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竹幕的几枝苦竹
李　雾

最近，专收近代著名文学作品的企鹅现代经典文库（Penguin Modern Classics）印行了钱钟书的《围城》。虽然中国小说早有翻译为英文的，但是，被收入这一平装本普及文库，让较多的读者、特别是大中学生容易接触并方便阅读，这还是第一次。

这里所谓的“经典”，英文原义其实接近汉语的“范本”和“范例”。“经典”在中文里本是一个份量极重的词，一般就是指儒家典籍。经典与文学的关系，按《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说法，“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该书《序志》章），文章不过是经典衍生出来的“枝条”。现在人们见到英文 classic 就译作“经典”——英文该词的拉丁原义是指古罗马的最高等级，是别的等级应该模仿的榜样，引伸为公认的优秀作品，别人在进行同类创作时可以仿效的范本——受了英文用法的影响，拍部贺岁片，舞台上讲讲笑话，如今都会被娱乐记者称作“经典”，比英语用法还浅薄，比中文“经典”的原有含义则轻得太多了。连文字理应高洁一些的《中华读书报》，也会在（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那一期推出什么漫画和旅游书的“近年经典”。

总有些“爱国”的好同志，恨不得把英语赶尽杀绝。只是语言这玩艺，一旦互有接触，潜移默化，会渗透到什么地方，只怕你想破脑袋都料不到。

英文可以渗透过来，中文当然也可以吹拂过去，《围城》现在就和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弗吉尼亚?吴尔芙的《达洛维夫人》等作品并列，成为英语世界的一种文学范本。中文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很兴奋地在英国《卫报》（６月１１日）发表文章，居然称企鹅经典文库此举为《大跃进》（文章题目）。对比日本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声望，蓝女士很为中国文学的冷落而不平，认为是受了冷战和中国自建“竹幕”的负面影响。

当代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确实比较冷落。看一最新例子：新设立的国际布克奖（６月２５日宣布阿尔巴尼亚旅法作家 Ismail Kadare为首届奖主），要求被提名者以英文写作或作品有英译本，十八位入围的世界“最优秀”作家，有日本的大江健三郎，还有波兰人，埃及人，阿根廷人，等等，却没有中国人。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这样一种局面，不是五十年前的西方冷战态度所能解释的。按接受美学的思路，大概问题还是在于中国作者所创造的文本与英美读者阅读经验间的圆凿方枘。

正好不久前，《纽约客》杂志（NewYorker，５月９日）刊登了美国老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书评《苦竹》，评论苏童和莫言的小说英译本——前者的《我的帝王生涯》和后者的《丰乳肥臀》，分别于今年２月和去年１１月在美国发行。译者是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夏志清曾在某书序言中，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厄普代克则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大作家，得过两次普利策奖小说和两次国家图书奖，还得过三次全美书评奖。他的代表作《兔子四部曲》已在国内翻译出版（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厄普代克和另一位美国老作家菲利普?罗斯，被认为是最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这两位也在今年国际布克奖的十八位入围人之中。厄普代克还读过不少日本小说，他对这两本中国小说的若干总体性看法，应该可以代表那些对东方文化抱着开放态度的美国人在阅读中国现代作品时的困惑。

限于篇幅，厄普代克讲的好话就不转达了，相信《我的帝王生涯》和《丰乳肥臀》下次在国内加印时，会印在封面上。现在出书，洋人从来没说有过的，还要造几条出来，何况美国名家真的评论了。笔者还是提一下婉转的批评。对于《我的帝王生涯》，厄普代克说道：只有当燮王端白可以在贫穷和危险中按他的心意做一个走悬索艺人的时候（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从该书第十一章端白被赶出京城，至第十六章故事结束，端白隐居苦竹山），他才成为西方文学意义上的“主角”——由抱负、挣扎和发现所界定。类似意见，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专家早就提过：中国小说多由情节推动，很少有由人物性格推动的作品，因此整体上缺乏一种深刻的心理感染力量。

笔者曾经问过一位美国教授：在英语语境里，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他回答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据：如果你读完一本小说后，对主人公的把握，超过了你对最好的朋友、甚至配偶或情人的了解，这就是一本好小说。如果你认真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你应该能够理解安娜的所有行为；但结婚多年的妻子仍可能有令丈夫惊异的人生新追求。这位教授所强调的，并不是故事如何引人入胜，而是人物刻划的细腻生动。

当然，人物和情节是不可分割的；由情节推动，还是由人物性格推动，往往是一种很主观的鉴定。英美也多的是以情节为主的小说，比如很多侦探故事。但是，所谓的纯文学小说（literary fiction），按英文传统，则不单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环境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从人物性格来解释。流风所及，就连“哈利?波特”这样的巫术童话，第一集《哈利?波特和魔法石》的开头，也是德思礼舅舅上班路上见到的连串怪事。一方面营造诡异的气氛；另一方面，从德思礼的反应，写出哈利未来的寄养家庭男主人的性格——虽然并非主角，德思礼一家却是无法理解魔法世界的庸俗人生的代表。如果作者更偏重情节的话，大概就要像改编后的电影一样了，上来就是半夜里怪叫的猫头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和教授灭掉路灯后，趁黑把襁褓中的哈利放在德思礼家门口。

《我的帝王生涯》的前三分之二，描写宫廷内争的残酷和端白身为燮国国王时的暴虐。最后三分之一是端白沦为平民后的转化。笔者并不认为写小说有什么成规定法，但是，从英语小说的常情来看，《我的帝王生涯》显得头重脚轻。在后三分之一，端白高高地跳在悬索上，作者的文字也浮在云里雾里，端白性格的转变，缺乏那种形而下细节的说服力。作者基本没有写到端白流落民间、只有一个小太监燕郎跟随时，特别是燕郎死后，他是如何对付穿衣吃饭的。那么端白怎么可能从一个整天狂叫“杀、杀、杀”的无道君主，变为有情有义的正常人，亲手掩埋了被乱兵杀死的十七位杂耍班同伴？曾经贵为天子，如今拿起一把铁掀就会挖土了？

杜甫作于“安史之乱”的《哀王孙》，是一首篇幅远为短小的诗，但对环境逼迫下的性格转变，却是写得更为令人信服。“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一个自小锦衣玉食的人，大概只有被迫为奴，或像末代皇帝溥仪那样被逼劳动改造，在别人的管教下，才能学会一点料理自己生活的基本技能。

中国作家当然也写比较符合厄普代克阅读习惯的书，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我爱比尔》、《香港的情与爱》等中长篇小说，或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都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以性格驱动的、以塑造人物为主的佳构。但在英美出版商的眼里，这样的作品，或许不够“异国情调”，对一般的读者，不够怪诞新奇。

有趣的是，厄普代克偏偏不欣赏某种在英语世界几乎成为定式的“中国情调”。他对《丰乳肥臀》的批评，相对简单一些。该书开头几章，是两场生育的平行描写，一是上官鲁氏生下男主角上官金童，一是上官家的黑驴要产小骡子。作者的寓意是女人不如驴，驴得到的照顾还要多一些，但令厄普代克不解的是，为什么苏童和莫言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他诧异地问：中国小说是否缺少一个类似英国维多利亚（以社会对道德的严谨要求著称）那样的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

笔者曾读厄普代克为村上春树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所写的书评（《纽约客》，１月２４日），觉得他对日本的文学传统相当熟悉，显然读过不少日本小说。对中国小说，看来厄普代克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这也是蓝诗玲提到的西方人阅读中国现代作品时的问题之一。对于莫言的风格，厄普代克就体会不到刘再复所讲的“（莫言）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１９９９年。）

其实《丰乳肥臀》里强悍的是女性；男主角金童，与《我的帝王生涯》的燮王端白一样，都是性格懦弱的人，前者含着乳头不肯断奶，后者听任家国破碎。两本书写的都是中国的过去，厄普代克的总结是“烂社会不提供成长的激励”——与这篇书评的起句，“中国，专家们同意，是代表未来的国家”，形成强烈对比。厄普代克似乎有他的怀疑，或许他眼中仍有“竹幕”，但小说大概不能承担如此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