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震
张 翎

1976年8月1日 大连 海港医院

手术室的医生护士最近几天都吃住在医院。唐山天津转移来的伤员源源不断，外科病房的每一个床位都已经占满，走廊上又加出了许多临时床位。从主任医生到新上任的小护士，所有的人都难免露出些手忙脚乱的神情。虽然备战备荒是一句熟到睡梦里都可以脱口而出的口号，落到实处才知道应急的本事原本不是一天里练就的。

“醒了，醒了！”

一个刚刚独立当班的年轻护士飞快地从病房里跑出来，冲进了值班室。

三个值班的护士一起抬起头来，异口同声地“哦”了一声 – 声音里都有一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不用问，她们都知道她嘴里那个醒了的，是11号床的万小达。

“醒了”“死了”是这几天她们之间最频繁的话题，寻常得就像是说“吃饭”“睡觉”一样，没有人会为此一惊一咋。寻常岁月里耗其一生才能参透的生死奥秘，一次天灾轻轻一捅就露出了真相，再无新奇可言。从敏感脆弱到麻木不仁，中间其实只经过了一场地震。在这之前，她们从来不知道，她们的心居然能磨出如此粗糙坚实的老茧。但总还有那么一两处的肉，是长在死角里，老茧爬来爬去永远也够不到的。那些肉在心最深最底里处，不小心碰着了，依旧连筋连骨地疼。

万小达就是在不经意间碰着了她们心尖上的那块肉的。

万小达送到医院的时候，整个右半边身子都打着绷带，也看不出伤势轻重。辗转的旅途中他一直昏睡着。当护士把他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她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他的长相。他的皮肤白若凝脂，看不见一个毛孔。睫毛如两把细齿的梳子，密密地覆盖在眼皮之上。嘴角上有两个浅浅的漩窝，似乎永远在微笑。头发有些微微的卷曲，在汗湿的额角上堆成一个个小小的圆圈。在她们极为有限的审美词汇里，还没有出现米开朗奇罗和大卫之类的字眼，她们只是惊讶一个小县城里竟然会存在这样一个俊秀的孩子 – 当时她们都把他误认为女孩。后来她们看见他睁开了眼睛。当她们看见他的眼睛时，她们才意识到其实她们的惊讶在那时才真正开始。

后来她们拆开了他的绷带，才发现他的右手从肩膀之下都已经被砸成了肉泥，肘部的骨头裸露在外。在完全没有使用镇痛药物的情况下，他一直没有哭。哭的反而是护士 - 在外科医生还没到来之前，她们就已经知道截肢是唯一的方案了。美丽她们见识过，残缺她们也见识过，只是把这样的残缺安置在这样的美丽之上，却是一种她们无法容忍的残酷。

推入手术室时，小达突然醒了过来，是一种不知身为何处的茫然。护士抚摸着他汗湿的头发，说乖啊，你再睡一会儿，醒来就好受了。小达像离了水的鱼似地翕动了一下嘴巴，模模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话。护士贴得很近，却听不真切，似乎在叫妈，又似乎在叫姐。护士叹了一口气，悄悄地问旁边的人这一家活了几口，却没有人知晓。这是护士们这几天接收新伤员时最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只是问到小达时，不知怎的，她们不约而同地换了一种问法。她们问的是活了几口，而不是死了几口。

小达截肢手术之后两天里一直持续高烧，昏迷不醒。使用了多种抗菌素，并在病床周围放置了许多冰块物理降温，却都没有效果。早上主治医生来查房的时候一言不发，脸色阴沉得随时能拧出水来。护士们就都明白这孩子怕是没指望了。

没想到这天中午小达却突然毫无预兆地醒了过来。

小达醒过来，只见阳光炸出一屋的白光，空气里飞舞着无数金色和银色的尘粒。满屋都是穿着白大褂的人，风一样地闪进来，风一样地闪出去，话语声却细如蚊蝇嘤嗡飞行。身边的床铺上，有一个精瘦的老汉正咚咚地砸着自己的脑壳，天爷啊天爷地喊着。小达只觉得有一线奇痒，如细细一队的虫蚁，正沿着他的手掌心，一路蜿蜒地爬到了肩膀。

小达忍不住嗷地叫一声。

两件白大褂云一样地落在他的床前，一老一少两张脸同时绽开一朵硕大的惊喜。“孩子啊，你到底醒了。疼吗？”

“痒，手。”小达有气无力地说。小护士坐下来，将他的手摊在自己的腿上，轻轻地挠了起来。小达觉得小护士的腿仿佛是一垛新棉，落上去就立时陷进了一团无底的柔软。

小达忍了一会儿，没忍住，终于摇了摇头，说阿姨，是那只手。

小达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能让小护士泪流满脸。

老护士叹了口气，对小护士说你去吧，把他妈推过来。小达的母亲李元妮是和小达同批送来的，就住在隔壁的女病房。李元妮的伤在腿上。李元妮被刨出来的时候只有点轻微的擦伤，后来为了找一床席子而爬进残存的半间屋里。席子都拖出屋来了，却遇上了余震，一块碎石砸下来，砸成了大腿骨折。

小护士跑进病房的时候，李元妮直直地躺在病床上，白色的床单一路拉到鼻子上，只露出两只眼睛，却是紧闭着的，也不知是睡是醒，头发上有些光亮闪烁不定。小护士走近了，隐隐听见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如饱足的蚕在缓慢地爬过桑叶，又如种籽在雨后的清晨里破土生芽。小护士呆立了一会儿，才渐渐明白那是白头发在嗞嗞生长 - 二十六岁的李元妮一夜之间白了头。

小护士叫了两声，李元妮才睁开眼睛，小护士一眼看见了两个深井一样的黑洞，不见底，也不见波纹。

“李元妮，你儿子醒了，烧退下去了。”

一丝风吹过，波纹漾起，井里微微地有了水的印记。

小护士推着李元妮去了隔壁的病房。进了门，母子两人见过，一个叫了声小达，一个叫了声妈，声音都有些嘶哑。半晌，小达才说妈我的右手没了。

说这话的时候小达嘴边的两个小窝跳了一跳，脸上荡漾开隐隐一丝的笑意。

小护士的眼圈又红了。老护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蹲下身来，轻轻抓起小达的左手，说孩子啊世界上有好多人都用左手工作的，你出院就该进学校了，正好从头开始学左手写字呢。

“你爸从小就是左撇子，往后你就跟你爸学。”

说这话的时候，李元妮并不知道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世上了。万师傅是在途中的一家招待所里遭遇地震的，一层楼整个塌陷，他和同房间的两个同事无一生还。只是噩耗还需要几天才能传到李元妮耳中。

“妈，是你，把姐姐，弄丢的。”

突然，小达直直地看着李元妮，一字一顿地说。

小达的话如一根钢针，戳破了一个刚刚有些鼓涨起来的气囊，李元妮的身子一下子软了下去。

“她，连个遮盖的也没有啊……”李元妮泣不成声。

老护士叹了一口气，对小护士说：“她女儿，刨出来就死了。她想找张席子给盖上，一转身，尸体就让人抬走了。”

1976年初秋 唐山市 某军驻地

那个夜晚是一个异常阴郁的夜晚，天低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捅得着，云如吸满了水的旧棉絮，任何一阵风随意吹过，都能刮出几滴脏雨来。

窝棚里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 – 那是纸，剪子和手指相撞时发出的声音。

先把纸裁成小方块，再把五层方块纸叠在一起，折成长条，中间用绳子扎起来。再把长条纸的两头剪成尖角或者圆角，然后一层一层剥开。

几个战士在教孩子做纸花。尖瓣的，圆瓣的。当然，都是白颜色的。

大人们在回避着彼此的目光。此时任何一次不经意的目光相遇，都能引发出一声不经意的叹息。而任何一声不经意的叹息，都能引发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哭号。

孩子们已经哭了一天了。

他们认为永远不会死的那个人，却死了。那枚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竟然坠落了。

地陷的时候，也惊惶，却总觉得还有天盖着。有天盖着的地，怎么也还是地。可是等天也塌下来了，地就彻底没有了指望。孩子们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已经经历了天塌地陷，孩子们哭过了太多的回合。孩子们的生命如同一首开坏了头的歌，不知将来还能不能唱回到正调上来。大人们不知道。大人们只是舍不得让他们再哭了，所以大人只有自己隐忍着。

“怎么用这只手？你这孩子。”

一个战士发现角落里那个孩子在用左手使剪子。那个孩子低着头，眼睛近近地凑在纸上，刘海随着鼻息在额上一起一落。那个孩子使剪子的姿势还很生疏，剪出来的纸上有一些歪歪斜斜的毛边。战士把那个孩子左手里的那把剪子拿下来，塞进右手，说你赶紧换过来，养成习惯就难改了。那个孩子果真便用右手来剪纸，剪了几下，剪子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我的手，断了。”那个孩子说。

战士吓了一大跳。这几个孩子是还没有来得及安置的孤儿，暂时收留在这里，都经过身体检查。战士在这一个月的救护中多少学会了些医务常识，战士把那个孩子的右手抻直了，前后左右地甩了几下，硬硬的很有劲道。于是战士说话的语气就有些严肃起来：“你的手好好的，从今天开始，再也不许用左手。”

那个孩子捡起剪子 – 用的依旧是左手，也不抬头看战士，却低声地说：“你又不是X光，你怎么看得出我的手没断。”周围的孩子叽叽咕咕地笑了起来，眼泪的废墟上毫无过渡地生出了快乐的绿意。“叔叔她有神经病。”一个男孩趴在战士耳边说。

那个孩子咚地一声扔了剪子，倏地站起来，飞也似地跑了出去。战士忍不住对旁边的另一个战士说这孩子真怪，今天多少人都哭了，就她不哭。另外那个战士说岂止是今天不哭，我从来就没见她哭过。医疗站的人说她是脑震荡后遗症，全记不得地震以前的事了。先头的那个战士就说：“听指导员说有一对夫妻要来认领一个孩子，我看把那个孩子给他们最好 - 不记得从前的事，正好培养感情。”

战士口里的那个孩子其实是一个代名词。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孩子，所有的人只好用“那个孩子”这样一个笼统的称呼暂时作为她的名字。

她是在震后的第三天被一个战士找到的。当时她蜷成一个小团，老鼠似地睡在一辆军车的座位底下。没有人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也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座位底下藏了多久。她身上披着一块满是破洞的塑料布，头发结成一条一条蚯蚓似的泥绳。她一侧额角上有一片伤口，不深，却面积很大。当战士把她从车里抱出来的时候，她在战士身上烫烫地撒了一泡尿 – 她的神智已经模糊了。

后来战士喂她喝了半个水果罐头，她就清醒过来了。问叫什么名字，她不说话。问父母叫什么名字？她还是不说话。又问家住哪里？她依旧不说话，却突然紧紧拽住右手，说手断了，我的手断了。她说这话的时候，疼得浑身颤抖，额上冒出泥黄的汗珠。战士急急地将她送到了急救站，医生作了全身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骨伤。

失忆症加上受害妄想症。大灾祸之后的常见病。医生说。

医生清理包扎了头伤，就把她送到了驻地暂时收养。

那个孩子总体来说是个容易管教的孩子，话很少，也从不和大人做对。只是她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定定的，仿佛要把人看出两个洞来，没有人敢接那样的目光。她的沉默是一条绳索 – 经过地震的孩子都记得那种圈在某处废墟之上的绳索。绳索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威慑力，真正让人心存恐惧的是绳索所代表的那个符号。所以那个孩子在这一群孩子中间尽管没有朋友，却也没有明显的敌人 – 没有人敢欺负她。

过了几天驻地来了一对中年夫妻，要见那个孩子。指导员把她叫出来，说王叔叔和董阿姨要和你说话。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样子都很佝偻，带着劫后余生的惊魂未定。夫妻两人穿的都是一个颜色一个式样的显然是从某个救灾仓库发出来的工作服，女的戴了一副断了一只脚的宽边眼镜。见了她，都有些慌张，男人呵呵地咳嗽着，女人用衣袖窸窣地抹着清鼻涕。两人都用目光将她上上下下地舔了许多遍。目光不会说话，目光又说了许多的话。目光如蘸过温水的丝棉，擦去了她身上厚重的污垢，在他们的目光里她感觉清爽和暖。

半晌，女人颤颤地叫了她一声“娃呀，”眼里竟有了泪光。

等男人和女人走了，指导员才说王叔叔和董阿姨没有孩子，想领你去他们家，你愿意吗？其实她已经完全记不得那对夫妻的样子了，只依稀记得那女人的唇边有一颗形状模糊的黑痣，那颗痣随着女人的表情飘荡浮游着，使得女人的脸看上去有些生动亲近。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那个孩子就搬入了王家的窝棚，成为王家的养女。王家的女人拉着那个孩子的手，问你真的，不记得你的亲娘了？那个孩子定定地看着王家的女人，说你就是，我的娘了。王家的女人又哭了起来，这回是欢喜的哭。

在后来办理领养手续的过程中，王家夫妇非常民主平等地和那个孩子商量起名字的事。当时供选的名字有王小珏，王小苓，王小巍，王小砚，王小雅。王家的女人是教书的，起的都是温文雅致的名字。那个孩子呆呆地听着，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过了半晌，才说小，小灯，好吗？王家的女人问是哪个deng，登山的登吗？那个孩子愣了一愣，又连连摇头，说不啊，不是，是电灯的灯。王家的女人拍案叫绝，说好一个小灯啊，你就是我们家的灯。

于是王家的户口本上，就有了一个叫王小灯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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