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损的铜镜
王 寅

《1927年的上海》，是一个俄国人拍的电影，这部影片曾经是上海音像资料馆中惟一一部记录老上海的电影。影片中被引用最多的是下列的对立画面：跑马厅的看台上、游艇的甲板上心满意足的洋人；拉着黄包车狂奔的人力车夫和辛苦劳作的码头工人。这正好应证了—弗利德里希?希夫—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奥地利画家的话：“在这座城市里，住着我们的词汇所无法形容的穷人，也有着我们的词汇所难以描绘的财富。”

那些旅游者，那些跑码头的艺术家，那些新闻记者，以及那些身份暧昧的人士，都用摄影机拍下了词汇难以描绘的上海。他们几乎是随意地、不加选择地用摄影机扫下了他们看见的、并且感兴趣的东西：街道、建筑、人的脸、饥饿和繁荣，堕落和失意。显露在阴影中的面容不无诡异的成分，尽管这些画面是在无意中被选中的，它们却注定要成为一个逝去时代的代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拍下的远远要多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但对我们来说，这些昔日映像是标准意义上的纪录片，其珍贵之处在于它们清晰地展现了那些已无法再现的物质生活，它们的出现至少让好事者停止了无度的猜测和想象，得以从没完没了编织幻想的深渊中抽身而出。在此之前，这些胶片不为人知地深藏在世界各地，有的在台湾，在俄罗斯，有的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学，有的是二战之后美国人缴获的日本战利品，画面上还保留着日语的解说。这些影片拍摄的究竟是什么呢？

黑白的画面，偏暗的胶片，都是宝贝。有的还是未经剪辑的毛片，间隔一小段就出现打板的镜头。在礼查饭店外面，学生游行示威，有的学生演讲到激动处，攀上饭店的窗台高喊口号。但影片是无声的，所以听不到他们喊些什么。后来学生们又去了火车站，打着标语和横幅，静静地坐在铁轨上。但是还是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

城市的街道宽阔，行人稀少，我们熟悉的建筑物有着惊人的高度。南京路、外滩、外白渡桥、绘有广告图案的双层巴士，行人走路的时候，节奏很快的一跳一跳前行。轻型飞机缓缓在外滩的建筑群上飞过。密集的里弄建筑，在阳光的照耀下，石库门的坡型屋顶排列在一起，如同海浪一般起伏。

生活场景要丰富得多。圆形的舞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西装革履的男人和穿旗袍的女人以慢四步的方式捉对起舞；屋顶花园里青年男女愉快地聊天，他们面前的圆桌上摆放的是咖啡、蛋糕这样的西式点心；夜总会里，略显肥胖的俄罗斯舞女载歌载舞，乐手敲打着三角铁，闪光的器皿，闪光的音乐。

身穿挺刮西装的侍应生端着托盘穿行在国际饭店豪华的餐厅里；黄包车夫低着头从“纽扣大王”的广告下经过；在另一些时候，穿过街道的是洋人军乐队的行列。

在一个昏暗潮湿的教堂里，蒋介石和宋美玲正在举行西式婚礼，场面不大，看上去有些拥挤。瘦削的新郎有些紧张，裹在婚纱里的新娘则略显羞涩。

新出炉的奥斯卡影帝范朋克和玛丽?璧克芙乘船周游世界，途经上海。在吴淞码头上前迎接的人中有中国影后胡蝶。京剧名伶梅兰芳出访美国，乘船回到上海。同样是在黄浦江的码头上，受到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他的一帮好友乐得像孩子一样直翻跟斗。

一组又一组镜头拍摄潮水般的难民队伍涌入租界，相同的内容反复出现在胶片上，难民们面无表情地从镜头前经过，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尽头。远处，浓烟四起，日本人的飞机还在扔下炸弹。

影片中人物的表情，随着飞机的盘旋上升而渐渐消失。城市是浅褐色、淡黄色、绿色和灰色的，历史给影片染上了不同的色调。影片中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建筑和街道依然，但除此之外的却肯定是过去的：人物、衣着和表情。勒南说：“我很晚才会回忆。”而我生活在没有回忆的城市中，我的回忆是从看到这些沉默的影片开始的。在此之前，仅有的回忆只是想象，是不真实和不准确的。斑驳的胶片提供了详尽的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使我们的意识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复活的图像使一以贯之的美妙想象在瞬间休克。活动画面比照片和文字更不确切，与由阅读而产生的相象、与人们的期望如此不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呢？

上海是什么？是避风港、是欲望之地、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活力之源、是流浪者的家园、是充斥喧嚣与腐败、还是革命与狂欢的场所？是像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所说的是一座“声誉不佳的城市”，还是世界新闻真正的来源地。就像它们的片名那样，是《上海的曙光》，还是《黄色的巡游》？此时，仿佛手执一柄铜镜，镜中映照的是更多的扑朔迷离。既看不清过去，我们自己的影像也变得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