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
柏 桦 余夏云

三、 预言家的终结

尽管顾彬的这篇名文可能招致非议[29]，但他确实为我们点破了“今天”的某些关键个性，比如，它是以一代人的声音对抗权力的声音，它是以俄罗斯的诗歌资源反对“毛文体”，进行语言的革命[30]。显然，顾彬对“今天”作了最常见的政治阅读。欧阳江河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集体误读”。因为它带有显而易见的消费成分，他们需要通过对诗作的政治性阅读将“前阅读”中的“中国幻想”消费掉，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阅读[31]。尽管欧阳江河的这一疑虑不无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派的出场注定就是对政治事件的回应。它是一代人的使命。或许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没有一本书能真正免除政治倾向。那种认为艺术不与政治相干的论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32]

今天派是对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对一套权力话语的反拨。而这个时代和这套话语最强有力的“喻象”，正是毛泽东这位革命的预言家。他“以诗代史”（making history of poetry）书写逻辑表明：“历史可以预示一个宏伟、自足的乌托邦，而诗人的使命即在于见证修辞与历史、文本与现实之间的融会贯通。”[33]

围绕毛的这种自足性预言产生的一整套体制话语，被李陀称为“毛文体”，也有诗人和学者称其为“新华社语体”或“革命语体”。这种体制话语把文学语言、意识形态话语、党派行话、新闻宣传用语、政治口号统统混在了一起，这样，作为一套论述机制，它就不仅具有“物质的语言形式”（文风或文体），同时也具备“想象的历史风貌”（革命实践或社会统治），它使得“革命的话语实践”和“语言实践”有效地关联起来。李陀说：“毛文体无疑是现代汉语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或方面，它在几十年的长时间里影响、左右或者完全控制了上亿人的言说和写作，大概再也不会有另一个语言运动能和它的影响相比。可以肯定说，它对现代汉语的成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毛文体自身的成熟，随着它的霸权的建立，文体成了一种隐喻，要不要进入毛文体写作成了一种隐喻——对知识分子来说，在毛文体和其它之间做选择，成了一个要不要革命的问题。”[34]

正是基于“语言就是革命”的喻说，“今天派”出现后就遭受了大范围的围剿，原因在于，它“在文体上犯了规、越了格。一群胆大妄为的青年诗人公开拒绝了毛文体，这在隐喻层面就是拒绝毛文体对话语秩序的权威性，这当然是一种犯上作乱式的挑战。”[35]

　　美国学者王斑曾经将毛的这种美学体系归纳为一种“雄浑符号”（figure of sublime）。它寓指“一套论述过程，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符号，一个‘身体’的堂皇意象，或是一个刺激人心的经验，足以让人脱胎换骨”。“经由‘雄浑’的机制运作，‘任何太有人味的关联——食欲、感觉、感性、肉感、想象、恐惧、激情、色欲、自我的兴趣等——都被压抑或消除殆尽；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以暴力方式升华为超人，甚至非人的境地。’”[36]

对应于这种雄浑叙事，今天派所能启动并可与之抗衡的资源相当有限。虽然他们接续了“五四”“感时忧国”的文学传统，却没有一个古典传统可以依靠。用北岛的话说，他们当时依赖的只能是翻译文体，即以翻译体对抗毛文体或新华社文体。而显然这些被翻译的文字大部分来自俄罗斯。“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人的思想发生过重大的影响”，而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的作者“几乎无一不是闻名中外的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作家’。”[37]顾彬的文章显然也注意到了东欧地下诗歌与今天派诗歌的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实际上除了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诗歌——顾彬指出其特征是强调集体献身，崇尚‘把诗人的笔当作刺刀’的暴力美学、欢呼新人的诞生——这种诗歌后来成为斯大林钦定的苏联官方诗歌：还存在另一类苏俄诗歌，即曼捷尔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及晚些时候的布罗茨基的俄语诗歌。它们与朦胧诗人及更年轻的一代中国诗人的精神成长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其影响持续至今。”[38]而俄罗斯的另一位代言人帕斯捷尔纳克在中国的影响更是巨大，它不仅影响了“今天派”，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活跃于80年代的“后朦胧”诗人，如王家新等。相关论述可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从模仿到互文——论帕斯捷尔纳克对王家新的唤醒》。

今天派对苏联诗歌的自然亲近，一方面得因于这类书籍、作品的“内部交流”性，即它们秘密的传播使得它们能够成为另一种阅读——秘密即对抗。有关这一秘密的阅读之美或强力之美，北岛在《时间的玫瑰》一书中有多次提及，如他在《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一文第41页中，就为我们传递出一种身临其境的时代感觉：“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有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想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39]这是北岛与早期地下文学的传奇人物赵一凡在1971年初识的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而另一方面，作品所传递的信息显然焕发了这一代人。它们使人“如此清晰地看到当今现实舞台上的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嘲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恒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考虑人的价值和人的政治以外的意义”。[40]

但是，面对毛的强势话语，面对那些通过写作获得超人意志的革命主体，任何个人的思考都是淡薄的，它必须有效地连结一代人的声音，以此作为对抗的地基。毛泽东“以诗代史”的“权力美学”从根本上引诱人们在超人或非人的境界生活，这是一种“身体形上”的写作逻辑，它要求身体的强壮来坚实民族国家的想象。显然，这是对世界做出了二元划分的要求，即它是以历史、革命、大我的宏大来取消现实、生活、自我的平凡。这种强大自足的言说逻辑表明，要在本质上撼动它，就需要从他绝对的反面出发，即乌托邦式的“以诗代史”模式必须还原为“传诗如史”（writing poetry as history）的现实主义写作，它需要重新确立现实的力量，恢复当下的意义，为语词获得一种重量。总之，“今天”要建立的是另一种话语力量，它同样具有强大的政治性，即，它是以毛的方式来对抗毛。这种二元拆分的对抗逻辑需要在彼此的对抗中生成意义，它需要在势均力敌中确认自我的同时也确定对手的意义，任何一方的消失都将是意义的崩塌。职是之故，北岛、江河、多多等人纷纷主张要确认另一个世界，而显然它们都对立于毛的超人乌托邦。

北岛说：“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41]江河也说：“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意图和渴望造型，他所建立的东西，自称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抗衡，又遥相呼应。”[42]

应当指出，以毛的方式对抗毛，“自己的世界”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毛的政治能量。激情抗衡于雄浑，它注定是两套话语间的交战。正如，多多曾对我说：“我是不可打败的，因为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已明显转换成“反毛泽东思想”，这也是对抗和反对抗间最有趣的合谋。一种强大的对抗性写作激情，也正是另一个意义上毛主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雄浑美学”。这激情“只争朝夕”地迫使多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风暴，从“文革”的红卫兵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再到《农民日报》的记者，他从未休息过片刻。他就是这样一个天真、任性、敏感、急躁、永不衰老的诗人，迫切地想把一腔热血抛洒出去，随时都可能突然起立为真理或为“疯狂的艺术”献出自身。

“了解之同情”，是我们解开当年“今天派”的唯一一把钥匙。尽管后来的许多人都在指责今天派的政治情结，但是应该看到，为了获取现实的意义，它就必须在政治层面上与毛文体发生正面交锋，这是一个时代决定。正如北岛在后来的访谈中意识到的那样，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影响。他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43]北岛对自己的政治态度的敏感表明：作为一个诗人，他很清楚自己美学上的追求。正如奥威尔说的那样：“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越是有可能有政治的举动而又不偏废自己美感和心智方面的追求。”[44]

四、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

爱德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种具有国际胸怀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说：“除了这些极其重要的任务——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其艰辛，重新肯定其持久的存在，强化其记忆——之外，还得加上其他的，而我相信这些只有知识分子才有义务去完成。……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结上其他人的苦难。”[45]

显然，萨义德描述的这个形象并不适用于今天派，同样也不宜于用来描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种知识分子都具有鲜艳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即他们着力强调和关注的只是自己民族的苦难，他们书写的是“今天”，而非“未来”。赫鲁晓娃说：“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的未来”。因为“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的大多人物都很典型——苦难、悲惨成了共同的前提意识，从来没有好结局。俄罗斯人在现实中不顺利，就从这些人物身上寻找安慰。我们安慰自己：没有洗衣机、食品店，可是我们有俄罗斯精神，这就能构成一个大国。而纳博科夫一生都没有这样的主张，他自称从来没有社会目的，写作只为自娱。可如果你看他的作品，尤其是1940 年代后用英语撰写的作品，他基本上是在为俄罗斯人改写俄罗斯文学。”[46]赫鲁晓娃的指认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属于俄罗斯的昨天，他们镌刻了体制生活下鲜明的时代印记。尽管他们最终将走向世界，但他们首先只属于俄罗斯。换言之，他们是在书写一种杰姆逊意义上的“民族寓言”[47]。

正是出于这种民族受难的考虑，俄罗斯的现代诗与西方的现代诗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帕斯捷尔纳克、曼杰斯塔姆、茨维塔耶娃，他们写的不是西方所谓的“世界主义诗歌”，而是有一个鲜明的苏联社会主义背景。他们首先要用诗歌解决个人生活中每天将遭遇的严峻现实政治问题，为了突破“政治”、歌唱自由，他们不惜用尽一切“细节”、一切“速度”、一切“超我”，像一只真正泣血的夜莺。西方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越了政治而专注于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本身。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作家。而索尔?贝娄不仅仅是美国作家，也是全人类的作家，他越过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在作品中表现了对全人类的所有人性问题的关注、理解和同情。”而今天派的背后同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背景，俄罗斯诗歌自然而然成了它的姊妹。从这一点上说，今天派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背景，当然就采用同样的形式，甚至在爱情观上也是俄罗斯式的幻美。

今天派诗歌中的爱情，确定了整整一代正当青春并渴望爱情的青年们的爱情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正如张枣曾对我说过的：“北岛的《黄昏?丁家滩》使大学生们懂得了谈恋爱时如何说话。”在一个阴雨天，我和张枣——两个幽暗而亲密的吸烟者在重庆歌乐山为这首诗的每一行所叹息、所激动。

北岛的一系列抒情诗最能代表那个时代年轻的心之渴望，他安慰了我们，也焕发了我们，而不是让我们沉沦或颓唐。“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仅这《雨夜》中的二句就足以激起几代人的感情波涛。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当时的“伤痕文学”，这两句不但足以抵上所有的伤痕文学，而且是更深地扎向伤痕的最深处，它的意义在于辛酸中的欢乐之谜，只有辛酸(或伤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辛酸中悄悄的深刻与甜密和个人的温柔与宽怀，甚至要噙满热泪，胸怀欢乐去怜悯这个较为残酷的世界。《雨夜》又一次体现了北岛抒情诗的伟大性之所在，它与俄罗斯式的抒情是相通的，《雨夜》寓意了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平凡而真诚的人的故事，一个感人而秘密的爱情生活故事，这故事如一股可歌可泣的电流无声地振荡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唤醒了他们那沉睡已久的生活。《雨夜》当之无愧是70年代的“娜娜之歌”，是中国的《泪城》。

相比之下，毛泽东时代越消解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就越强大，个人生活的核心——爱情就更激烈、更动人、更秘密、更忘我、更大胆、更温情、更带个人苦难的倾诉性、更易把拥抱转变为真理。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所吟唱的“天色破晓之前已经记不起，我们接吻到何时为止。”“拥抱永无休止，一日长于百年。”以及他在《日瓦戈医生》中所塑造的娜娜，这一完美女性的真理形象，那近乎圣母玛丽娅的形象。在娜娜身上，他倾注了他所有的理想、抱负、热血、眼泪和美。他对娜娜所进行的无垠的幻美使他摆脱了可厌又可怕的人间生活。这一在对抗中所塑造的新美人不仅符合一贯的俄罗斯传统，也让西方世界大为震惊，爱德蒙?威尔逊对娜娜的激赏便是证明，因娜娜这样的人物决不可能出现在西方文学中，它是另一个传统，另一种现代性的产物。这一点似乎还证明了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的文学都是“民族寓言”文学，即表面写私人生活，骨子里却是对整个民族进行讽寓，爱情这个很私人的题目变成了对集权的反抗，对压抑的突围，娜娜如此，《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萨宾娜亦如此。

而另一些话，另一些黑夜中的温柔细语，另一些乌黑的卷发和滚烫的呼吸在北岛的“雨夜”中歌唱，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念出这些我们记忆中的诗行(而不是戴望舒的《雨巷》)：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我决不会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动，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将印在红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小窗前
唤醒记忆

出奇不意的“铁条”，我们生活经验中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词汇，在这里，它带著一种近乎残忍的极乐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爱情”做为一种“民族寓言”在此招然若揭。公与私，艺术与政治在此融为一体，不分彼此。联系到中国文学的传统，“爱情”一直是一个“民族解放”的关键点，明代的汤显祖写《牡丹亭》如此，苏曼殊写《断鸿零雁记》如此，周瘦鹃缠缅地纠缠这“情”字发力，连严峻的鲁迅也会在《伤逝》中以“情”来探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曾在他的讲演录里多次征引安德森“想象的社群”理论，来讨论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如何借小说叙事来传播民族国家崛起的“大叙述”想象。尽管安德森的这一理论偏重于媒介——小说、报纸——研究，但是显然故事的内容也为这类政治小说起了关键作用。李欧梵在后来讨论Summer 的Foundational Fiction时，显然就重点提到了故事的内容，即“故事大多是写一男一女经过重重波折最终得到妥协与和解，成婚生子，再现了拉美民族国家兴起的历程。”显然，《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看作这种“浪漫的建国小说”，因为它模仿了日本小说《佳人奇遇》，而这个名字本身就说明了它的“才子佳人”模式。李欧梵说，在中国这类的建国小说只有《新中国未来记》能勉强算一部[48]，但我却以为情况未必如此。即便说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够不上资格，但像《孽海花》这样的小说完全是够格的，凭赛金花与瓦德西那段充满政治目的的情爱交易，就能使它列入该一行列。而延续这种“中国爱情”，中国文学中涌现了一系列的“大小说”，如“革命加爱情”的小说。为此，我们也应将北岛的《雨夜》放入这样一个“爱情中国”传统的连环中去考察。

“铁条”和爱情和受难和我们日常性的束缚和“伟大的”政治纠缠在一起。这样的抒情诗(或爱情诗)当然会在人们的心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这“雨夜”中的“铁条”正好就是人们内心珍贵的铁条、幸福的铁条，它已升华为一种普遍的英雄象征——当一个人即将成为烈士时，他会含着这个象征(或这个崇高的微笑)从容地面对死亡。

“娜娜”式的爱情或“雨夜”式的爱情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被压抑的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偶像(这压抑指60—70年代)，一个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神话，即便像赵一凡这样研究西方后现代的学者，也会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咖啡厅里，随着“娜娜之歌”的插曲开始他“昔日重来”的精神漫游或“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的漫游[49]。

（一）（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