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 爷
陈向阳

我爷爷是个极普通的中国人，可有一样，他活了96。一百个人里能有一个活到96吗？

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就和我们住在北京。1966年初夏，他们突然要回农村的老家。我不愿意他们走，更不明白他们干嘛非要走。才过了两三个月，红卫兵席卷了北京。一天，一队红卫兵到我家那片‘清理’黑五类，把个地主婆打的几次翻倒在地。我和弟弟兴高采烈，回家还说个不停。谁知我爸爸在一旁却沉下脸问：“你们打了没有？”我赶紧说：打的是地主婆，可爸爸眼一瞪：“别管谁也不许打?”我真不明白爸爸干吗发火，又顶了一句：“打的是地主婆，是欺负穷人的地主婆！”。在我看来，地主婆该打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错不了。爸爸楞了一会儿，然后低声问：“你们知道爷爷奶奶是什么成份？”这回我楞了，“你爷爷是富农。”我呆了，浑身发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从小看的电影小说课本通通都说地主富农一路货，剥削穷人欺压穷人都是坏蛋。可爷爷奶奶哪有一点坏蛋的影子呢？他们和气极了，从没发过火，说话都是小声。奶奶挪着一双小脚整天的忙，除了做饭就搓麻绳纳鞋底。爷爷打扫卫生，我家附近挺大的一片楼区都归他打扫。每天大清早就开始拿着大扫把扫地，下午就推着小车一趟一趟的把每个楼门的垃圾箱清理干净。一年365天一天不落。报酬呢，一个月才18块钱。我家倒不缺这18块钱，打一开始爸爸妈妈就不想让爷爷出去干活，可爷爷非要干点什么。他不知怎么就学会了钉鞋，跑到街上摆了个钉鞋摊。不让他去，他就恨不能背个筐去检废纸，反正不能闲着。摆摊是‘个体经济’，打扫卫生好赖是个‘工作’，爸爸妈妈只好同意他去当清洁工了。其实爷爷的本行是种庄稼。1960年大饥荒那会儿，北京人虽说饿不死，可也整天吃不饱。爷爷就在大院子里开了块地种菜。好多人家跟着干，整个院子成菜园子了。爷爷还把水桶绑在长竹竿上掏大粪浇地，不少的人就不远不近的站着，指点爷爷把他们的地也捎带着浇上。

我爷爷这样勤劳和气的人能是富农？可惜那不是讲理的时候，从此我特怕人家问我的出身，光问爸爸到不怕，我爸爸1939年就投了共产党，好赖也算个革命干部，可那会儿一问就是祖宗三代。

爷爷怎么就成了富农呢？后来才闹明白。我的老爷爷，就是爷爷的爸爸，算是个山沟里的小地主，家里也就有匹骡子有挂大车，农忙时雇几个短工。长工有两个，不是别人，就是爷爷和三爷爷。老爷爷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山沟里的小地主能有几个钱？所以他只送最聪明的长子和四子上学，留着老二（我爷爷）和老三在家种地。靠那点地供两个儿子上学可不易，我爸爸说小时候家里和其他人家一样的苦，经常好多天光吃山药（白薯），见不着正经粮食。真的，爸爸从不吃白薯，说是吃了就吐酸水，早就吃伤了。就这么着，爷爷还老受气。几十年后了，我四爷爷给爷爷过90大寿时很内疚的向爷爷道歉，说当年可没少欺负爷爷，他总嫌爷爷慢待了他这个洋学生。有一回，我爸爸偷了四爷爷几块钱到县城挥霍了一番。这可闯了祸，这通打，跪，还不用四爷爷动手，得爷爷打，还不能轻了。最后爷爷还得拽着爸爸到县城里的铺子一家家的走，请人家记着这‘狗儿里’，以后拿钱来也别卖给他东西。

我老家阜平是八路军的老根据地。留在家里的爷爷和三爷爷的孩子们，就是我爸爸，我的叔叔姑姑们都跟了共产党。跑到外边的大爷爷、四爷爷和老姑奶奶就都跟了国民党。四爷爷还上了保定军校，出来当了个校官，可一解放就被关进了监狱，直到70年代才放出来。老姑奶奶嫁了个修理飞机的，1949年去了台湾。

我老爷爷后来把手里的地分给了跟前的爷爷和三爷爷，可正赶上共产党闹土改，爷爷和三爷爷每人闹了个富农成份，土地却又飞了。爷爷倒想的开，反正是吃苦的人，地没了少受点罪。有一身力气干什么不行呀，打短工，修路，砸石头，还摆摊卖过烧饼油条。1954年，爸爸把爷爷奶奶接到了北京。

受了半辈子气，爷爷炼出个好脾气。他老爱说‘吃点亏不要紧，那就是沾了光了’。吃亏是吃亏，怎么是沾光呢？爷爷的解释是：‘吃了亏人家就不结记着整治你了’。换句话说，人家看你是个窝囊废，就不费脑筋狠着整你了。爷爷的一辈子就是吃亏，可有的亏也吃的也太窝囊。那年他快80了，从山西我二叔家来北京。我到火车站接他，我想他不会带什么重行李，就在车站外面等他。谁知他肩扛两个沉颠颠的大包出来了，我赶紧迎上去，直埋怨二叔怎么让爷爷带那么沉的东西。我刚伸手要接，旁边一位大汉却抢先接过，二话不说撒腿紧走。我赶紧问怎么回事，爷爷一边喘一边紧着摆手，说那包是人家的。可人家的包你干吗背呀？爷爷好不容易喘消停了给我解释，他根本不认识那人，那人行李带的多怕超重罚钱，一上车就盯着他，让他碰上检查的就说那两个包是他的。到了北京，那人又让他背上包从车上一气走到车站外。我当时脑门子直冒火，好你个混蛋居然让80岁的老人给你背行李。我转身再找，那人早消失在人群里了。爷爷看我生了气紧着说：‘不咋儿，不咋儿，还背地动，也就个五六十斤子’。爷爷就那样，谁都能欺负他。

爷爷奶奶在北京住了有十年，可始终是一副乡下人打扮，大襟衣服缅裆裤，还要扎上裤脚。爷爷偶尔也穿上一两件城里人的衣服，那是我们穿剩的。他总以为那是多好的东西，总说你留着穿吧我还有哩，非得告诉他‘你不要可就扔了’他才吃惊的收下，纳闷这么好的衣服怎么能不要了呢。在爷爷看，凡是个东西，别管是吃的还是用的，一点都不能糟蹋。记的小时候吃鱼，爷爷奶奶总琢磨着连鱼刺也该吃到肚里去。怎么办呢，把鱼搁在火上咕嘟一晚上，还要加醋，非把鱼刺都熬软了。至于油炸，料酒，酱油就全免了，因为‘太费’。结果呢，使我认定鱼是一种挺难吃的东西，又腥又酸，嚼在嘴里像烂泥。直到有一次在别人家吃饭，桌上有一盘鱼，我在主人劝说下勉强尝了一口，立刻吓了一跳，这也是鱼？随后发起进攻，把那盘鱼一扫光。

爷爷出门很少坐车，在他看放着力气不用而花钱坐车很不上算。他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能从我家（离动物园不远）走到西四，西单，前门。有一次爷爷带着我和弟弟去西单，我俩非要糖葫芦，爷爷说就剩车钱了，吃糖葫芦就得走着回家。我和弟弟毫不犹豫的选糖葫芦。吃完糖葫芦我俩就跑，跑出老远坐下，等着爷爷一步一步的跟上来，然后再跑。可没多会儿就觉的怎么才坐下爷爷就一步一步的到了，再一会我俩就一边一个拽着爷爷慢慢走了。半路上爷爷带我俩爬到城墙上。那时的北京有城墙有护城河，可没有高楼。天是蓝蓝的，一眼能望到西山。我现在一闭眼就能想起那天：清风拂面，高高的天空响着鸽哨，几个风筝在天上飘，城里是层层叠叠的灰瓦屋顶，春天的阳光金灿灿。

爷爷没上过学，可是能认些字，还会简单的算术。是他小时候要强，硬是东一点西一点自己学来的。爷爷总跟我们说，要‘有出息’，就是好好念书，多得五分。然后呢？他就不知道了。因为那是‘一切服从革命需要’的年代，该干什么根本由不得自己。我们也一直把爷爷的话当成陈腐的老套子，听也不要听。其实爷爷很有些不俗的见解呢。比方说对待朋友，‘别好起来穿一条裤子，恼起来又成了仇人’。他恐怕听也没听过‘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话，可他说的也是一个意思。

爷爷活了96，我奶奶、爸爸、还有姑姑都死在爷爷前面。奶奶1973年死在山西二叔家：快过春节了，那天晚上好热闹，病了好久的奶奶让爷爷扶起她来看看窗外，坐了没一会儿头一歪就咽气了。爷爷没哭，又把奶奶放躺下盖好被子。二叔让爷爷到别的屋里睡，爷爷说‘不咋儿’，非要再陪奶奶最后一夜。我爸爸死的很突然，才54岁。碰巧爷爷也在北京，他还是没哭，可脸上透着哀伤，一次次的叹气，不断小声念叨‘不顶了，不顶了’（不行了）。几年后我姑姑又去世了，爷爷又赶回老家为自己的女儿送葬。眼看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先去了，爷爷心里是怎样一种哀痛，我实在不知道。反正任何人提起爷爷几乎都是一句话‘那老爷子，真想的开’。真的，爷爷总想着这世上还有人比他更遭罪更不幸，所以他什么都受的了。

传宗接代对爷爷那辈的人肯定特别重要。可说来惭愧，到了他的重孙子这代，只出了一个男孩，我弟弟的儿子。一开始我弟弟还说不结婚，结婚也不要孩子呢。面对断代绝后，爷爷不紧不慢的说：‘不咋儿，人家周总理那么大的干部还绝了后呢‘。话是这么说，当我弟弟终于得了个儿子后，爷爷就不断的带过话来，说特别想看看这个重孙子。他那时已经九十多了，再也来不了北京了。我弟弟终于带着儿子去了山西，爷爷这个乐呀，他想抱抱重孙子，可重孙子一个鲤鱼打挺就跑了。爷爷只能看，重孙子跑到东屋，爷爷跟到东屋，重孙子跑到西屋，爷爷跟到西屋。可每次爷爷一步一步的挪过来刚重重的一屁股坐下，那重孙子就挥舞着他的‘毛驴刀’（一把扫床笤帚）杀到另一个屋去了。

又过了不到两年，爷爷去了，那是1997年12月31日的晚上。我二婶说‘爷爷真照顾人，怕耽误上班的，就检了这么个放假的时候’。真的，爷爷一辈子最怕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他去世的六天前摔了一跤，骨头断了，躺在床上了，还挣扎着要自己上厕所，他不想让人伺候他。他一直坚持洗他自己的衣服，除了这最后的六天。

爸爸死时我在场，爷爷下葬我又赶上了。那是雁北的冬天，寒风冽冽，无力的太阳照在无边的黄土地上，枯草在风中一弯一弯。中国的百姓常被称作草民，大概就像这草一样的微不足道，可又像草那样坚忍，冬天黄了，春天又是绿绿的一片。学者们费力的探索着一个迷：这黄土地上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几千年延绵不断，那股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何方？我想，这恐怕和大人物们无关，谜底一定就在我爷爷这样的草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