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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真实图景（上）
李劼

一、主义之争不能概括思想之景

要对当代中国思想界作出一番全景式的描述，显然非常困难。不仅由于网络的普及，思想已经不再像网络时代以前那样可以简单划分，也不再有什么中心话语可言，而且在于在当今中国思想界真正具有思想价值的言论著说，实在相当鲜见。因此，当我看到徐友渔君最近发表在自由写作上的长文《进入21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不由有些疑惑。因为该文一开头就声称：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几乎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思想舞台，它们之间的争论构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派别之争的主要内容，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

这就是说，中国思想界是有中心内容的，那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不仅如此，徐友渔君在该文结束时又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内容，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依然会长期存在。徐友渔君强调说：

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市场经济看来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占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且不说其它，这段话在句式和言辞上，都让人感觉似曾相识。比如当年最高统治者论述阶级斗争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什么的。不管新左派会不会长期存在，这样的句式，与自由主义的话语方式，似乎不太协调。再说，徐友渔君强调新左派的长期存在，意在突出他的自由主义的存活期。

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比如民族主义，就像在俄罗斯和东欧所表现的那样——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对孪生子，它们在当代中国几乎同时出现，它们力量的消长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密切相关。

我不否认当今中国确实存在着这二种思想倾向。但我不认为这就是当今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图景。这是我想与徐友渔君商榷之处。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不过是当今中国官家体制内出现的二种民间思想倾向。因为无论是以自由主义自许的学者，还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都同样置身体制思考写作。其自由的程度也罢，其左的程度也罢，多多少少都受到他们这种依附性很强的生存条件的制约。他们的文章有赖于官方控制的传媒，他们的争论有赖于官方提供的学术平台，甚至他们的出访交流，都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和首肯。虽然他们在体制内的边缘程度有异，但从根本上并没有获得没有依附性的自由。他们之间的差异也许在于，比如说，相比朱学勤的依附性，徐友渔可能要更为边缘化。有的自由主义学者，甚至还有过被官家学府解职的经历。当然，相对于新左派诸君在官家的地位，相对于新左派中有人对权力的百般献媚和侍奉权力的渴望，自由主义诸君的官家资源可能没有那么充足，也没有努力挤入帝师之列的迹像。

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都是民间思想，乃是意指他们的思想，并非为官方钦定，大都出自他们自己的思考，基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倘若说，自由主义学者对现存体制的批判是难能可贵的，那么新左派对体制的沉默和对侍奉权力的向往，也并非是受到什么压力，而是一种生存选择意义上的自觉。就算有什么压力，那样的压力早在公开显露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他们的内心深处了。那与其说是专制的压力，不如说是在专制底下讨生存的压力。也许应该说，是一种生存的自觉。生存的需要，是无可非议的。再伟大的思想家，也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生存问题。即便是海德格尔那样的人物，当年也曾在希特勒的法西斯极权底下生存过。需要讨论的只是思想，以及与思想有关的话语权力和话语霸权。至于新左人物中的如何向往侍奉权力，虽然有必要指出，但并无多大的学术讨论价值。

当我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界定为中国官家体制内出现的二种民间思想倾向时，同时意味着，还有体制外的民间思想，甚至异议思想。九十年代以降，体制外的民间思想分为二类，一类是国内选择了自由写作的自由撰搞人，一类是丧失了生存可能而不得不流亡海外的自由撰稿人。在前一类思想者当中，除了致力于文化著述的学人，比如张远山诸君，还有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作家，比如刘晓波等人。因此，假如细分的话，应该有三类体制外的民间思想者。这些民间思想者虽然并没有自命为自由主义者，但他们的写作表明，他们崇尚的是独立的人格，他们追求的是自由的思想。

我注意到徐友渔君在那篇宏观描述式的文章中，始终没有指出过，他所说的自由主义是否包括所有的自由思想；也没有声明过，他所说的自由主义只是当代中国自由思想的一部；更没有区分过，他所说的自由主义，是与其它自由思想不相干的自由思想。因此，徐友渔那篇文章，会给读者无形中造成一个错觉：整个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图景，主要就是以徐友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以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的对峙。这样的图景又意味着，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思想话语，主要是由徐友渔和汪晖作为黑白两方的主要代表所组成的。

事实上，与新左派对峙的，并非只有徐友渔君或者为徐友渔君所提及的诸君，远不说其他，即便是一直站在异议立场的刘晓波，就曾在“信报”上发表过《新老左派的大合唱》一文，针对新左派的观点，十分尖锐地指出：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靠强权和意识形态动员完成的国有化和初步工业化，是不顾人的权利、尊严和死活的“屠夫经济”的话，那麽在当今时代，任何罔顾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理论，任何爲国有化和强权下的平均分配进行的辩护就是“屠夫经济学”，它甚至要比那种爲"权贵私有化"和普遍腐败进行辩护的"御用经济学"更违反起码的人性，其冷血和残忍，无疑于经济法西斯。

在几年前致《读书》杂志的公开信中，笔者也对新左派提出过如下批评：

无论新左派玩弄什么样的学术游戏，无论他们如何张冠李戴地引经据典，他们无可回避的要害在于，只反霸权，不反极权。（李劼《重建人文精神讨论的更正发言兼论新左派思潮》见诸“关天茶舍”等网站）

在《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一文中，笔者曾经对新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有过非常严厉的不指名的批评：

这些文化二奶，一开口就是“中国文明复兴，期待伟大的大学”，从而信誓旦旦地要“打造中国的精英”。口气还是那么牛皮哄哄，无奈底气早已不足。陈胜吴广式的“宁有种乎”不敢再提了，只不过是想为“我国”打造精英而已。这听上去就像是被包养了的奴家，要为主子生上一群大胖小子。真正叫做，得了温饱，丢了灵魂。可怜的精英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这些体制外的声音，由于拒不认同官方的专制，被长期排斥在官方的传媒之外。异议式的抗争也罢，流亡的思想也罢，无论对新左派作出什么样的批评，都只能在国人不容易读到的海外媒体上公开，只能在互联网上传播。这虽然非常无奈，却并无什么遗憾。令人遗憾的反倒是，不知为何，自由主义诸君也像官家媒体一样，闭口不谈这些来自体制外的自由思想。这与体制外的自由思想者一再提及体制内的自由主义，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也与体制内的自由主义文章，经常见诸体制外的海外传媒，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对徐友渔君的许多自由主义观点，我是认同的。对徐友渔君的学养，我也是相当尊敬的。但读到徐友渔君文章的结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对孪生子”时，我不得不感叹，站在中国社会思想舞台上的，好像只有徐友渔和汪晖这一对“孪生子”，其他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就好比黑白对弈的两方，一方的思想都给徐友渔给代表了，而另一方的思想则都像是让汪晖给代表了。当徐友渔君在不停地批判汪晖新左观点时，其话语效果，却是不知不觉的水涨船高，然后双峰并峙，最后一览群山小。所谓的话语中心，所谓的话语霸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相当实在、相当具体、相当生动的。不知徐友渔君以为然否。

同样在徐友渔君的视线之外的上一代思想者，李泽厚先生，曾如此评说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自由派不宽容、新左派不公正、基督徒不谦卑。我对中国基督徒的谦卑与否没有作过研究。但我想更正一下李泽厚先生有关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说，我的看法是：自由派不谦卑，新左派不诚实。

有关新左派的不诚实，我曾在上述那封致《读书》杂志的公开信中有所论说，这里摘要如下：

这些“新左派”(尤其是其中的激进派)不同于老左派的地方在于，他们并非是封闭锁国的产物，而恰好是改革开放的得益者。他们当中不少人走出过国门，无论是短期的访问，还是长期的求学，有的还在西方大学里谋得了学位和教职。他们不是不知道西方的社会模式和那种模式对于中国社会的借鉴意味，不是不知道西方社会无论怎样商业化也必须承认的和法律加以保障的个人自由价值系统是如何的不可动摇。然而，他们出于某种生存策略，某种很不人文很不精神的动机和需要，一面享受着没有出国的学子们难以享受到的种种惠遇，一面刻意地扮演西方文化的受害者，巧妙地取悦民众当中因袭的一时难以克服的仇视西方心理和仇视美国心理，以此煽动粗俗的民族主义情绪。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同上)

有关自由派的不谦卑，我想指出的是，自由，作为一种人文品格，在面对专制的高压时，是高昂不屈的，比如当年的林昭及其《星火》诸君。自由，在面对思想著说时，却是谦卑平和的。因为自由的独立人格含义，不在于高于他人，而在于与他人同在。所谓的独立人格，并非是鹤立鸡群。在我所理解的独立人格，应该是不为权力所左右，当权利受到权力的剥夺时；是不因为生存困境而退却，当存在受到生存环境的裹挟时；是面对暴虐不低头，当生命受到极权的威胁时。如此论说独立人格，并非意在以此要求他人，尤其并非以此要求依然在体制内求生的自由派诸君。我只是想说，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通常是互相依存的，而独立人格又和众生平等的慈悲情怀紧紧地联在一起。我只是想说，面对权力的淫威时，自由是不屈的；面对思想的表述时，自由却不是睥睨一切的。一个自由思想者的人文姿态，恰好是谦卑的，也就是说，没有舞台感的。

非常遗憾的是，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文章，大都颇有思想舞台感。包括徐友渔君的这篇文章，虽然他好像只是下意识地使用了思想舞台一词，但身处话语中心那样的自我放大，还是忍不住地溢于言表。不知这样的下意识是否与身处权力中心城市有关，是否与身处官家最高学术机构有关，是否与拥有官家最高学术职称有关。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下意识，是很不自由的。攀附权力固然是不自由的，对话语权力有所执着，也同样会使话语者的心态变得不自由。

徐友渔文章以主要内容和思想舞台来描述中国当代的思想图景，多多少少是有些失真的。这样的描述，不仅对于体制外的思想者来说是不真实的，即便对于体制内的思考者来说，也是不真实的。比如，对于以谢韬先生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来说，显然失真。有关谢韬先生的学养显然难以作出自由主义的限定，但假如将谢韬先生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说成是左派思想，却会让人啼笑皆非。谢韬先生的思想谱系绝对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至多受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但是，谢韬先生的那篇文章，不能不说是当今思想舞台上的主要内容之一，假如确实存在思想舞台的话。

仅以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划分思想阵营，可能是又一种黑白思维二分法。这样的归类方法，不仅在谢韬先生的文章上显得捉襟见肘，也会在另一类人物那里不知所措。比如，中央民族学院的那位张宏良教授。张教授的一番演讲，据说也具有如同谢韬文章那样的轰动效应，题目是《中国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变》。有趣的是，张宏良教授和谢韬先生一样的救党救国心切，只是他的救亡方向，他的救亡方式，与谢韬先生南辕北辙。

张宏良教授的演讲，显然是在扮演一个现行体制的发言人，一个当今最高权力的代言人。不管他有没有获得最高权力的授权，他已经把发言人和代言人的角色，演得活龙活现了。

为了配合最高权力者的“和谐社会”论，张宏良教授把当今的中国社会描述为“由建立野蛮血腥的丛林社会向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转变。”他将邓小平主政以后的改革开放，说成是“持续数十年创建残酷竞争的丛林社会，实行丛林法则的血腥训练。”然后断言：“资本的处世哲学就是‘只要我能过得去，哪怕洪水滔天’。”张宏良教授一面把专制帝王的处世哲学套用到资本头上，一面将邓小平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口号，说成“是个骗人的东西，不但实践上行不通，理论上也是骗人的。”以此批判一下邓小平的“猫论”，调戏一下在权钱交易中处于劣势的民众，但真正的主旨却在于，向躺在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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