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杀乎？骂杀乎？
──评〈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
徐家祯

最近，看到《大洋报》三月九日上登了一篇题为〈早年骂鲁迅，晚年吃鲁迅 ——且看曾为汉奸的周作人有何种心态〉的长文。报上没有登出作者的姓名，幸而我正巧几天前在《人民日报》三月四日的海外版上读到过一篇题为〈周作人晚年心态〉的文章，署名是“吴中杰”，文末还说明是摘自《书摘》杂志。除了长短不一之外，前后所见的两篇文章内容一模一样，可见，《大洋报》上登的一定也是来自《书摘》杂志，作者正是吴中杰，而且可能转载的是全文。

因为在抗战期间当过“汉奸”，所以虽然有鲁迅这样一个哥哥，但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对周作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却一直是文化界的禁区。改革开放之后，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吧，文化界的禁区一个一个撤销，于是周作人也被当做“文物”挖出了土，在各种报刊杂志上炒得热气腾腾。湖南的岳麓书社还有出齐周作人全部作品的打算，可惜后来政治风气一变，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完成，不过已经出版的那部分也已相当可观了。除了出版作品，有关周作人的评传也在最近十多年中出版了不少，我就买到过五、六种。近几年，可能周作人已经被炒得无可再炒，再炒下去就要成“冷饭”的缘故吧，报章杂志上关于周作人的文章已经大大减少，不过时不时还会看到一两篇，论调大至相同，都是千篇一律地骂他为“汉奸”而已。

我对周作人一向很感兴趣，前几年，还在报上写了不少关于他的文章。这次看到已经被冷淡了很久的周作人忽然又被人拾起当做题目来做大文章，而且还登到《人民日报》上去，当然很感兴趣。可惜一读之后，很感失望，文章虽长，却还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那就是把鲁迅捧上天堂，把周作人打入地狱。

把人捧上天或者打入地这种脸谱式的看人法并不是共产党的创造，因为在中国传统京剧中，就是把人划分为好人和坏人，观众不用听他开口唱戏，只要一看画着的脸谱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显然，这种脸谱式的看人法，在共产中国发展到了顶峰。尤其在，文革，十年之中，所有的“样板戏”里，好人、坏人都是一目了然、经纬分明的。政府当局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广大老百姓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操。

鲁迅和周作人，其实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两个，脸谱，而创造者，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毛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写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有下列一段话：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而在两年之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的另一篇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却为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下了这样一段评语：

“……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自从“伟大领袖”这样一锤定音之后，鲁迅就升上了天堂，周作人就打入了地狱，还有谁敢来翻这个钦定的案，所以，上世纪后六十年，对于周氏两兄弟的评价，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调子。《大洋报》最近转载的那篇文章也并未能跳出这一论调。

其实，很多人对周氏两兄弟的评价正跟鲁迅批评过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评价一样不公正。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是把外国人看做神，就是把他们看做鬼，从来没有把他们当做是跟自己一样的人（大意如此）。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也只是两个普通人而已，他们在文学上都有杰出的成就，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历史事实是谁都不能抹杀，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作为普通人，他们也各自都有各自的弱点和缺点。他们都不是“完人”。鲁迅既不能被抬高到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周作人也更不是什么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的代表。老毛在这儿恰恰就犯了一个他自己常常在文章中批评别人的、割断历史不顾事实的、最荒谬的常识性错误。当然，在我这篇两千多字的短文中，是无法进一步深谈这个论点的，只能留待以后再继续加以说明。

记得余英时先生多年前在香港《明报月刊》上一篇文章结尾处曾说：

“总之，周氏兄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必然占很高的位置，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后人若怀着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把他们捧得太高（鲁迅）或贬得太低（周作人），恐怕都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我很同意余先生的观点。

二000年四月五日
于南澳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