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传
徐家祯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要是有人硬要把这顶桂冠加到我的头上，那么我也只能说这真是所谓的“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吧！

我家祖籍绍兴。从曾祖开始在杭州经营丝绸业。家父徐定戡，从小在家延师研读四书五经。七、八岁开始写古诗，十多岁出版诗集，成了杭州“神童”。后来又通过考试，任职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家母高诵芬，也是杭州人，祖先在南宋时随皇帝南渡，受封为王。清乾隆时，迁移杭州，成了杭州名门望族。我外公在日本帝国大学学习农科，并居住十三年才回国。我母亲也在家念私塾。到十八岁，通过媒人介绍，嫁到徐家。不久，抗战爆发，我父母就随大家庭搬到上海。 我是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上海这样一个很有声望的民族资本家的大家庭里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解放。我七岁，念小学三年级。不几年，我们大家庭分了家。家父解放后任过华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司法改造以后，就改任教员。

家父藏书甚丰。但是随着时局的动荡不定，他的藏书也时聚时散。解放后，他还有两个大书房，总有一、二万册书，大部分是线装书的，也有现代作品和专为我们四个孩子买的儿童书。幼年时，我的主要活动就是看书。等到父亲的藏书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兴趣了的时候，我就自己开始买书，渐渐地，我自己的书也积了两书架，上千本。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兴趣爱好很多、很广。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化学家或者地质学家，后来又一门心思想当医生，就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教师，做作家！

正在我忙着准备高考的时候，父亲因解放前做法官的经历，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回里弄“接受群众监督管制”。虽然我们家的经济生活毫无改变，但是政治地位却从此一落千丈。结果，我没能进医科，却进了在志愿表上根本没有的中文系。可能，这是我至今颇为顺利的前半辈子中唯一的重大打击。

在大学阶段，我热心于看西方文学作品。因为热爱西方文学，我也开始对英文感起兴趣来，希望有一天能够用原文欣赏文学作品。大学毕业以后，由国家分配，当了语文教师，一做就做了十多年。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爆发。我家是大资本家，又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双料货，于是首当其冲。抄家、扫地出门。幸亏我没有什么历史问题的“小辫子”可抓。再加平时工作努力、人缘尚佳，所以竟然在文革中不但没有受到针对个人的冲击，反而在后阶段连年被评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积极分子”、“优秀教师”。在文革十年中，书虽教得不多，但是上山下乡、行军拉连、学工学农、“五七干校”倒没有少经历一件。这对生活在“暖房”中二十多年的我倒也是一个增长阅历、锻炼体力和毅力的好机会。我想，如果没有“文革”这段生活经历，在以后的留学过程中，我难保不会打退堂鼓。

因为“文革”阶段没有什么课可上，我的空余时间就都花在学习英文上了。在六、七年中译出了五百多首英文诗和十多万字的散文、故事。没想到，这倒为今后的出国打了一些基础。

“四人帮”打倒，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我即赴美留学。我之所以会去美国，那是因为我小舅在美国。一九七九年，去外国自费留学对所有的大陆中国人来说都还是“天方夜谈”，我却阴错阳错，“过五关，斩六将”，用了大半年时间，竟然在年底得到了美国签证，这真好像我马上就要起程登上月球一样，使我的同事、亲友震惊万分。据说，中国解放后的自费留学自一九七九年始。我得到那年美国驻华使馆一共签出的523个留学签证中的一个。无意之中，竟做了中国八十年代开始的留学潮的开路先锋！

虽然我离国赴美的时间比其他大陆中国的学生都早，但是在美的遭遇却跟他们大同小异：离不开打工干活。只是因为没有先例，所以我的震惊程度可能也比以后出国的成千上万中国学生要大得多。我在纽约的经历，几乎跟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启明一模一样，就差在厨房打杂时手指没有切破，最后也没有开毛衣厂发财！

在纽约住了一年半，念书只念了一年，而打工却整整打了一年半。在纽约这段生活，虽然不能说是我一辈子最痛苦的一段生活，但是或许可以说是我一辈子最艰难的一段生活。那段经历的片段，我后来写进了散文集《南澳散记》。

最后，在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的推荐下，我终于进了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系念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语言学的硕士学位，而且在该系当助教。在夏威夷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念完了规定的学科，只等完成论文就可以毕业了。正在此时，我见到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招聘广告，并幸运地得到了这个工作，不久，就从西半球和北半球移居到了东半球和南半球来。

从一九八三年初到现在，我在澳洲已经居住了整整二十四年，在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也工作了同样长的时间。在澳洲的第一年，我集中力量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了学位。以后，我不但写了不少汉语研究方面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台湾、新加坡、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有关刊物上，还出了两本语言学译著《语言和语境》以及《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

差不多在一九八四年，我开始了散文创作。起初是写海外见闻和感受，在国内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后来，我就为墨尔本的《汉声》杂志写稿。不久，悉尼的《华声报》也来约稿。于是就为《华声报》开了“南澳散记”专栏。后来，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这本散文集。

以后，我又为墨尔本的《海潮报》开了“东城随笔”和“西窗漫话”专栏；为《汉声》开了“山居杂忆”专栏。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为阿德莱德的《南澳时报》开设专栏，也同时在其他报刊发表散文。至今为止，我在澳洲、中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发表的散文大约有一百多万字。一九九九年，我与家母合写的《山居杂忆》也在中国出版了。

根据评论，大家认为我的散文文风质朴、清新，文句通顺、流畅，描写细腻、逼真，议论大胆而有新意，善写生活琐事。我自己觉得这些风格都是受周作人、丰子恺散文影响的结果。

二00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