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啤酒主义者们
赵 川

(一)

2004年5月做完DV片子《天下就有不散的筵席》，片长1小时20分，目前只在朋友圈子里放放。

某晚，因为陪几个朋友看这片子，所以睡得晚了。睡下不久电话铃响，起身接听时顺便看时间，已近半夜三点。电话中声音嘈杂，传来那种歌厅里共鸣声独特的歌声，唱的是“天下就有不散的筵席……”一会是子鹏的声音，他说小白和老弛已经喝高走了，就剩下他和狗子在一歌厅里，他们为我点了“天下就有不散的筵席”，问我听到了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真有这么首歌，歌中真有这么句歌词。我以前还以为是狗子喝高了，自己即席瞎编的。后来电话传到狗子手里。狗子末了反复叮嘱我，说赵川，天下就有不散的筵席，咱们，天下就有不散的筵席……

在北京文化圈里，狗子作为北京土著作家，以喝啤酒和愤怒出名。他愤怒青年超龄之后一如既往，被尊为庙堂级的荣誉愤青。记得春树的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里的自序，劈头就是狗子如何说。狗子只要在北京，每晚出没于大小酒局，喝高了窜上桌子，甚至宽衣解带，无所不为。还有阿坚和张弛等几拨人，多数跟文字有关，不少也算个京城著名作家，也有电视台工作或干其它什么的，都以喝啤酒为乐事，为能事，号称啤酒主义。似酒流年，这样的日子已不是一朝一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对酒的态度，若干年下来，也沉淀或张扬在他们的文学里。狗子的随笔集《一个寄生虫的愤怒》、小说《啤酒主义者的自白》和《狗蹦的酒馆》等，张弛的小说《北京病人》、《我们都去海拉尔》和随笔集《像草一样不能自拔》、《另类令我累》等，阿坚的许多诗歌，如《啤酒主义酒话》，随笔和未发表却广为流传的流水帐文字等，以及石康和艾丹等人的一些文章里，都充满了对这种酒桌人生的描述和渲染。啤酒主义肯定不是一个政治主张，也谈不上美食的或生活态度的，但喝喝写写，以作家文人为主，倒有点成了一个准文学流派。

拍DV电影《天下就有不散的筵席》，原是从这道风景开始。夜夜的饭局酒局上，阿坚、狗子、白脸、高子鹏、张弛、孙民、方文、蓝石、高颜松、全勇先或老周等，姿情纵酒，高谈阔论，胡说八道，划大拳，划小拳，猜丁壳，猜牙签，转勺，唱歌，写毛笔字，送陌生人啤酒，猜女孩年龄、生肖等等。镜头边一晃而过的还有芒克、陈嘉映、田小青、唐大年、赵赵、苏菲舒、石康、刘毅、高新、苗野、虹影和赵波等。

后来，我跟大家一个筵席连了一个筵席这么混着，久了，也看出点破绽，酒局表皮底下的一点悲情，关于变迁时代里的倒塌或坚守……但这些都遇酒即化了。这是本事，既然举重若轻，那么，哪里还算重。既然遇酒即化，那么，哪里还像悲情。这也成了做这部DV电影的历程，最后还是要还原为一场场的荒唐和酒桌上的狂欢。

狗子说“我们不曾好好问问，我们从哪里来，仿佛我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也不问问，我们将上哪里去，仿佛我们将上天去……”(狗子《一个寄生虫的愤怒》)。说不曾问，但狗子还是问了。

是的，我亲身经历，并可以在DV 带子里无数次重温，知道将胃浸泡在啤酒里，啤酒主义者们真的就仿佛在天上。

(二)

2003年9、10月间，先是拿了数码相机，后来改成数码摄像机，先是跟了狗子，后是跟了白脸，我晚晚出入北京的一些腌臜小馆，严然是啤酒主义者当中的一员。我是这些原籍北京人、西北人、东北人或山东人中绝无仅有的南方人，上海人，在北京住下的正当理由是在北大做访问学者。出于一些原因，当时手头已没有具体项目，也不想昂贵地住校内，而到航天桥狗子家落脚，方便会友。另一种版本的解释是，狗子是学者，我住狗府亦算“访问学者”。

原没有拍片子打算。拿了数码相机随便拍点，是为留点记录。因为我在北京的全部事情，就是两个月里，在北大校内做一次讲座，讲题随我。但即便这样，还是需要跟安排我来的“亚洲联系”基金会那边有个交待。

狗子在北京的正常日子，每天最重要部分便是五、六点接几个电话，六、七点出门奔赴酒局，九、十点换地到另处一酒局，或者到十一、十二点再换一处。换几个地方，几点回家，看当日情形及前一晚酒的大小而定。他喝酒的量，一般在六、七瓶到十几二十瓶不等。日复一日地这样喝，也有停歇的时候。比如每周固定时间去父母家共进晚餐那天；或连日大酒，身体肠胃实在不堪支撑。当然，狗子也有健康一面，他每周坚持至少跑步一次，绕了玉渊潭公园的湖跑。还有做为一名作家的写作，下午起身后，傍晚出门前，狗子有时会在计算机前修改下稿子。但狗子说，在北京，基本写不了什么东西了。

我住狗府，从第一天起就跟了狗子赶酒局，但从“三巴汤”出来，不胜酒力，由张弛送回家。狗子继续奔天顺酒家，汇合阿坚等人。我是慢慢适应这种酒桌夜生活，把上海时间调拨成北京酒桌时间。到一个月后，狗子去福建避酒，我改由小白、子鹏、张弛和阿坚等招呼，已能自如地天天这样继续狗子在北京时的生活。但我酒量不见长。刚到北京时狗子说要培养我，后来不提了，该是顾全我面子。临离开北京，白脸估计，我大概在两瓶半左右。

来玩了几个星期，对以前耳闻狗子们天天喝大酒的日子，不但见识过了，兴趣也浓起来。主要是喜欢那种场面和热闹。人物一个个形象鲜明，场面总能高潮叠起，富戏剧性。比如喝到半夜，阿坚会在酒馆里往一些初次相识，却暂时聊成了知己的人身上，用餐馆备了写菜单的毛笔墨汁，直接往背上题句子。他会为一个浑沌青年写“当做猴王不做猴孙，永远好强”。或换过几回地方，一伙男女出来坐在街边拉面摊上，面目深情地唱五十年代流行的苏联歌曲“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墨斯科郊外的晚上……”酒桌上还有各种催人举杯的酒戏，张弛幽默过人，每每上演诙谐的监酒脱口秀，让人笑到喷酒。这跟外人可能想象到的颓废酗酒无关，都是些黑夜里的灿烂日子。他们每天排练着、上演着，酒桌上的火候、场面控制，都炉火纯青。我想，拍下来一定好玩。但那架记录用的数码照相机是承载不了。

直接促动我把相机换成录象机，是后来狗子要离京去福建某小城住一阵，小白和阿坚等扬言要大宴三天送行。我起初只想给狗子记录一下。去劲松，跟在阳光卫视做编导的君达商量，她借了一部自己的索尼VS1000给我。那是大宴三天的第一天，晚上刚下过一场暴雨，我从劲松打车到西四，在谢杰拉面端起DV第一次拍摄。

跟狗子一起大宴三天或一礼拜，在圈子里也算稀松平常。大概因为我是外来人，新鲜，才有想记录的冲动。狗子说做编剧也做电影的唐大年也拍过一阵子，后来好像又不弄了。补充说明，狗子离开北京，是为避开那些如此频密，又如此无法推却的酒局。狗子是逃离北京，但他又逃不久，过一段还得回来。因为狗子是孝子，奉行父母在不远行。

大宴三天过后，第四天早上，狗子挎了一只硕大的旅行包出门。铁门在他身后，在我的镜头前，“砰”地关上。但我的DV却停不下来了。接下来的日子，天天晚上带了借来的机子奔赴酒局，中午从北京秋蝉的鸣叫声中醒来，坐在床上倒看前一晚拍的东西，想象这些可以用来干吗。

(三)

酒局上玩那么几种酒戏。猜拳我不会，但可以剪刀石头布，北京人也叫猜丁壳。还有猜牙签和张弛尤其爱玩的转勺。老弛在，他往往是酒局的自然掌控者。他有霸气，能逼人喝酒，将酒令搞得如军令。他爱转勺，转勺快，能让人大口大口地喝，不用多时准能喝淘汰几个。所以我常是一手端DV，一手转勺或猜牙签，转输了喝酒。我的酒量低于桌上平均水平。阿坚长者风范，这时他要出面照应一下，说就吃一块烙饼或这堆花生米代酒吧。但有时背运，连输，吃这吃那吃到吃不下，不比喝到喝不下好过。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人以为这样太容易，以苛刻要求相加。我吃过连头带尾不许吐刺的小黄鱼。在吃连梗带皮的葡萄时，哽咽不下，佐一口酒。张弛取笑，说你比我们喝得都高级，这可是原汁的葡萄酒呀。我硬了头皮吃喝，还得自嘲，说哪天回上海，定写一本书叫《我在北京的非人生活》。

酒局上好玩热闹。酒局的夜夜狂欢和荒诞是一张好看的表皮，积攒在每晚拍回来DV带子里。时间推移，表皮延展，在表皮下面我慢慢嚼到了理想和现实、时代和个人的硬核。狗子、阿坚和张弛们时光荏苒，青春逝去，只有酒、友情和各有缘由的荒诞感还依旧可寻。我拿了DV，天天跟了阿坚、小白和子鹏等，由了他们铺陈每天的日子，铺陈他们的故事。阿坚的身世背景，他十七岁时在1976年四?五运动中抛头露面，坐过牢，结下政治情结；白脸的无母无父，自小混黑道，他对情谊的渴望；还有高子鹏，一脸无所谓下的率真等等。这些烙印、际遇和性格都散落在日子里。我不需要发掘。我只要敏感，我的镜头也就能敏感地捕捉、纪录。

这些镜头前的朋友，还有在酒馆里遭遇的很多不相识的人，他们对于镜头的宽宏大量出乎我意料。那天在一家新疆小馆，还是头一次去，子鹏有点情绪，在一个单身吃饭的女孩跟前坐下，问人家是不是处女。很多朋友看了这一段都很感动。陌生男女竟可以在一个直戳到鼻子下的镜头前，如此坦白地交流。我的故事都是这样来的……另外，尽管关于啤酒主义，中坚力量们也会有不同看法。但阿坚、狗子和张弛都是文学家，对于自己和酒席的关系，早有很多精僻论述。他们的深刻，提升了我DV的境界。

还有就是时间，时间让表皮也丰厚起来：子鹏的恋情发生了变化，啤酒主义者们日日斯守的小酒馆面临拆迁，狗子出门三个月后又要回来了，等等。生活是那样偶然，它们在一条枝条上突然分岔。一些事情的出现，似乎会改变整个片子的方向，但一切又像是命中注定。

(四)

2003年12月，阿坚在北京新街口的喝酒据点天顺酒家真拆了。那时我已回到上海，一时又跑不过去。

说天顺要拆，已经有很久了。我在北京时，天顺虽然还红红火火地做着生意，周围已拆得差不多了。阿坚捡了无数拆下的旧砖，他说是清末民初的，题了字或不题字，酒后送了无数朋友。这都写在狗子2002年被李敬泽大加赞赏的短篇小说《狗蹦的酒馆》里。狗蹦是阿坚曾用过的一个笔名。不仅因为天顺的存在，已详实地纪录在不少京城出品的文学作品里，更因为对于一群在急速变迁的环境里，不愿人云亦云，想能守住点什么的人，连自己酒桌下的地砖、头上的屋瓦都松动了。这是对他们又一次严重警告。以前，他们或许已经在眨眼间，不认识了成长的城市，不见了出生的医院，读过的幼儿院、小学或中学。

我拜托子鹏一定要在拆那天，借一架好点的DV，替我拍下拆的场面。这个感觉是对的。感谢子鹏或者还有罗毅，他们还拍了之前那晚的酒局。在那个晚上，不知是天意还是人愿，与天顺最有感情的阿坚、狗子和白脸都不在。拍下却是以往并不怎么喜欢天顺的张弛的宏论。他说“他们丫所有的倒塌都是回归自然，我们在其中倾注的所有感情都是虚妄的，都是我们对自己的感情，但我们的感情有价值吗？！”子鹏他们在天顺滞留到早上将近六点。他十点多再去，本来就简易的房子已经拆掉大半了。

天顺被拆和匆忙消失，对于我的片子来说极其重要。一切来得这样急速，我们只能匆忙做出判断，匆忙应付失落的情感。但即便日新月异，狗子却又回来，啤酒主义的筵席根本就没有散过。阿坚说喝酒就是“我们每人拍出一份健康搁在这里，这点健康我们不要了……”这已经超越了愤怒，成了与功利社会不计成败的对歭。

2004年1月初狗子从福建回北京时，我在北京等他。我举着DV看狗子从北京站出口处出来，我想这几个月真是变化很大吗？天顺拆了，子鹏经历了一次真实的感情波折，我更了解了另一个城市里另一群文人的生活……还有狗子，他去过了一回福建。但这应该都不算什么，我们都在路上，生活和对歭在继续，拍下的DV也是一种继续的方式。

春天我安下心重看那堆素材带子。四月一个多月的剪辑过程，不仅是繁重的劳动，我更要一次次回顾那些场景，对了虚幻的影像，再次与这群喝啤酒的朋友朝昔相处，跟他们一天十来个小时斯混。

初剪出一版，狗子脱裤露毛的镜头被打上了毛玻璃。周围看过的人，以文化层度越高者，意见越大。平时少接触文艺的人反倒是蛮自在。我不是为讨好谁，才为狗子遮羞，而是觉得一方面我没有那样的权力，拿朋友的下身出来招摇，其次，高级有文化的人一定就缺那点鸡巴“真实”而不能后快吗？后来狗子看了毛玻璃版，来电话说无所谓。我这才从善如流，让狗子全裸登场。据说狗老师还在南师大放给他的学生们看了。

除毛玻璃之外，片子做出来，有些比较专业的朋友，看出我对“纪实风格”没有很好把握。但我原先就没想去遵守，也不晓得为啥要坚守那套口味。啤酒主义者们多数都在腌臜小馆里喝酒，他们不在意“高尚”的形式。那种所谓纪实，其实是十分趣味化的教条，记的并不实。我的实就是我所看到的，我要告诉你的。我不在意用点粗俗手法，有点不时髦的字幕或特技。我心目中的那些啤酒主义朋友们的真实，已不是所谓“国家地理”式的纪实趣味可以概括。他们在酒桌上是应该有点滑稽，有时会有点煽情，有时又有点荒唐不合时宜，又像他们给邻桌陌生人送啤酒一样，自然里带点俗套。

离开北京半年后，我坚持把这部片子做完。我问身边上海的朋友，不散的筵席天下真有吗？他们说没有。我说最重要的是狗子说有，那就有吧！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