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古年科夫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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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期以来，俄罗斯作家和诗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应该远远超出了其他国家的作家诗人。和朋友们交谈，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列举出一大串耳熟能详的俄罗斯名字。但，谢尔古年科夫是谁？他有哪些作品？相信大多数读书人并不知道。

从人类文明史的进程来看，他更像是被遗留在当代生活中默默无闻的一个“老古董”，而这位“老古董”也差不多被弃于无用的角落，因为现代性巨大商场的橱窗需要的是能够引起人们对可以据为己有的物质的想象力的东西，决非是他一贯倾心热爱的“无用”之物。现代人对于无用之物的态度就是把它扔进垃圾堆，盖因它即不能带来实际的好处，也不能使银行的存款、社会产值的报表增加几位数。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他像他那个“无用”的世界一样不合时宜。既然是不合时宜，写这样一篇注定了同样属于不合时宜的文章并不妨碍人们心满意足的生活和趣味，它更像是角落里低声的自言自语——为自己，也为那些希望能够听到细小声音的心灵。另一个难写的原因是，对于谢尔古年科夫我不但所知甚少，而且很多年来我只在两个人那里听到过他的名字。第一位是向我推荐谢尔古年科夫的耿占春先生，另一位就是英年早逝的苇岸先生。前者写过一本宁静的《观察者的幻像》，后者写过极为朴素感人的《大地上的事情》。

我第一次读到鲍·谢尔古年科夫的文字，是刊登在《世界文学》1986年第四期上由许贤绪先生翻译的《五月》，几年后，我又看到了他的另一本童话集《狗的日记》。通过许先生简单的介绍文字，我知道谢尔古年科夫是前苏联作家，基辅大学毕业后当过护林员和报社编辑。“被评论界誉为擅长描写人的心灵、对自然景致具有很见洞察力的作家。”——这是介绍中一句比较概括的对谢氏的评价。

有意思的是，这一期的《世界文学》赫赫然标明是外国散文专辑，这篇《五月》就被收在其中，但在文章的前面，许贤绪先生的介绍里写着：“散文《五月》系作家的抒情体中篇小说《秋与春》的一节。”我注意到这个细节是以后的事情了。很显然，《世界文学》编辑部或者许贤绪先生是把《五月》当成散文来看的，而“中篇小说《秋与春》”我猜测是作者自己对作品的一个界定。从一部小说中抽出相当长的一节来当散文读，我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一开始我也对“小说”这种说感到怀疑。因为从以往的阅读经验来看，这些文字里几乎没有我们日常观念中关于小说这一概念所要包含的必要因素，譬如对人物的塑造，复杂的故事情节，以及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和人生境况的叙述等。在《五月》里，我看到的人物只有一个“我”，一个与森林终日为伴的护林员，我无法不相信那就是作者本人。与这个护林员发生联系的也只有森林，早晨和黄昏，说得再详细一点，还有雨声、鸟鸣、一截树枝、露水、浆果、蝴蝶、蚂蚁、微风、蒲公英……等等，而且，在这篇所谓的小说中单单这个《五月》一节，一万多字写的不外乎我上述的内容。根据这些内容我猜测，说不定全篇小说也会是基本相同的内容。按照习惯，读者肯定会把这样的文字划归到散文的体裁中（许贤绪先生说不定因此为难过，最终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看法划到散文中去了），但是，既然作者自己把它称作是小说，也许自有他的道理。

我不断读这篇文章，时间过去了快11年了，我愈来愈加赞同作者的说法，那就是——当然，它是一篇小说，是与以往所有的小说不同的小说，一部罕见的、杰出的小说，虽然可能仅仅有少数的几个人能够记住它和它的作者。

描写对大自然细微感受的作品在俄罗斯作家中为数众多：帕乌斯托夫斯基、邦达列夫、普里什文、屠格涅夫、普宁等等，他们的作品在翻译过来后无不被归纳到散文体裁中。相比较之下，另一些赫赫有名的小说作家如托尔斯泰、肖霍洛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也都是大自然忠诚的歌手，更不用说像叶赛宁、勃洛克等多如繁星的俄罗斯诗人了。大自然在他们等于像呼吸那样不可或缺。《日瓦格医生》中拉丽萨坐在日瓦格遗体前告别的时候，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们之所以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那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天空的白云和地上的树木，都希望他们相爱；他们周围的一切，无论是陌生的路人，还是漫步时展现在眼前的远方田野以及他们居住和会面的房间，都为他们相爱而欣喜，甚至还超过他们自己。啊，这就是使他们相亲相爱而结合的主要之点！即使在他们最美妙最忘情的幸福时刻，他们也从未失去过这种最崇高最动人的感情；他们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感到他们就是这画面的一部分，他们属于这个美景，属于整个宇宙。”此外还有，“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这种共同性。因此，他们并不欣赏让人高踞于大自然之上，要处处顺应人、以人为主的说法。他们觉得，已经变成政治的一些虚假的社会生活原则是不会长久的，是没有意义的。”——当我引用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本雅明要颇有深意地当一个引文作家的想法不但逼迫人们对自身的洞察力提出要求，从而避免那种靠解释学鹊巢鸠占的“造假”，同时也提醒了许多像我这样笨拙的人能够聪明一点，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不可能比第一次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说法说出事物的作家说得更好。

现在，我坐在电脑前，透过阳台能够看到被楼房分割成不规则形状的天空，那是灰蒙蒙的一片天空，笼罩着大街上灰蒙蒙的建筑和在各种瘟疫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但是，在谢尔古年科夫的笔下，森林中的五月是多么迷人！那时，树芽开始萌动了。跟我们所说的“树林披上了绿叶的盛装”相反，他说，它们将脱下披挂，裸露自己；“我觉得，当树木披上树叶时，它是从自己身上剥下了皮肤，以便能更敏锐地感觉这个世界，怀着爱和恨在其中生活，而不是作为一根木头站着。我触动一片嫩叶，碰一碰它——我就感觉到，它疼了。大概，没有这种灵敏的感觉它们就不可能保持与日月星辰的联系。”

他写他在森林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每个时辰树木和天空细微的变化，写这些变化在他心中带来的颤动，写田鼠在井边掘起的一小堆土，写草的低语和雨的哭声。他还写自己一定要把裤子上的破洞补好才敢走进森林，就像一个要去会见心爱姑娘的恋人，因为，“你看见的它们不仅仅是野兽或者鸟儿，而且又是人，你是在同人兽、人蒲公英打交道。你看一看天空——它也会向你显示自己新的特征：人天空。”谢尔古年科夫看到的是“人体式的大地”，是人类的心灵与大自然中每个活生生形象的重叠、融合和互相转换。如果把他的这种说法看作是“诗兴的比喻”，这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这不是修辞学的比喻，而是：它们就是！ ——本来如此。自然，他无休无止地写到了那些森林中的植物、动物，不厌其烦地写到了它们的形状、气味儿、在时间和空间里的变化，但是这些事物何以通过人的眼睛、耳朵、鼻子、手和脚……被说出来、写到纸上的？假如他没有在这些事物面前“提供出自己的身体（梅洛-庞蒂）”，它们何以完美无缺地进入他的心灵和大脑——并且同时也使他的心灵和大脑也进入它们？谢尔古年科夫写下的每个字无不是在标明他与自然之物发生的全面的联系，从目光、嗅觉、听觉、触觉、乃至每一次呼吸和心跳，全部的生命，面对向他敞开的世界舒展感觉敏锐的心灵和思索的触须——建立起确定明晰、牢不可破的联系：与全体事物同在——我活着。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我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大自然，为什么拿起笔就会不由自主地写到它们——就像写一封没完没了的情书？为什么谢尔古年科夫的这些文字叫我如此着迷？难道去读一本哲理深奥的论文集、或者一本什么《人生指南》一类的书籍不比这个来得更实用或者更有“意义”？

我知道，一块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一棵树就是一棵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这样看，或者这样说，那就等于我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说。但是，谢尔古年科夫却知道，吸引他目光的首先不是这些事物的美（当然，它们是美的），而是它们的存在。它们存在着，只要你能感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你也是存在着的。这就是你眼前的世界。而这就是世界的完整。一个有你的完整的世界——“我有时觉得，对于人来说美是第二性的东西，而第一性的永远和到处都是——你存在着。你存在的欢乐大大强过看到某种美的东西，哪怕是世上最美妙的奇迹而得到的欢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最完美的美——就是你存在着：你，白天、小河、太阳、海洋、草、蚂蚁、土地、人。”

——它们就在那儿。这就是世界的根基。

本雅明在阐述古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曾说：“靠宇宙力量而生存的人们才能拥有地球。古人完全沉浸在一种宇宙体验中，而后来人却对此几乎毫无体会。最能区分古人与现代人的，莫过于此。”

还有什么比一个人感到自己活着、并能与其他事物一起共同分享生活这一事实更能叫人幸福的事情呢？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人们热衷于“伟大”的事业，热衷于积累财富和追求名望，也许，在谢尔古年科夫看来，这些人们远远没有一个呆在森林里终日与灌木、野草为伴的人幸福。他们所追求的“事业”把他们自己拖离了与世界最基本的联系，陷入到孤独当中。这种孤独的不幸在于他们与世界的隔离，与其他人、其他心灵的隔离，他们忙于谋求金钱、权利、甚至忙于那些在一般人看来会属于“高尚”工作的急匆匆的脚步甚至不能在亲人的身边停留一下，关注一些他们的喜怒哀乐。无怪乎谢尔古年科夫说：“人在逐渐地脱离自己心爱的事情，并且很快将脱离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将忘记有森林，并在自己的记忆中把它抹去。”

——忘记的岂止是森林，毫不夸张地说，人在追求那些虚无的事情的同时，势必也会忘却爱、责任和与他人的情感联系，最终被虚无所吞噬。这样的孤独——或曰自我隔离，同样地也把其他人冷漠地弃绝到了心灵之外，它的危险在于——它本身就是——为奴役其他人、践踏其他事物、为普遍的不公正、为压迫欺诈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今天，到风景区旅游已经成了现代人的一种奢侈，而陶渊明时代“悠然见南山”的那种与自然的和谐，在大多数人那里也变了味道。在遥远的旅游景点留个影几乎是可以夸耀经济实力、生活品位乃至显示身份的标志，人们的“见多识广”体现在拥有众多的各色门票和茶余饭后空洞无聊的谈资上。你能说这些大批的旅游者没有看到过山林、海洋？没有看到过日出月落？……但是，谁又能像谢尔古年科夫那样去看、去听呢？谁能够就在自己家门前刚刚落叶的杨树上看到世界的变化、看到自己的脸呢？谁又能在上班路上注意到人行道旁砖缝里顽强长出的一棵马齿苋，从而觉察到生活的方向也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呢？

“也许再过一百年将会有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蒲公英，不知道什么是山、天空。根据我无知而又过分主观的看法，不知道二二得四，这还不算灾难，不知道什么是山或者蒲公英，则要可怕的多。但是我且不做报凶的乌鸦，我宁可相信，人们将知道什么是蒲公英和什么是山。因为如果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蒲公英或山，或者两者都不知道，那么他最终会知道些什么呢？”——我并不认为这是谢尔古年科夫的危言耸听，恰恰相反，不用到将来，在今天我们就已经看到这样的境况了。不光是孩子，就是一个成年人生活于其中的空间，不是已经没有了清清的溪水、茂密的灌木丛、蜂蝶飞舞的草地和干净的天空了吗？失去这一切，也就失去了与我们内心相互呼唤、相互映照的事物，失去了人与世界更为广泛的联系，失去了唤醒人们更为细微的对事物的敏感和想象力，同样地，也更多地失去了理解我们自身和理解他人的能力。

当婴儿借助母亲的眼睛或者一面镜子开始了对自己第一次惊讶的认知，那么，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他完全要靠周围的人和事物来确立一个心灵的自我。这是他生命的大厦，是他的灵魂得以形成的全部材料。一旦这些材料慢慢被抽走，消失，那他还会剩下一些什么呢？我绝对不愿肤浅地说一些提倡关于环境保护的套话，我看到的分明首先是人类心灵的危机。相对于早晨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抽象而空洞的社会新闻，一夜之间在我窗前伐倒一排高大粗壮、绿叶婆娑的白杨树对我更能构成一个重大的事件，我感到心灵被掠夺去了它遮挡风雨的庇护，使它暴露在虚无不断扩大的威胁之下。那些曾随着我的心一起在风中颤抖的树叶被踩进泥泞里，令我感到剜去心肝般的疼痛，我感到失去了一部分在古老岁月里养育了人类伟大精神的事物，连同它们教育人类朝向改善人性的最温和的努力。

我慢慢理解了谢尔古年科夫为什么把《秋与春》这部作品说成是小说了。虽然这部作品中没有叫人眼花缭乱的故事，没有众多的人物，也没有显而易见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但是，这里面写到的哪一样事物不是跟人类有关的？哪一样事物不是反映出人的心灵和整个社会的面貌的？这里面的每片云彩、每个带露水的早晨、每片树叶、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都跟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能够对这些“司空见惯”了的、“单调枯燥”的事物拥有敏锐观察力和朴素的表达能力的人，肯定也比那些写“多彩的社会生活”、“与时俱进”的作家拥有更为忧伤、更为久远的艺术生命力。“被评论界誉为擅长描写人的心灵、对自然景致具有罕见洞察力的作家”——前苏联文学界对他的评价是准确无疑的，在那些具有罕见洞察力的人们那里，关注事物也就是关注心灵，一个人看到的事物有多么伟大和丰富，他的精神就有多么伟大和丰富，他体察到的世界有多么广阔，他的内心就有多么广阔。

记得十一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五月》的时候，我曾冒冒失失地给这位生于1931年的作家写过一封信。我在信中表达了对他的作品的崇敬之情，并异想天开地希望能够得到他写的书，尤其是完整的《秋与春》。作为他谦卑的读者，一个从他的作品中吸收了无与伦比美妙思想琼浆的初学写作者，我胆怯地表示我愿意把自己的一本笨拙的、但又敝帚自珍的诗集赠送给他，那是一本“对大自然和爱情”唱出的《情歌》。这本诗集在当时被一些人不屑地评价为“写花花草草的肤浅之作。”当然，也有身边少数几个一直鼓励我的师友表示了喜欢。这封信终于没有寄出去，因为当时前苏联已经解体，按照许贤绪先生的介绍，谢尔古年科夫的家乡应该在乌克兰，把信寄到乌克兰作家协会？我到处打听译者许贤绪先生的地址，一边希望找到一个能写俄文的人帮我把这封信翻译一下，我甚至在河南省农科院找到过一位懂俄文的老先生，可惜老先生说他已经久不读俄文，手生了。而打听到的许贤绪先生的地址也是模模糊糊，大概说是上海外语学院。唉！——但愿许贤绪先生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衷心希望他能够知道我对一个独具慧眼的译者（也是创作者）为我们送来珍贵礼物的敬意和感谢，这感谢和敬意同样也送给众多译介了美好文字的译者们。（注：2004年《世界文学》转来孙绳武老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告知许贤绪先生已不幸去世，甚感哀伤遗憾。）

给谢尔古年科夫的信虽然没有发出去，但是，十多年来，我常常要重新看一看《五月》，对我来说，它永远是新鲜的，百读不厌的，就像谢尔古年科夫凝视事物的目光，每一次的凝望都像是第一次。按照英国作家罗·林德的说法，“人类感受到的最大快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新的知识。”我想，谢尔古年科夫也是这样看待他的森林的，他不是把森林的一切，把乌鸫、一棵蒲公英或者松树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把它们看做成奇迹，就像我把《五月》看作成文字的奇迹一样。

就在不久前，一位受人尊敬的评论家还写信批评我道：“你还在写诗吗？能不能写点关于人的危机的诗？你没有危机感吗？你感受不到弥漫在社会中的危机感吗？为什么诗人不能把这些东西入诗呢？我不明白。”我明白他所说的“社会中的危机”是指什么，同样的，假如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社会危机”问题最深处的根源，同时也能看到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日益扩大的深渊，看到人类中每个个人正在失去存在（就像谢尔古年科夫说的那种存在）的根基——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他的批评。我想说的是，通过谢尔古年科夫，通过无数像他一样关注“无用之物”的作家和思想者，我得以了解人是怎样确立自己的存在，人是怎样与其他人和事物建立起联系的，人应该和必须怎样维持这样的联系——也许，就从对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的关注开始。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