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
申 维

（四）

他把女儿丁小兰送到了远在乡下的舅舅家。那天，他和小米在法院门口分手时，小米把女儿交到了他手上。小米说，我把你女儿交给你，如果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和你拼命。她说拼命两上字时露出了牙齿。当时，女儿显然不能习惯父母这种荒诞的交接仪式。她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就这样分开。她无力改变什么，只能接受。

丁小兰觉得今年是很不幸的一年，所有的不幸接踵而至。先是奶奶的去世，现在父母又分开，而她还得告别她的同学和老师，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读书。老师和同学都舍不得她走，几个要好的女生还哭了。他们说了她父母一大箩的坏话，只有她什么也没说。

今天是星期日，瘦西湖公园有许多游客。他们走过公园门口时，丁小兰向公园多看了几眼。因为她知道，去乡下就看不到公园了。他就决定领女儿进一趟公园。女儿说，爸爸，你没钱，就别乱花钱。丁小兰的话让他很感动。女儿很懂事，今年上四年级，每年都是“三好生”，从没要他操过心。

他把女儿放在舅舅家读书，决定过两周再来看她，看女儿在乡下是否适应。他回到家中，家里除了他，就再也没有别人。父母的遗相挂在墙上。女儿的一张黑白照片摆在他的床头柜上。他的内心疲惫极了。

一天中午，他去附近的校场浴室洗澡，想泡一泡，放松一下。他见一个座位空着，就准备脱衣服。跑堂的拦住了他，说这个座位有人，是哲学家的。他好奇地望着跑堂，就把衣服脱在哲学家座位旁边的座上。据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是在澡堂里探讨哲学。

哲学家每天下午1点半准时进澡堂。他进同一家澡堂，坐同一个座，时间久了，这个座位就成了哲学家的专座。今天，哲学家稍晚一点进来。他在池子里泡了几分钟，然后坐到内池边上，用毛巾的角探入木格内，沾上烫水烫脚。哲学家生得一脸福相：宽额头，大腮帮子，一笑嘴往两边咧开。虽说有些肥胖，但身上肉雪白，看得出很注意保养。

他想，哪有这样的哲学家？他曾听北大的哲学教授说：“人不仅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而且还有思的痛苦，只有思想的痛苦才是最痛苦的。”哲学教授还提问：“做一头快乐的猪，还是做一个痛苦的思想者？”他觉得是否会出现“快乐的思想者和痛苦的猪”这样的情形呢？因为哲学教授也不真的知道猪是痛苦还是快乐？“子非猪，焉知猪不痛苦乎？”

他回到座位上，用毛巾把镜片上的水汽擦掉，戴上眼镜，盯着哲学家看。这时哲学家的形象比水池里的清晰了许多。他看出哲学家原来是他家的老邻居黄胖子，是穿棕绷床的。黄胖子的爷爷是穿棕绷床的好手，很出名。他爷爷过世后，这门手艺就传给了黄胖子。据说穿棕绳的手指很有力。他曾经看见黄胖子给人做弹弓，不用老虎钳，就凭手指头把铅丝扳成了弹弓。现在的人已经很少用棕床，都睡席梦思。这样，穿棕床的，箍桶的，弹棉花的，磨剪子、锵菜刀的，等等，共同加入到淘汰的行列。黄胖子有点积蓄，就买了几处房子出租。有门面房，有住宅房。他就靠房租生活。他由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变成小生产资料的私有者。

黄胖子看见他坐在旁边，就很快乐，说有人说话了。他问丁二，你不是在北京拍电影吗？怎么有空回家？他就诉说了母亲去世，离婚，送女儿下乡等等。黄胖子沉思良久，说了一句：做人难！

黄胖子说丁二看上去很苍老，头发都白了，做人应当学会保养自己。他说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赌、吃、嫖、遥皆不沾边。黄胖子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骑车子到瘦西湖后门口，把车子一锁，沿十里长堤跑步，跑到平山堂，跑一个来回；7点，他去“九如分座”吃早点，喝早茶；9点，在家中练毛笔字；中午来他母亲处吃午饭；下午1点半，准时进澡堂子。他只有在澡堂里才睡的香。据说黄胖子每天下午去澡堂里睡觉是躲避下午的太阳。因为下午时太阳黑子活动频繁，紫外线会促使皮肤的衰老。他随身带着一本书，从不看，书对他是一种饰品，让他与其它澡客区别开来，就像孔乙己的长衫，终不可脱去的。晚上8点，出门散步，夜12点归。他散步线路很讲究，全是扬州的小巷子。没有特殊情况，他决不上大马路。他在小巷子里会碰见许多熟人，就拖住人家说话，或者跟在别人后边看热闹。这是他一天最开心的时候，笑哈哈的。

黄胖子说校场浴室捶背的和捏脚的手艺不错，执意要请客。丁二也不推辞。俩人并排伏在座位上，由捶背师傅“噼噼叭叭”地敲背。他问黄胖子结婚了吗？黄胖子说哲学家是不结婚的，比如康德，尼采。他说，食色，性也。你不结婚不想女人吗？黄胖子说，不想就不想了，说从前有个寡妇想男人，老和尚让她夜里把铜钱扔进床肚里，然后一枚一枚地捡，这样，寡妇就不再想男人。他练毛笔字可不是想当书法家，就是为了不想女人。黄胖子还讲了个谈对象的故事：

黄胖子的同学执意要给他介绍对象。他回不过面子，就去和女的见面。那女的是个老板，40多岁，离婚的，前夫是农药厂厂长。他们见面的那天，女的长发飘飘，骑一辆大踏板，还刻意打扮了一番，穿黑色的落地长裙，里边是白裤头子，多远就能看见。那女的对黄胖子的长相很满意，宽面大耳，天庭饱满。女的唯一不满意的是他穿的鞋子。她要他穿皮鞋，别穿黄帆布的军球鞋。黄胖子总共与那女的见过三次面，都是喝咖啡。女的说她有一个饭店，忙不过来。如果他们结婚，就把饭店交给他管。女的还说他前夫怎么了得，是当今市长的红人。黄胖子就说，“世事都因忙中错，好人半从苦里来。”并问女的，这诗是谁写的？女的说不晓得。黄胖子就说是曾国藩写的。他又问女的，知道曾国藩吗？女的说不知道。黄胖子说，你连曾国藩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自豪的。黄胖子站起来就走。后来，女的跑到他同学跟前告状，说他们见过三次面，都是离的远远的。

黄胖子找对象的故事让他很开心。那俩个捶背的师傅敲得起兴，敲得节奏抑扬顿挫，高低起伏。他只觉得胸中一股郁闷之气，沿着经脉向四肢扩散，随着声音消散在空气中。

黄胖子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释、道，三位一体。佛教说四大皆空：贪、痴、嗔、颠。丁二如此痴迷于电影，犯了“贪”和“痴”的错。电影都是说男男女女的事，当然，世界如佛教所说的是色界，凡人难以解脱，但是，这种色界不过是一种虚幻吧。生活的真谛是一个“无”字。丁二所做的不过是一种自寻烦恼。

黄胖子的话让他很迷茫。他想，这么多年来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不甘寂寞，不想平平谈谈地度过一生，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可是现在，寂寞而又平平谈谈的生活却成了一种奢求，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庸人自扰？

回家的路上，他心情很好，脚步轻松，可是回到家中，竟然生出一种寂寞，产生出虚无的感觉。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傻瓜吗？生命倒底该怎么样度过？生命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他望着墙上挂的他从前画的油画《帆》，想起莱蒙托夫那首诗。现在，他明白了，什么是“它既不是寻找幸福，也不是把幸福逃避！”这种“幸福”是澡堂子里的幸福，一种犬孺主义的人生观，而他选择了另一条人生的路。他是“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仿佛在暴风雨中才有着安祥！”

他明白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从澡堂时里滋生的病菌。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正侵蚀着我们民族的肌体，贪图安乐，享受，缺乏冒险精神和牺牲精神，乌龟哲学，犬孺主义……

学校开学后不久，他抽空去乡下看女儿。他带了几瓶扬州酱菜，捎给舅舅舅母。虽然他和女儿才分手几天，可女儿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农村女孩。她和那些农村孩子一道，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走五、六里的路，去一个乡村小学念书，有时很晚才能回家。

那天恰好是星期天，他问女儿有什么要求？女儿说，想到书店去看看书。这样，他就借了辆自行车，驼着女儿，骑了30多里地，来到如东县城最大的一家新华书店。女儿呆在书店里看书。他逛了逛小县城，理了发，等他回来时，看见女儿已经站累了。她一直是站着看书的。他就给女儿找了一张小凳子，让女儿坐着看。父女俩在书店里呆到下午3点。他说，可以给女儿买一本书，结果女儿挑了一本便宜的，有彩图的《安徒生童话》。

父女俩出门找饭店吃饭。女儿说，爸爸，我买了书，你又没钱，不吃吧，我们回家再吃，外边吃饭贵。他说，饭是要吃的，我们可以吃简单些。他们找了几家饭店，后来终于找到一家满意的，吃了份饭，3元钱一份，饭尽吃，还有一汤一菜。和他们一道吃饭的是附近的拖板车的民工。民工们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知道是个读书人，就很敬畏地看他们父女。

他离开乡下时，关照丁小兰，要和农村同学搞好团结，不要想到自己是城里人，不要显得特殊。他说，如果他在北京站稳脚，就来接她。这句话让他觉得有点忧伤，因为10多年前，他离家去北京闯荡时，也是这样对家里人说的。

后来，他在扬州还呆了一些日子，和搞摄影的杨大师在一道。他离开扬州前去了一趟新生街，因为他听说城市西迁，有许多老建筑不久将要拆除。他和杨大师拿着摄相机，四处照照，生怕漏掉什么。有一回，有人看见他脱光了鞋，走在新生街的石板路上，“叭嗒叭嗒”走着，走了好几个来回。

再后来，他去了北京，还把那个从不出家门的杨大师也带去了。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

作家：你好！

今寄韩国女孩子的电子信箱给你，你可以写信给她，请她从汉城把我和她的合影照片寄来。你就可以看到韩国美人了。

星期天小雨，我们在南京见了几个制片人，约好我导演一部环境电影。我和杨大师有了小酒小菜一顿，喝得大师小脸泛红。夜晚乘70元票价的火车北上，挤在民工群中，思想心中的艺术世界。到达北京的第一天下了一场雪，我和杨大师在五棵松摄影材料城转了一圈，到总政大院我的剪接工作室吃晚饭，房里没有暖气，做了一大锅大白菜招待大师。我和大师尝到北国粗饭的愉快，两人的菜饭一起共1．50元。

今天看望几位热爱电影的艺术家，住在香山脚下老北京四合院里，长着小红树的院子，白菜刷起羊肉，电影就这样聊起来，看来搞电影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寒冷的京城，很多艺术家在奋斗着，生存着，活着。杨大师这几天跟我走访了一些哥们，常常是小酒小菜一顿。杨大师睁大眼睛，静静地听着电影的对话，有点不想回扬州……（完）

2000年11月16日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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