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甘堕落乎? 代人受过乎?
──再评〈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
徐家祯

周作人最大的罪名就是当“汉奸”。看来这一罪名真是跳进大海也难以洗清了。《大洋报》转载的〈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一文的副标题就是“且看曾为汉奸的周作人有何种心态”：要骂周作人，先要给他套上一顶大帽子，这样骂起来才能名既正而言亦顺！

关于周作人当“汉奸”的经过，我多年前曾在《海潮报》上写过一些文章，现在还有旧话重说的必要。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周作人做过“汉奸”—— 因为这是“钦定”的么，理所当然应该家喻户晓！但是我敢担保，真正讲得出周作人究竟做了什么才被定为“汉奸”的人一定没有几个！实际上，周作人之所以被定为“汉奸”，主要是因为他在敌伪统治时先后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长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当然，最后一个职务是罪名最大的。

不过，只要对周作人的生平稍有研究，特别是对八十年代周作人研究开禁以后大量出现的资料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担任这些伪职均有其原因，有的还是对他来说难以启齿的原因。

先说任北大职务的原因。中日间战争风云渐起，局势日趋紧张后，北京大学开始南迁，周作人和孟心史等四教授却因种种原因而未能随校南迁。关于周作人未能南下的理由，他在以后给友人的多次书信中都作过解释，每次所说的理由都是一致的，那就是： 他那时除了老母和自己家人以外，还有弟弟周建人的前妻和孩子以及鲁迅的元配，一共九个人要照顾。于是即使当时已经南迁的作家、学者曾联名写信敦促周作人离开北京，郭沫若甚至还写文章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表示愿意为了掉换他南下，连死上几千百个跟自己一样的作家也毫不可惜，他还是既无法独身跟随北大南迁，更无法带了全家老小去已经无处可住的老家绍兴避难。

既然留在北京，就要有工作维持生活。一开始，靠胡适推荐，他替编译会译书。后来，编译会搬去香港，他只好托友人在燕京大学谋得每周四小时的教课工作。于是，敌伪方面多次请他正式担任北大职务，他都婉辞了。一九三九年元旦，忽然来了一个刺客，谋刺周作人未遂，然而日本方面却因此找到借口，派兵把周监视起来，使他失去行动自由，无法再去燕京上课。最后，他只能勉强接受了北大图书馆长和文学院长的聘书。不过，战后国民政府审判周作人时，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还向法院递交证明，证明是他委托周作人看管北大校产的，此事直到六四年蒋梦麟在台湾去世，周作人给鲍耀明的信中还对蒋的正直表示感谢。

关于周作人任教育督办的经过，却直到一九八六年许宝ㄏ发表了一篇写得非常具体的回忆文章，才真相大白于天下。许是当事人，而且五十年代初就向领导汇报过这一情况，所以他的回忆应当相当可靠，不会搞错。只可惜很多人宁愿相信权威人物的信口胡说，却死也不肯正视当事人的回忆，真是可悲！可叹！

据许回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伪教育督办汤尔和病故，汉奸缪斌想要得到这一职务。如果让缪当督办，那么抗日学生运动就会难以开展。于是，当时与日本、敌伪和中共地下组织都有关系的许宝ㄏ就在一次北京地下党的碰头会上建议把温文尔雅的学者周作人推出去做督办，因为反正周已经做了北大文学院长，“下了水”，再当督办也只不过是陷得更深一点而已。参加这个碰头会的地下党负责人王定南也表示此说“有道理”，于是就由许去游说周作人出山。许在〈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当时三人碰头会上的讨论和决定，也回忆了他去动员周作人的经过。他说：他并没有告诉周这是地下党的决定，但是明确告诉周作人，如果让缪斌当督办就会“毒化教育，奴化青年，危害不堪设想。为文化教育计，先生(指周)若以文学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掉缪斌，就是一种功德。”许宝ㄏ还表示，任职之后当然不免要为日寇做事，但“我方”一定会对此“尽可能保持消极”，“而这种消极正起着抵制奴化教育的积极作用。”周作人被他说动之后，许又替他在敌伪政界活动，最后周作人就当上了督办。不过只有两年的时光，周就因为办事不力而被日本方面斥为“反动老作家”，下了台！

许宝ㄏ的回忆是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周作人早已去世，所以周在生前是否知道是共产党叫他去当“汉奸”的就成了悬案。不过从抗战以后受审，到五十年代初写长信给周恩来，一直到六十年代给香港友人写的书信中，周作人所说的出山当督办的原因都跟许文所述一模一样。而且许文发表后，记者采访地下党负责人、也是当事人之一的王定南，他也承认确有其事。只是几天之后，他忽然发表文章否认曾让许宝ㄏ去动员周作人当“汉奸”。不过，王定南的出尔反尔原因何在，难道明眼人还看不出来吗！

二000年四月五日
于南澳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