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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余华
好孩子

第一次听见余华大概是在九二九三年间。我和前妻住聂华苓家。聂老师长女维维带儿子从北京来爱城聂老师家度暑假。吃饭的时候，听维维说起余华。维维学文学出身，周策纵的学生，博士论文写的是张恨水，后改行在家相夫教子，随做外交官的德国丈夫全世界跑，当时驻北京。维维对北京文坛的动态时时关注，时时传达。我近水楼台，这样知道了余华。当时余华恐怕是刚出头，维维口气里充满了发现新人的喜悦和激动，象宣告，又象是打赌。意思是：注意余华这个人。

二零零一年夏天，我一人从爱城来到北卡。人比行李先到。新租的房间里徒有四壁：没电视，没电脑，没电话。夜深人静时，独躺灯下，颇无聊。幸亏随身带了两本封面破烂的《收获》。这阅读时代留下的旧习帮我度过了初到新地时最烦躁的头几天。一本《收获》里有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另一本里有宗璞《东藏记》，但不全。这是我第一次读余华，也是第一次读宗璞。我一下被《许三观卖血记》开头几句简单得如同汉译《圣经》里的句子给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原先的烦躁心情消失了。小说流畅，元素齐全，很好读，尤其是对话，机智腾活。读完《许三观卖血记》，再读《东藏记》。《东藏记》虽不全，但两代作家对比已非常鲜明。当下的感觉是，如果把这两部长篇翻成西文，《许三观卖血记》好翻，但《东藏记》恐怕不易。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余华为兰登书屋刚出的英译本《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应邀来杜克大学演讲。演讲前一天是周日，中午，我在杜克大学附近第九街一家常去的小书店里碰巧遇上余华和他的夫人。陪同的两位，我认识，余华是第一次见。我从座位上站起，上前打招呼。陪同的一位在一旁给我们介绍。余华和太太一人一身休闲服，余华穿的是猎装，太太好象染了发，夫妻俩肩并肩站着，看起来很青春，不象夫妻，倒象是同学。估计是刚吃了午饭，喝了酒，余华满脸通红。我伸手去握，一边说：“是不是喝酒了？”象是见了老朋友。余华说“是，是，刚吃了饭”。余华一开口象诗人孟浪，吓我一跳，同时有遇见同代人的亲切。这时，一位店员手里拿着本书走过来，告诉余华说他的书他们已经摆出来了。余华没听懂，以为要他签字，伸手要笔。这下轮到店员不懂，愣在那儿。于是余华用中文一字一句耐心而客气地对店员说：“你是不是要签字？我可以给你签”。比划了一阵，店员懂了，赶紧去拿笔给他签。

第二天下午余华在杜克新建的富兰克林中心的一间会议室里演讲。到会者约六，七十人。余华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文学的真实？”。事先写好的中文稿。一位文化人类学系的中国女研究生在一旁做翻译。余华一句句念中文，女研究生一句句翻成英文。余华的中文稿猛一听似不易懂，但一翻成英文就很容易——几乎常识。原因是讲稿里用的都是西典。这好比洋人用中典。洋人读着可能觉得挺玄，一翻成中文，就跟成语一般。这也许是余华始所未料的。

我坐在下面听，感触良多。这恐怕是这一代作家的集体状况：一边读翻译，一边写作。我把他们称作“读翻译的一代作家”。当然，“五四”以来中国作家，恐怕没有一位不是一边读翻译，一边写作的。所不同是，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的作家，大概不会再象这代作家一样，对翻译作品有那么大的倚赖性。而这种倚赖性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自觉的，或者是心照不宣的。在这一代的作家中，据我所知，只有王小波一人公开地将自己的文学师承归于翻译作品，充分肯定了那些优秀翻译家们为现代汉语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也是第一次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向那些翻译家们表达了由衷的敬意。这是王小波的可敬可爱之处。

演讲以后是提问。余华很随和，开了不少玩笑。一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向他表达了敬意。其中一位从台湾来的女生说，你的小说好像很深刻，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这样的问题，余华估计已听过不止一次。余华是怎么回答的我已记不起来。但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学生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位学生问：你为什么写《活着》？这样的问题，余华恐怕也不止一次被问过，应该有现成的正式答案。但为了活跃气氛，余华开了一个玩笑，回答说，那是因为有一天夜里做梦做到“活着”这两个汉字，第二天早上醒来，这两个字还在，所以我就写出来了。全堂哄笑。不想这学生又问：“现在这书翻成了英文，如果我们做梦那会是哪两个字呢？”余华一时答不上。

{二零零六年二月四日北卡风入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