆能成为清醒的社会批评者或者能够以一个整体的力量对清王朝的专制形成巨大的牵制，甚至设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和独立精神的坚守，从一开始就是脱离专制体系而是独立为社会尽本分的一个群体，谭嗣同也就不必血洒菜市口了！责任感并不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玩意，那是知识分子内心的过度想象，是经过精心装饰过的本分，显得累赘而多余。难怪鲁迅特别反感自己被称为导师或者前驱，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头上戴过多的花冠！

所以，与其说《太平杂说》是一个独特的文本或者作品，是所谓责任和道义的点化，不如说是知识分子通过写作终于找到了尽本分的一个方式，是对一种新的写作状态的尝试。历经磨难，写了许多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文字，写了很多不想写而必须写的东西，潘先生始终在内心领悟真正生命的呼唤，在寻求一种的真的思想的表达，历经复杂的人生和纷繁的世界，潘先生不想站在高山上对着旷野大喊，他只希望把身边的人从梦中轻轻拍醒，这种轻柔的动作实际上有希望改写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只要你听从内心的需求，响应那轻轻的呼唤，你也一定会站在一个坚定的位置，流着热汗为时代尽自己的本分！

回归一种自由的写作状态，实在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在自由写作，也曾经歌颂这个赏赐了“自由”给我们的那个巨大的存在，但是我们一直以来所从事的不过是一种“非典型”写作。君不见，整个中国当代写作的乏善可陈，不是因为作家的才华突然枯竭，也不是因为抒情对象突然消失，而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识时务为自己设置了心狱，放弃或者屈就，是造成非典型写作的根本原因！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自由写作注定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太平杂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劈开荆棘的行为已经开始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尊崇，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姿态或多或少得益于作者的写作智慧以及这个智慧传达出来的真诚态度，但是我们也相当明白地看到的是与主流意识形态长期认可的规范的背道而驰，也即是说《太平杂说》存在着一种力量，使它显示出与传统话语的区别——没有装点所谓辉煌，也不去理会那些经典的阐释，而是把那些被有意遮蔽的本质发掘出来，让思想回到原野上自由地生长，不是纯粹的理性也不是纯粹的情感使然，而是价值尺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加接近世界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