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叔叔”之间
王安忆

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做《叔叔的故事》，鲁彦周老师，大约可算作“叔叔”这一代人。他是“叔叔”一代里没有打成右派的那一类作家，但这并不意味他就可以幸运到豁免于那时代里所有的严厉性。在我们，思想解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写作者，难免会苛刻地看待他们，认为他们扛着旧时代的枷锁，觉醒和批判的力度不够。于是，他们又面临着我们的逼迫。这就是“叔叔”他们的处境。急骤变化的政治生活，不断地挑战着他们有关正义的观念，他们付出的思想劳动，我们其实所知甚少，不止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还是骄矜和懒惰。而事实上，我们却是踩在他们趟平的路径上。总之是，我们还来不及继承他们，就来不及地背叛他们了。在变化的当口，时间总是紧迫的，事物的运动不得不缩短了周期，表面看起来是飞速地进步，内里却付出了不成熟的代价。

有一次，我陪一位美国来的客人路经苏州，陆文夫老师请我们午饭。饭桌上，老师他喝了些酒，发表了一通酒经，这通酒经后来全被我搬进《酒徒》这篇小说。在如此陶醉地论过喝酒之道后，老师黯然说：我有许多朋友喝酒喝死。随即正色道：你信不信，我要不喝，立马就不喝！这一笔就有些心惊，像是立誓，向着某一种不可抗力。所以，非但是《酒徒》里的酒经，那“酒徒”的形象直接就是来自老师。就是这一日，酒酣饭饱之际，老师忽以商量的神情对了我，他说：这样好不好？你们写你们的，我们写我们的，各人写各人的。这句话大有意思，很像鏖战时的停火协议，可见我们的张牙舞爪，“叔叔”们于无声处尽收眼底。这就好比武侠之间的过招，高手总是以静待动，以不变应万变，以玉帛对干戈。“叔叔”们是不可小视的。

鲁彦周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性格的光芒度不是那么强烈。众人里，你很少能特别地听见他的声音，但却也不是沉默。“沉默”这两个字于他是太尖锐了，而他是温婉的。你虽然听不见他的声音，可你却觉得他在场。现在，我回想起了许多场合，总是有一个老师他。所以，鲁彦周老师是有一种洇染力，他淡定地润泽着他的周围。我曾经有两次与他近距离接触，一次是一九八五年初，开完作代会——那一次作代会是跨年度的，自八四年底到八五年初。我没有跟大部队回上海，而是去合肥看我的姐姐。事先我并不知道与安徽代表团同一列火车，最终是他们找到我，还是我找到他们的，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总之是我坐进了鲁彦周老师的软席车厢，在那里一直消磨到就寝的时间，才回去自己的硬卧上。我也记不起鲁彦周老师与我说什么了，但是记得老师的神情，至今这神情还十分生动地印在脑海里。他的姿态很放松，袖着的手搁在车窗下的茶几边，于是，身子就微微倾向我。他向我问这问那，态度里有一种很可寻味的兴味，似乎是觉着眼前坐着的这个青年挺有趣，挺让人喜爱，可是在某些事情上，怎么说呢？姑且不说了吧。这很有一点威慑力呢！于是，这青年情不自禁就有些瑟缩起来。次日清晨，火车到达合肥站，来接我的姐夫与我两下里走岔了，是老师的车将我送去姐姐家所在的安徽省体育学校。在皖南略微漉湿的晨曦中，我跳下了老师的车，完成了这趟同车旅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到了一九八八年秋天，我和老师同在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德国，参加汉堡中国文化节。

汉堡的风光美得几乎不真实。我们住在湖畔的家庭旅馆，临湖一面，张眼是波光熠熠的湖面，走着点点白帆；背湖的一面也不错，绿树森森。家庭旅馆多是在自家公寓内开辟，卧房就是客房，老板娘是一家之主。早晨天不亮，门铃就连连响起。第一遍是上班的女工来了；第二遍是送牛奶；第三遍是刚出炉的面包，早早起来的老板娘便轻着脚步速速地一次次去开门。我们这些中国客人占满了这家小旅馆里所有的房间，一处起居，早晚，聚在客厅里，特别像一家人。我还是记不起和鲁彦周老师之间有过什么特别的交谈了，可是印象中，无论是旅馆的居家式客厅，回荡着《阿根廷，我为你哭泣》歌声的歌剧院，汉堡古老市政厅的开幕酒会，文学演讲会，还是中国礼花绽放异国天空的夜晚里，总是有老师他在，从容的，温和的，却决不丧失主见的神情，渐渐弥漫开，笼罩了我们的相处的日子。从德国回到北京，我们与老师自然是稔熟了，行动就随便许多，我和程乃珊敲老师竹杠，让老师请我们打牙祭。这天晚上，就在我们所住的中国作协招待所的街对面——这个叫作“十里堡”的地方，顾名思义，不久前就还是个大村庄，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惟有的一家饭店，很奇怪地是在地下室里。老师给我们点了菜，菜一一上了桌，老师自己并不吃，只是抽烟，看我们吃。这个显然是人防工事改作民用的地下室里，空气难免是不洁的，水泥地面上印了油渍和水渍，日光灯再将这些照得惨白，我们呢，聒噪地说着话。老师似有些走神，在想什么呢？是一些什么样的往事从心里走过？那是我们不可企及的往事。又有一日的早晨，我们去敲老师的门，老师让我们进去。他还没起床，就这么拥被而坐，表情惘然地告诉我们一个梦境，说他方才诞生的小孙子竟然开口说话了。这有着什么样的意味呢？是唤回了什么，还是预兆了什么？在老师平静和煦的表面之下，究竟是什么样激荡的内心？我们太少注意“叔叔”们的内心了。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高晓声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短短数行，吩咐我在母亲灵前替他点三柱香，有一股哀绝从字里行间冉冉生起。他们这些人，我指的就是“叔叔”们，在欢颜之后总是藏着一层哀惋之色。在这个清明的年代里，生活宽裕许多，医学进步，人均寿命大大延长，他们本可以更加健康，然而他们的寿都不顶长。高晓声老师走了，陆文夫老师走了，现在，鲁彦周老师也走了。

在这缅怀鲁彦周老师的时候，我又一次打开他的小说《天云山传奇》，我特别注意到“周瑜贞”这个人物。我看见，鲁彦周老师称她是“受了洗礼的一代人”，她思想自由，性格热情，对既定观念持怀疑精神，这怀疑却不妨碍她坚定地信任另一些事物，他让她担任起承接上一个时代，又开启下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她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将近三十年之后，当我们已经到老师写作这部小说的年龄，看到老师对我们的认识和评介，那是多么慷慨的良善！那是根据什么来的呢？我们有那么好吗？那只能解释为一种期望，期望我们能具备着身处的时代里最优质的秉赋，因这时代是从他们的争斗和教训中脱胎。很可能，他们是过于地看好了它。事实上，这时代又呈现出另外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是中他们时代的复杂性里衍生和演变出来。我们和“叔叔”们的讨论还没完，永远没个完！这就是我们和“叔叔”之间的最亲密关系。

2007年3月29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