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旅俄随想
胡发云
友人邀约,同游俄罗斯。一行七人中,最小的四十出头,最老的已是“80后”了。这样的一群,与俄苏就有了千丝万缕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联系。一个人名,一首歌曲,一段往事,一个场景……都会生出许多回忆或感慨来。特别是有俄苏文学专家、翻译家蓝英年先生同行,于是便有了耳目和喉舌——第一次,这两个词儿变得如此准确和亲切。
1:从中苏友好宫到全俄展览中心
9时从北京起飞,一路上逐日而行,抵达莫斯科,还是正午,烈日当空。入住那座硕大无比客房三千的宇宙饭店。那是1980年为莫斯科奥运会而建的,苏法合资。据说法方要求在饭店广场上竖一尊戴高乐像,钱不钱的都好说。戴高乐果然就立在那儿了。二十多年来,戴着他那顶著名的高帽子,看脚下人来车往世事变迁。
从客房窗口望去,对面有一片典型的苏式建筑群。蓝先生告诉我们,那就是著名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去转转。他还记得里面有十五个小金人,代表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
于我来说,对苏联最早的印象,来自于一只印制精美的铁皮糖盒,里面的糖果,用那种透明的,我们当时称之为“玻璃糖纸”包裹。于是,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异国,便以这样的五彩斑斓进入我的童年记忆。在我们玩糖纸的孩子间,这样的一张“苏联玻璃糖纸”可以换数十张普通糖纸。父辈们在49年以前当然是见过这一类糖纸的,但是他们不说,似乎这样的糖纸天生就只有苏联才有。就像报纸上苏联人打领带,神气又新异。父辈们也不说,他们数十年前就在脖子上挂过。直到文革来了,母亲翻箱倒柜寻找那些“四旧”之物,翻出一些打领带的照片,在厨房的水池里烧,又翻出一些领带来,一刀一刀剪断拆开摊平,让它们面目全非,我这才发现家里早就有这种苏联人使用的东西。
五十年代,对于我们来说,中国以外的全部世界只有苏联。如果说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墙头宣传画上,那些头戴钢盔,脚蹬皮靴,面目狰狞的美帝国主义。
1956年,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武汉也建了一座“中苏友好宫”,紧接着,在那里举办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那盒糖,就是我父母参观展览后从那儿买回来的。不久,我就见到了那座对于武汉来说无异于神话宫殿似的建筑。宽阔的广场,美丽的喷泉,庄严恢宏装饰繁复的建筑群,华丽的穹顶,光洁的地面,还有那些精致又气派的雕塑……那时候,武汉已经有了一批这样的苏式建筑,和刚刚落成的万里长江第一桥。连同那些精美的糖纸,“苏联”就以这样直观的方式,移植于一个孩子心中。
晚饭后,八点多钟,太阳还未落山。我到那个展览馆去散步。从饭店过去,要穿过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俄国人喜大,地下通道也是如此,搞市场经济了,两旁建起了一溜商铺,中间留下的走道依然宽敞。商铺门脸都不大,橱窗中摆满密密麻麻的各类商品,从烟酒服饰到手机相机,洋货国货都有。俄国人性傲,永远一副爱买不买自得其乐的样子。走出地下通道,一片热腾腾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一群群年轻的街头歌手已经架好了一应家杂唱起歌来,不再是我们熟悉的俄苏歌曲了,有看客应和着隆隆的节拍跳舞,也不是我们熟悉的苏联水兵舞或乌克兰民族舞,倒像美国的街舞。胖胖的大妈在买那种棕色的饮料格瓦斯,还有卖花的,卖头巾的,买玩具的,卖鲜果干果的……价格都不便宜,加之用卢布计算,数字是人民币的三倍,开始总不能接受。后来知道,俄罗斯近年的人均收入增长很快,每年都是两位数,今年的月均已达一万多卢布,也就是三千多人民币,莫斯科地区已达到两万。用世行报告中的话来说,是一种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加上他们的福利不错,那些对中国人来说要命的支出——上学就医交通能源水电通讯供暖,不是免费就是廉价,所以他们大多数还是敢花钱的。
进了展览馆大门,这才发现,当年父母给我买糖果的中苏友好宫,只是这个展览馆在中国的一个远房兄弟,身架,眉眼,神气,都像。只是武汉那个远房兄弟早已在十多年前一串爆破声中烟消云散了,连同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里面办过的各类展览,连缀起来,可以当一部武汉社会政治文化史来看——大跃进,四清,学雷锋,文化大革命,收租院,一直到后来的各类商业展销会,给武汉市民留下了许多历史记忆。据说许多目睹炸馆场面的中老年人都哭了。
如我们早已熟悉的国内同类场馆一样,这个当年苏联向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强大、先进与民族团结的教育基地,已经成为商业娱乐之海。歌厅,迪厅,游戏厅,水幕电影,射击场,还有全世界无处不在的中餐馆……布满这234公顷的每一个角落。突然就看见了那个极熟悉的雕塑,男的举一把铁锤,女的举一把镰刀,双双前倾,仰望天际,一副纯洁热情志向高远的模样——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厂徽!许许多多的苏联电影顿时涌上眼帘。孩提时代,坐在人头涌动的电影院里,布帘关闭,灯光渐暗,音乐声起,银幕上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它!然后,一个壮丽的或欢乐的,阴郁的或惊险的故事开始了……“苏联”,就这样梦幻似的进入一个孩子的心灵空间。
展馆内大树参天,绿茵葱笼,情侣们搂着牵着,母亲推着婴儿车,男人们提一瓶啤酒扎堆聊天,姑娘们穿着简洁,三五成群或独自溜达。顺便说一句,当今的俄罗斯女性风行低腰裤,一些在中国女人看来极不适合的身材极不适合的年龄,也穿,有的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据说那儿能够暴露身子的日子不多,所以在短短的夏季里,尽量让更大面积的皮肤见见天日,哪怕日头再猛,极少有女性打伞戴帽子。姑娘们拿一瓶啤酒或夹一支香烟,也是街头常景。我对她们照相,她们发现,一起转过身,举杯微笑。
一片片草地和建筑间,有宽阔的行道和空地,于是,滑旱冰就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渐渐降临的夜幕中,男女青年们或中年们,像黄昏的蝙蝠一样矫健又美丽地飞行,互相追逐,独自翱翔,或做一些类似于冰球的游戏,有的则自得其乐地在空地上摆放一溜障碍物,犹如高山滑雪那样在其间穿行,做出各种各样好看的动作来。
一顶帐篷,几把遮阳伞,还有那全世界都认识的花体英文字样——COCACOLA。一个有点苦,有点甜,还有点气体的黑乎乎的饮料,就这样不动声色又无处不在地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有人群的地方。可口可乐摊点背后,是那座建于1964年、高107米的宇航纪念碑,一道巨大又强劲的弧线冲上天穹,弧线的顶端是那架把人类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送上天的宇宙飞船,这个曾把美苏冷战推向外太空的标志物,多少有些落寞地镶嵌在晚霞中宛如一道历史的轨迹。
主楼前,有座列宁铜像。后来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一些地方也能看到。除了斯大林,俄国人几乎把一切前朝旧物都留着,地铁或前政府机构上的铁锤镰刀图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或红军战士的塑像,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名人故居墙上的铭牌,还有大大小小的墓园里,各色人物的墓碑……这些旧物似乎都是他们往昔岁月的一部分。
一个身材健美衣着简练的女孩独自绕着列宁像滑行,做着许多花样滑冰的动作,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与身旁那个曾经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的留着山羊胡须的小老头,构成了一副饶有意味的画面。
果然就看到了那十五个小金人,在一座喷水池中间站了一圈,各自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装,全是美丽的姑娘。圆心是一捆极夸张的麦穗,让人想起了大跃进时候的宣传画。
2:1917——1967——2007
今年“十月革命”90周年,从一踏上俄罗斯的土地,便想到这个曾经无比神圣词儿。也想起了我的1967年。那是整个文革十年中最动荡最诡谲最具戏剧性的一年。几乎也是这样的季节,我和一位挚友,决定出版一本诗集,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那一年我18岁,他19岁。我们12、3岁便在一起读诗写诗了——在那荒凉又饥饿的年岁,两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在节奏,韵律与文字美感中找到了一种快乐和惆怅。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星空晨曦,江海湖泊,当然还有革命,理想,青春热情与梦幻,在一行行诗句中派遣了许多的苦闷和茫然。文革开始,由于我们各自的家庭背景,都被排除在时代大潮之外。到了1967年,突然得到了许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自由。我们偶然间结识了一批黑帮作家作曲家,并且作为责编,为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右派军旅诗人出了一本诗集——也就是找一个群众组织,弄一些纸张,找一家印刷厂,排版校对印刷装订,就这么简单,连里面的插图,都是我们自己在废弃的旧铅版中找来的。大约当年遇罗克们印刷他们的《中学文革报》也就是这么干的。只是这样的“出版自由”很短命,不到一年就结束了。我们找到了“十月革命”这个主题,为什么会这样?已经记不太清楚,是我们喜爱的那种语言情调,还是心里其实深藏着一种对苏联的情素,还有就是它有着“反修”的合法依据?两个多月后,十月革命50周年前夕,这本薄薄的,收录了24首诗作的集子面世,其中的作品,有我们自己的,也有我们约来的各行各业的,包括文革前已经成名的诗人的。我们给它起的名字是《十月的烈火》。旅俄回来,我又翻出这一本诗集,套红的木刻封面,两组重叠的人物造型,一组是十月革命的工农兵,一组是中国文革的工农兵。里面的内容语词,今天读来神圣又荒谬,恍若天书。
从一盒糖果,一座建筑开始,苏联——这个巨大的审美化的红色乌托邦,以它特有魅力,一种无比新奇的异质文化进入了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电影,报纸,歌舞,话剧,雕塑,绘画,小人书,小说,收音机里或哥哥姐姐们嘴里唱出的歌曲……十月革命,就在这样的熏染中成为我们的神话。这一切,都是以不可质疑的真理样式交给我们的,包括那些暴力,血腥与恐怖。许多人都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某些电影中的台词,模仿各种角色的语气和动作,陶醉于那种一瞬间改天换地的豪迈与潇洒,牺牲与壮美……在那个与历史,与前辈,与整个世界都失去联系的岁月里,俄苏文化,成为我们贫瘠单薄的食谱中,色彩最丰富的那一部分。
俄苏文化于我们,像一次包办的婚姻,多年后,我们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不堪背景和种种劣迹,看到媒婆当年撒下的无数谎言,但是曾经爱过,还有了孩子——那是一种植入生命的情感经历。这种怆然,伤感和难以言说的苦楚,让很多人不能释怀。
在大陆的一片粗鄙肃杀之中,俄苏文化成也为我们一个遥远又朦胧的梦中情人,不可言说又萦绕在心。所以,当六十年代初,我们隐隐知道中苏交恶了,内心竟有一种非常苦涩感伤的情绪。我记得,我们几个十多岁的孩子,常常私下隐秘地谈论这件事,宛如敏感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即将破裂的婚姻,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那时候,有些和苏联某一个男孩或女孩保持着通信的人,不再接到对方的邮件了。
到了文革,中苏早已是撕破脸皮彻底绝裂了。当年那一群尚还怀着童稚之心的孩子,已经在数年的教化中,渐渐培养出仇恨与坚硬。“苏修”,“赫秃子”,“新沙皇”,“社会帝国主义”已经是比美帝国主义更加恶毒的形象。也是文革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贬词,连中国自己的坏人,也要冠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恶名。于是,这个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北方邻邦,在一只大手的操纵下,像皮影戏一样,转过身来,已是一副妖魔鬼怪模样。这样的戏剧性变化,也让我们进入了戏剧性。重读当年那些诗作,可以读出一种自作多情的舞台感来。
这本诗集中,有我一首《老布尔什维克的心》,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五十年了,
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亮了,又暗了。
它失去了耀眼的红光,
惨淡的余辉像纽约霓虹广告;
“半个世纪了,
伏尔加河的水涨了,又落了,
它像俄罗斯的眼泪默默地流淌,
再不像从前那样奔腾呼啸。
“蠹虫蛀空了钻天的白杨,
克里姆林宫在糖弹中倾倒!
政权,政权!
多少苏联人没有很好地想过,
胜利后,
它还会不会重新失掉……”
海风吹动着银丝般的白发,
阿芙乐尔水手立在涅瓦河滨,
他的心河底的激流一样翻滚,
老布尔什维克怀念着列宁。
……
我知道,今天,当我满怀不安愧对少作的时候,依然有人心里保留着这样的情愫。但是俄罗斯人自己却早已淡泊了,行程中,没有谁主动和我们说起他。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们刚走进红场,突然就看见了列宁,他坐在树荫下的一只小凳上,胸襟上缀着一个苏维埃代表胸徽,两腿间靠着一竿半人高的苏共党旗,紧挨他身边的,是当年他亲自下令毙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是两个俄罗斯人装扮的,酷似,给游人照相用,每次收费十卢布。半生研究苏俄,多次来过俄国或前苏联的蓝先生,终于有机会和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起合影,他一手搂着列宁,一手搂着沙皇。再往前走,这样的列宁和沙皇竟有好几对。
不远处,一条数百人的长队,耐心等待着去瞻仰列宁遗体,大陆人占了很大比例。
后来,在彼得堡的一个墓园里,一位美丽的俄罗斯文史学者一路引领我们探看各种人物的陵墓。她突然问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兴趣看看?”我们问是谁,她说:“列宁的一家。”她说的是列宁的母亲和他的两个兄弟。我们说当然要看看,那也是一段历史。
在俄罗斯期间,就我们目力所及,没有见到关于十月革命90周年的动静。几年前,俄罗斯当局已经将中小学课本中关于十月革命的提法改为“十月政变”。因为推翻沙皇,结束帝制,是在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中就完成了。十月政变中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倒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而我们糊里糊涂敬奉大半个世纪的苏维埃,并不是苏联的苏,而是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意为“代表会议”。布尔什维克夺权后沿用了这个组织形式。而苏联这个词儿,是1922年才出现的。
数日后,我们在涅瓦河上见到那个给中国送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阿芙乐尔号,这艘被我和无数人写入诗句的英雄战舰,当时其实在彼得堡船厂大修,没有下水,也没有武器装备。布尔什维克涌向冬宫的时候,船上的一个机械师发出几枚空弹,冬宫的大门早已由里面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了。几乎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
3:又是8.19
在俄罗斯期间,适逢“8.19”十六周年。
1991年8月19日,苏联一批保守派政要突然发动政变,废黜了远在克里米亚休假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与1964年赫鲁晓夫的故事如出一辙),要终结刚刚开始的艰难改革。在黑海之滨的别墅里,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来人对他的逼宫,在莫斯科俄罗斯议会大厦前,叶利钦跳上叛乱部队塔曼师110号坦克,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进行反击……俄罗斯人民,包括一千多万苏共党员,在这历史关头,冷静又坚决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数日后,戈尔巴乔夫以一种多少有些悲壮的凤凰涅槃的方式——辞去苏共总书记,解散苏共——简洁平和地完成了俄罗斯一次历史剧变。
想来也很巧,当时我正在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城市,对于莫斯科发生的那个事变。居民们保持了令人吃惊的冷静。没有哄抢,没有骚乱,没有不同观点人群之间的冲突,只有报刊亭前买报的长队,透出他们内心的激越与动荡。市面上一切如常。连排队都是规规矩矩的,两个人之间,空出一个人的距离没有加塞插队,许多人拿一份报纸或一本书,耐心地读,耐心地等。如果有一点小小的骚动,大多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不太守规则了。那正是苏联副食日用品供应紧张的时候,商店里空空如也的货架,让人想起了我们的三年饥荒。偶有一些黄瓜西红柿牛肉火腿肠摆放在里面,价格都极高。当时卢布贬值厉害,一块人民币可以换100卢布。揣上几千元人民币,便像八十年代初期那些港台阔佬来到大陆一样。只是他们的售货员并不见钱眼开,常常会优先照顾本地的顾客。在肉食极度匮乏的时候,满大街的鸽子却依然过着安详的日子,在草地上嬉戏,在人群中流连,没有谁将它们脖子拧了拿回去炖汤。我至今记得,一位卖爆玉米花的老太太,生意清淡,每每有鸽子飞来,她都会撒一把喂它们。还有满大街的狗,各色各样的狗,没人打了回去下火锅。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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