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
——也谈小说《生生不息》

朱伟一

我顽固地认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外语不好的人不会是一流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可以用法语创作，而且还通德语。《日瓦格医生》的作者鲍里斯·帕斯塔纳克以翻译谋生干了十年。托尔斯泰、普希金，这两位作家都会法语。契柯夫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海明威干脆常驻国外。中国近代叫得响的作家也一样，不仅懂外文，而且大多是“海归”。鲁迅、钱钟书、郁达夫、梁实秋，都在国外留学或游学过。连老舍这样专写老北京本土文化的作家，也曾在英国长期留学。什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话我就不信。《红楼梦》怎么一出国门就成了弃儿？金庸笔下的武侠纵然是上天入地，也只能在华人圈内格、杀、打、扑。

或许我对单语作家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我热切地期盼通晓外语的中文作家出现，以检验我的假设。王小波是得到公认的优秀作家，而王小波留学美国，英文应该相当不错。再看一位作家，看一位新生代女作家。一个叫丁丁的女作家写了本叫《生生不息》的小说。据悉，丁丁会做中、英文同声传译，想来她的英语不错。丁丁还在讲法语的比利时留过学，在国际上流窜过，想必没有见过彩虹也经历过风雨。

一、中国式丈夫

《生生不息》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不，是一个愤怒声讨爱情的故事，声讨爱情，更愤怒声讨婚姻。一个叫伊冬美貌知识女子，嫁给了一个叫费思明的，在南方的一座城市过活。伊冬不满她的中国式丈夫。请看，她是这样控诉的：

“他吐虾壳，不对着骨碟。”

“他的文法疙瘩文笔幼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以才子自居。”

还有更恶的， “……我打开家门。正伸手找吊灯开关，忽然客厅里传来嘿嘿的阴笑。”是丈夫费思明的嘿嘿阴笑。作者寥寥几笔，就构勒出中国式丈夫的形象：自私、自大、贪婪、胆怯，而最难人容忍的是“猥琐”。据说有些高手写小说并不直接描述人物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但即便小说中没有明讲，中国式丈夫已经读者流下了深刻印象：獐头鼠目，贼眉鼠眼。如果小说有技巧的话，这应该算一个。
伊冬还有血泪控诉：

我自己已如残花败柳，但如果要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我不要我的基因和这个 平庸浅薄的基因混合，我不要新的生命被调教于狭隘自私的婆婆，我不要生这个怪胎。

恶毒但切中要害。几句话胜过百篇博士论文，比法律评论文章更有说服力。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老是受列强凌辱？我们的贪官为什么层出不穷？为什么路见不平时噤若寒蝉，讲黄段子时却是那样的眉飞色舞，斗志昂扬？难道不是雄性基因出了问题？贪生怕死并不可耻，委曲求全并不可耻——忍辱负重并非易事。但对勇敢的人不表示敬意，反到津津有味地讲黄段子，这就没有什么希望。正是，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女子乒乓球队，我们有世界一流的女子排球队，我们甚至还有世界一流的女子足球队。我们这个民族就是阴盛阳衰。但如果大敌当前，我们总不能只派娘子军上阵吧？

《生生不息》谈爱情，更控诉中国式的丈夫，宣判婚姻的注定灭亡。但后一个是全球化问题，而前一个则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因为这两类性质的问题就很难区分。或许，《生生不息》的作者过于前卫，对中国式丈夫过于苛求，因为从拆字学看，婚姻就是对女性不利，“婚”字由“女”和“昏”两个字组成，意思就是“女人头脑一发昏便结婚了”。

不过，作者还不算前卫，前卫的作者是不谈婚姻的。但丁丁谈了婚姻，批判婚姻也是在谈婚姻，控诉婚姻也还是在谈婚姻。恋爱是女人的职业，至少是漂亮女人的职业，婚姻只不过是副产品。作者如此痛恨中国式丈夫，不知可曾已婚或有过婚姻？奥斯汀没有结过婚，但却死死抓住婚姻问题大写特写。

二、“夜深忽梦少年事”

迟暮之年的怨妇，大多不愿揽镜自顾。丑人就怕照镜子。同样，如果小说只写丑的一面，就不会有太多的读者。《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再好，多数人不愿看，就是因为鲁迅写的太真，画出了国人的丑恶嘴脸，所以“惨”不忍睹。还好，《生生不息》不是只限于骂娘，很快又为我们展现了抒情的场面：

最美的是花瓣落下来的那几天，整条笔直的小路上铺满鲜红的花瓣。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无棱和我在这条路上走，在一棵树下我站住，手指树杈叫他看--那根树杈姿态曼妙，犹如观音的手。“记住，第五棵，就是观音。”我对他说，这是我的私人发现，只告诉最亲近的人。

“这是我的私人发现，只告诉最亲近的人”——这样的相知，别开生面；这样的恋爱，彼此心同。“在一棵树下我站住，手指树杈叫他看--那根树杈姿态曼妙，犹如观音的手。”这是新生代的感觉，不同于“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更不像“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北岛）。但比起邓丽君的“我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一直埋藏在心里”，那已经是飒爽的多。

“夜深忽梦少年事”。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如果我们碌碌无为却又有所追忆的话，那多半是两件旧事：初恋（如果有初恋的话）和大学的如歌岁月。《生生不息》的女主人公仍然处于从大学向社会转向的状态，人已经毕业了，但魂还留在校园里。这种状态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美国故事片《毕业生》中也是穿插大学校园的倒转时光，一个刚毕业的男生一会儿在新泽西，一会在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谈恋爱。伊冬恋爱的校园是一座靠海的美丽校园——厦门大学的校园。

作家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我以为，作家存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以文字的创意给我们愉悦，以想象的空间给我们自由——想象是最大的自由，一切自由由此而产生。啊，书中的对白是作者经历的真实写照如何？那也是想象力！可惜，《生生不息》的校园倒叙没有进一步展开，而是雪泥鸿爪，浅尝辄止。

厦门有厦门大学，还有琴岛鼓浪屿。那是一个可以看日出日落的去处，也是一个发生故事的好地方。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爱情，那么故事应该发生在这里，发生在鼓浪屿上。“美人如玉剑如虹。”美丽的故事，应该发生在美丽的地方。琴岛是个可以大写特写的地方。是的，女主人公伊冬在岛上流窜过。但作者又将其轻轻放过。一个有灵气的作者来写一个有灵气的地方，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的。可惜，她也只是匆匆而过，并没有在这里流连。

《生生不息》中的校园男生追求女生也是声情夺人。你看，小震雨天在女生宿舍前伏击伊冬，居然能够顾盼自雄：

我打着雨伞走在女士宿舍的台阶上，那真的是“雨中路遥遥，万里风潇潇，仿佛你在微笑”。

任何男士如果在女生宿舍阻击过女生，那他一定知道，这种经历决无骑士的潇洒（若真是骑士，就会等女生找上门来）。如果在女生宿舍一带活动过，怕是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样子。

三、死守缠绵

伊冬生活中有四个半男人：费思明（恶丈夫）、小震（大学同学中的暗恋者）、无棱（情人）、许良四（预备情人），那个要扒灰的公公算半个。四个半男人中，小震对伊冬最痴情，但却死的不明不白，作者并不交代他的死因。小说开场小震就死，似乎是一个悬念，是故事发展的一条主线，至少是一条较大的支线，不是黄河、长江，也是海河、淮河，总之是一条害河。但小震在书中的作用仅限于从阴间向伊冬供应情书，情节上很不得力，让人很不理解。

《生生不息》是篇贴在网上的连载小说。网络小说好，摆脱了出版社的束缚，作者可以直接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作品，天才作家不会因出版社眼拙而被埋没。当然，网络小说的出现对出版社也有好处。此类小说已经在网上接受了读者的一次检验，若出版社要出版，判断书的 销路可以有所参考，降低了风险。连载小说像江湖郎中的专治跌、打损伤的狗皮膏药，一幅接着一幅贴，不断保持创新。但也有问题，就是神龙顾首不顾尾，情节上有时不太合理。

情节很重要，小说《教父》以好的情节取胜。对《教父》这本书，我们只问故事性，不问思想性。不过，好情节固然重要，却并不是小说取胜的必由之路。英国作家格兰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高见是：

作者不是为了读者才写作的，不是吗？但他必须稍加小心，切不要让读者感到不自在。我感兴趣是空间、光和对称。只有素材涉及到以上三个方面，才会引起我的注意。素材应当服从建筑师。素材并不是建筑师工作的动力。只有空间、光和对称才是他工作的动力。小说的主题不是情节。

伟大的作品并不一定需要高超的技巧。写作是作者把混乱的激情和思绪理清的过程，情节并不重要。《傲慢与偏见》的结构非常精巧，但其作品并不在巨著之列。契柯夫小说的情节看似简单，但其作品是公认的伟大的作品。再有，约翰·卡勒（John le Carre）的《间谍从冷天来》（The Spy Coming from the Cold）是成名之作，再版时编辑曾请他修改一下情节上的矛盾之处。此兄坚决不改，说是情节上的矛盾是其作品光荣的伤痕。

如果不谈情节，女作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奇制胜呢？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缠绵，缠绵，再缠绵。张爱玲的小说就很缠绵，书名就很缠绵：《倾城之恋》、《半生缘》，还有《十八春》，书名一个比个缠绵，即便吸引不了男读者，也可以换取女读者的一掬清泪。啊，有人说张爱玲不是缠绵，是死守爱情。那就是死守爱情吧。死守妇道可耻，死守爱情伟大。还有人会说，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很好，但里面的倩女（如果能算倩女的话）身边的男人一个又一个。不过，电视连续剧与小说不同，一集便是一个故事。所以，四个单身女子还是一次只有一个恋人，还是在死守爱情，一灯一火一楼台。
缠绵是女作家的特权。如果男作家缠绵，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天涯路，江上客。首先，男人就不应该伤心。即便男人伤心，那也应该是另一种伤心，是“共论穷途路，不觉泪满面。”

除死守缠绵之外，或许写侦探小说也是一个好办法，女作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工于心计的特点。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丽丝蒂（Agatha Christie）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作品销路也不错。再就是儿童文学，《哈里·波特》那样畅销谁不眼红？女作家眼红，男作家更眼红。

《生生不息》出自女作家之手，但写得很大气，也许是太大气了。女主人公伊冬要对付四个半男人，颇有点寡不敌众。何况，《生生不息》篇幅有限，无法展开一对一的关系。小说刻画人物也应该遵循领袖教导，也讲究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当然，如果爱得过来，那不是一件坏事，就像歌里唱的那样：“爱永远不是罪过”。（英文“Love can never be a sin.”）

不过，男女主人公的定位是不同的，这点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是西班牙歌手胡里奥与美国乡村歌曲歌星威利·纳尔逊联袂演唱的主打重唱，红篇全球，经久不息。英文歌词很简单：

To all the girls I loved before,
Who traveled in and out of my door.
I am glad they came along.
I dedicate this song,
To all the girls I love before.

如果这句改为“致所有我曾深爱过的女人”，怕是横竖看起来都不太顺眼。1960年代，避孕药的出现推动妇女革命，妇女不用再死守妇道，至少是生理方面不会有不良后果。但这仅仅是消除或缩小生理方面带来的不便，却不能消除男女生理上的差别。从生物学上说，男性理论上可以有许多后代，可以把种子撒遍祖国大地，而女性能有的子女有限，所以必须慎重择偶，必须死守缠绵。
伊冬对爱情还有高见，说是：

夏天谈的恋爱不作数，天热脑子容易发昏，等到秋风起，稻花香，就发现眼前的人完全不是你的理想爱人，于是到冬天就结束了。

伊冬还请来米兰·昆德拉帮忙，说是《难以忍受生命之轻》发明了“性友谊”。不过，《难以忍受生命之轻》中的男女关系乱是乱，主要还是一男二女的经典三角戏。男主人公托马斯有过的性关系不少，但多是萍水相逢。托马斯只在乎两个女性，其余都是陪衬——不，只是道具。不是吗？米兰·昆德拉很无奈，奈何不了蹂躏布拉格的苏联红军，奈何不了前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奈何不了前捷共领导人胡纳克。于是，他就安排《难以承受生命之轻》的男主人公托马斯代为复仇，收拾了那个给勃列日涅夫鲜花的捷克女人。

四、一个没有男人的地方

伊冬找不到爱情，失望之余表示：“只有革命才可以真正地做到英雄和浪漫”。可在中国这个地方，革命经常也就等同于离乱。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不变的主题，也是中国式爱情的定格。中国近代是一个悲苦的民族，爱情和真情只写在离乱之中，只有离乱才让我们见到真情和爱情。“便相逢凄凉万事”，才会是“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朱生豪、宋清如是中国最凄婉的爱情故事，是离乱岁月的故事。钱钟书、杨绛以清流著称，但靠着做上大官的昔日同窗的照拂，住进了部长楼。而朱生豪真的是不食嗟来之食，不愿与“卖国贼”为伍，更不愿在后方与“爱国贼”共舞，只能隐居在江苏常熟乡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宋清如这位年青美貌的知识女子，居然能够死守爱情，死守清贫。朱生豪贫困交加，三十三岁便英年早逝。宋清如纪念亡夫的诗句是这样写的：

也许是你驾着月光的车轮，
经过我的窗前探望。
否则今夜的月光，
何以有如此灿烂的光辉。
回来回来吧。
这里正是你不能忘情的故乡。

“肠已断，歌又难”——离乱才有琴心剑胆，才有美丽凄婉的诗句。或许，这也是一种错觉。或许，离乱之所以有真情，是因为恋爱的一方或双方都死得很早，来不及背叛，也不用经历“长相守”的艰苦考验。但《生生不息》中的情种小震死的也很早，却并未赢得美人的芳心——死也算是白死。

不过，伊冬爱情的失败，恐怕还不仅仅是革命或离乱的问题。像伊冬这样一个秀外惠中的女青年（征婚广告语），在爱情上却没有归宿，大概是因为她生活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国度。在一个被阉割的时代，幽寻爱情岂不是缘木求鱼？岂不是痴人说梦？！用贫下中农的话说，就是“找不到坟堆乱磕头”。在一个昏沉虚度、人人病夫的地方，只有男盗女娼，蝇营狗苟。

“白鸥叫破千山静，飞下湖心啄断冰。”我们这个民族也有高尚的人，我们这个民族也有勇敢的人。但可悲的是，有一个雄性敢于站起来——不，有半个雄性敢于站起来，就有千万个太监群起围攻，群起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千百年来英雄太少，而中国式丈夫、中国式男人则加速复制。

五、小说——哲学的简易读本

我总以为，小说是哲学的简易读本。退而求其次，语言至少要机智，道出我们的心声。当然，语言也体现了作者的风格和思想。《生生不息》有这样的语言，比如：

人最幸福的状态，是自由而不寂寞。次等，是自由但寂寞；或者不自由也不寂寞，在这个层面上有最多的分流；最次，是既不自由且寂寞。

还有：“白头到老这回事，大概是忍出来的。而永结同心，则是背道的荒谬。”还有一针见血的诛心之论，像“……经过文革的人，又混迹于官场，再难堪的事情也会硬着头皮顶过来。他们的脸皮，比犀牛还厚。”
“平常看不见，偶尔见峥嵘。”作者不时也借主人公之口说出几句入木三分的话。比如，伊冬规劝中国式丈夫遵纪守法，但他却说： “你放心，只要舅舅在证监会不退下来，有人护驾。”文人的恶毒是一种阴损，漫不经心地就放出一枝冷箭，而且见血封喉，让人毫无辩驳的余地。无怪乎有一句名言，叫“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但这里攻击不合情理。如果我们定期学习法制刊物（诲盗诲淫的刊物经常冠以“法制”二字），我们就会知道，今天的贪官通常是为情妇所累，为“爱情殉葬”，能想到妻儿已属不易，哪里会顾及外甥？

谁要是以为自己已经把人想的很坏了，那他就会发现人比他想的还坏。伊冬的阴损也是一次胜过一次。比如，她攻击扒灰公公时说，他“忽然从后面抱住我，凑着我的耳朵说：‘别扫了。’声音像电影里的太监公公一样可怕。”好啊，终于扬眉剑出鞘了，“太监”一词终于骂出口了。如果《生生不息》的开题是“爱情”（现在博士、硕士都讲究开题，还有什么开题仪式），那么“太监”二字就是点题。

六、“人生若只如初见”

小说能否广为流传，取决于小说本身的水平，但书名也可以为之增色不少，给人无限的遐想。《难以承受生命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Life Being）、《间谍来自寒冷》（The Spy Coming from the Cold）、《钟声为谁而鸣？》（To Whom the Bell Rings）和《永别了武器》（Farewell Arms）。这样的书名，谁说不是诗句？

还有些书名很短，但叫的也很响。比如，《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哈代的《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还有菲茨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Catsby）

据作者自己在小说中介绍，《生生不息》来自英文“Life goes on”“生生不息”似乎强调的是生命的顽强，像是一位老者黄昏时分面对夕阳的自我安慰：“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 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Life goes on”似乎更多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并没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大无畏革命主义英雄气概。

女主人公伊冬并没有什么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似乎谈不上生生不息的顽强。虽然离了婚，还有许多情人和候补情人。许良四是一个，人品、工作、学历都还说的过去（现在社会进步了，只看学历，不看家世，至少学历可以补家世的不足）。情人不仅人间有，阴间还有一位，小震虽死，伊冬还在读他生前没有发出的情书。

《生生不息》一章的标题是“人生若只如初见”。还是这个题目好！“人生若只如初见”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译成白话就是“汉堡的第一口最好吃。”这是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中的台词。美国人的文化素养较差，有时比较粗俗，却也不失几分野趣。

七、“江山代有才人出”

读了《生生不息》我知道，中国的米兰·昆德拉没有出现，中国的奥斯汀没有出现。从思想能深度和文字技巧方面说，丁丁作家离王小波也相去甚远。不错，丁丁无论如何不算一流的作家。但谁又是呢？就小说而言，我们今天哪里有什么文学？我们的所谓一流作家充其量只比得上欧、美的三、四流作家，连他们的二流作家我们也攀比不上。中国的伟大，经常是关起门来的伟大。中国的四大名著出了国门只有少数汉学家略知一、二。有的朋友会说，我们有高行健，高行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真是羞煞我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老爷们也有神经搭错的时候。那次颁奖就是他们最低级的错误。我甚至怀疑，西方真的有阴谋，真的有人想使坏，故意要恶心我们。要么就是那些评委们真的以为我们水平就是如此低下，而且也只能如此低下。

群体的萎靡必然导致作家个人的无奈。周梅森先生曾经写过一些话题比较沉重但故事性很强的小说，如《大捷》和《军歌》等。但周先生已经改行专写更流行的反腐小说了，写的很是流畅，满足了我们窥测权贵生活的好奇心理。周先生反腐小说很好卖，但远比不上他当初的力著；《重轭》、《孤乘》，还有《国殇》，都讲述了国人近代的苦难故事，并借小说鞭挞了国人的劣根性。我想，周先生转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周先生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有的作家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比如，《有了快感你就喊》这样的书名也出来了。看了这样的书名我们知道，一代作家已经江郎才尽了

不错，他们曾经辉煌。但曾经辉煌又怎么样？我们总是要试图对生命做新的尝试——能否有所突破、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则另当别论。即便对生命本身不能有所突破，我们对生活的诠释也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就需要新故事、新作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