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男权遇上女权
翟永明

几年前，一位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画家朋友，送给我一本小而厚的，有关历史上女艺术家留存下来的作品的画册。我当场翻阅起来，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边看，一边说：这就是几千年来女艺术家的精华了，总的来说，大都属于二流，绘画的确不是女人擅长的。我听了后，既不服又存疑，但一时也找不着例子和理由来反驳他。

不久，另一位明显的男权主义画家，在一次交谈中，在谈到中国女艺术家时，不讳言他对大部分女性艺术的不屑，他认为女性从事艺术，总是将它作为消愁谴恨的工具，视情绪的变化而创作，不具有专业精神。从自省检讨的角度，我觉得他的话透穿了女性艺术脆弱窄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这似乎并不能说明几千年来女性艺术弱势的主要原因。

时隔几年，当我再度以审视的目光来检看当代女性艺术时，我发现，令人乐观的场面已经出现，性别已不再是决定作品是否伟大的理由。女性意识的阴性在习惯认知上不能作为伟大的观念，也在两性之中慢慢解体，涉足于当代艺术史主流的女艺术家已逐渐跻身大师之列。

1997年，美国《艺术新闻》杂志精心组织了一部分艺评家，美术馆馆长，和艺术史家对当代艺术作品的意见调查，去芜存精，挑选出了他们认为2022年以后，也就是距今二十五年以后，谁会成为仍然留名青史的大师？调查表明：在严格筛选之后，女艺术家路易斯.布尔乔亚荣归第一，而与另一位男性艺术家并列第二的，也是女艺术家辛迪.希尔曼。

也就是说，在当代艺术不断转换和娈化的今天，在无法预测未来的艺术定论的现在，在承受艺术轮盘赌的一次次压力下，即使走向二十五年之后，也会有女性艺术家成为众望所归的大师，被载入史册。同时会被未来的学者一再研究，鉴赏。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那位送我画册的画家朋友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并说：进入当代之后，女艺术家的确越来越优秀了。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杜尚，杜尚用一个尿壶就改变了艺术的命运，同时，他也象一个现代炼金术士，把艺术炼得什么也没了，然后，他还对你说：这就是金子。它的确也就成了金子。从杜尚以来，西方艺术家翻来复去的折腾，一会儿是波普，一会儿是行为，一会儿是观念。炼来炼去，都没有跳出杜尚这位太上老君的火炉。于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艺术仍在杜尚关于艺术等同于生活的炉中搅着。可以这么说，杜尚以一种自由的生命状态，颠覆了西方艺术的全部基础。他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生姿态和准则放到艺术中，真就是解放了全人类，也解放了他自已。对於女性艺术而言，他所带来的启迪就是：解放千百年来对女性艺术的束缚和已有的偏见。而当艺术一旦进入生活的范畴，女人们就开始证明她们才是生活的高手。或者说，女人与生活本身就是艺术。

现在，她们开始用一个全新的边框，将生活纳入一个充满创意的命题中。近年来，女性艺术家的活动量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把握事物的能力，都以一个美学的前进加速度增长。，女人终于可以说，在生活中，没有什么是我们不擅长的。

由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杜尚的新艺术概念，女性艺术会仍然被打压在艺术史的雷锋塔下吗？

事实上，大师的概念基于一个传统的定义：古往今来，伟大的含义即意味着必须表现出所处时代的外部力量和时代精神。它在外观上则要求一种宏观的气势。而女艺术家注重诠释内心和个人经验，而她们阴性而婉转的表现方式，就被定义为视野狭隘的闺闺气质。

说到底，伟大的标准已被拟定，而且作为文化惯性，多年来已被当作约定俗成的准则被接受。因此，在这一固有的权力空间之外的女性艺术，也就天经地义地被置于之外了。

事实上，西方女权主义艺术起自于五十年代，由要求男女平等的社会象征，直至并入性解放运动。由反抗男权美学体制到要求建立文化新意义，在走过一段矫枉过正的弯路后，如今已开始建立新的女性主义艺术观。女艺术家已不满足于仅仅简单地确认身份，或只强调两性差异。而是从空间发展的角度，要求创立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伟大。

当男权遇到女权，当杜尚与新女权主义者相撞。杜尚说：艺术是自由的，而女艺术家则说：自由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他们在某一个点上不谋而合。从这一个点上，弥漫开了一种震撼性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仅改写了艺术史，而且改写了艺术的本质。它导致了艺术的一片空白。在这一片空白之中，男性艺术家还挣扎于信念和历史的失落，试图抓一把旧时代的风揣进兜里。而女艺术家则一身轻松地抖擞前进，去开拓一部经过重新定义的艺术史。

因此，有人会说：“路易斯.布尔乔亚从七十年代以来，对于内在的探索将最私密和诡异的部分，赋予一种似曾相识的大众脸庞，而且使得写实主义象是一个温驯的茶会一样。我们当代的男性艺术家很少能够这样不留情的将此种结果表现出来”。

也有人会说：辛迪.希尔曼“重新拍摄的电影和她有关神话，艺术的作品，探讨了新的主体。这种探讨的可能，来自她对刻板大众文化中主掌权力结构的白人--男性的挑战。”

谢天谢地，说这些话的是男性，也是主掌权力结构的权威艺评家。因此，即使最有保留的男权主义者，也无法将之看作女性主义者的自说自话。同时，它至少说明，两性关系，两性文化并肩共存的时代正逐步进入我们的社会型态。对于大师和伟大作品的文化接受已突破惯性，再要以美学的等级和权威来割裂或对待不同性别与特质的艺术，连自已也会感到无聊和滑稽。

在世纪末，作为一代人之中的“空心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空虚，绝望和焦虑面前，所面对的是不分性别和特质的同一个灾难，（就象艾略特所预感的：甚至世纪末的灾难也不会以伟大的面目出现，）。

他们不同方式的描绘和探索，形成了那个共同的合唱：这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_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