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放逐
老鱼

十四

当我从船舱里爬出来，见到灯火辉煌的香港的那一刻，我心里感受并非是百感交集，而是非常的简单具体，那就是从此所谓的什么教条、什么学说、什么的领导与我彻底的没有了关系，我将不再生活在一个思想被禁锢的世界里，我自由了！

同样是一艘摆渡船把我从渔船上送到了一处立交桥附近的堤坝边，我小心翼翼的上岸之后发现周围没有警察巡逻，就从暗处走到马路边招手截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去的地方是油麻地一带的亚皆老街，我在中戏的一个同学的家就在那里。到了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手里的港币不够支付车钱，少了二十元。我就给司机解释，说初到香港没来得及兑换，给人民币行不？那时节人民币远不如现在吃香，司机看了我一眼，说偷渡来的吧？我点点头。他又说了一句：小心一点啦。就叫我下车，自己开车走了。

我坐电梯到了该去的楼层，一敲门，发现我同学不在香港，同学的老爸很热情，叫我进屋，冲个凉。他就忙着帮我联系我要找的人。不一会儿，当时在翡翠台新闻部门就职的一位刘先生就赶到了这里，在那个敏感的时期刘先生曾采访过我。刘先生在嘘寒问暖之后简单地说明了要在香港取得合法居留的方式，刘先生出主意说这事情可以叫另外一个人出面帮助。于是刘先生当即给那位先生去电话，那位先生立即就叫刘先生送我去他家里。临走时同学的父亲塞在我手里两百元港币，说现在可能需要这个。我推辞不过，又让我好一阵感动。

我同刘先生一起打车去到那人家里，那人详细地问了我的情况，最后他说，照我介绍的情况看，我在香港取得合法居留应该是没问题的。他就叫我先住在他家里，等周一政府机关上班之后就去办理相关的手续，我到达香港的这天正好是一个周末。我们三人接着相关的话题又聊了很久，直到深夜。那位先生多年来一直有志于香港的民主和民生事业，在首次民选香港议会议员中就以高票当选，这是后话。

也许你现在去香港，那里信息的多元化与完全开放不会让你感觉震撼，这是得益于网络发展的结果。但是在那个年头，突然从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来到香港，就觉得惊讶得不行了，报章杂志之多，信息量之大，观点见地之丰富，真令人咋舌。还有那街头猎猎招展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和将先生的挂像，什么叫真正的自由社会，不需要你细细琢磨，一切都身临其境。我得到的第一个体会就是，离开大陆的那一刻起，你在政治上就开始享受正军级以上待遇，因为当时在大陆有一本关于全球信息的日刊《内参》，那可以本神秘的读物，上下午各一本，是需要正军级干部才能阅读到的刊物。还有人因为私下传播《内参》中的内容而陷牢狱之灾的情况，而在香港，这些信息就公然的躺在各个街头的报摊上，出现在无处不在的电视滚动新闻里。

周末的两天里，我见到了在北方认识的几位香港记者，还有另一位家住香港的中戏同学，他们见我来到香港都十分欣喜，又是请我吃饭、又是替我买衣物、还陪着我到处游览，弄得我十分不好意思。几位记者多年后也在世态变迁里远离了这个曾经令他们自豪的职业，而学导演的女同学则成为这方面的大腕了，导演的影视剧经常能看到。

周一的早上，那朋友陪我一起来到尖沙嘴，先在一家西餐厅吃了一顿丰富的早餐，然后他送我去了香港出入境管理局的一个机构，算是我向当局的自首。因为事先已经有联系，管理局的人还算客气，在填好一张表格后，送我到一辆面包车里，而已经在车上等着的其他偷渡者则已经被带上了手铐。香港一个法治社会，像我们这样的非法入境者如果要获得正式的拘留身份，都必须经过一个身份甑别过程，而第一步就是先把你拘起来，随后进行你的身份确认和具体情形了解，这一切结束后你如果符合相关的法律条件，你就可以合法的留在香港了。香港关于这方面的法律条款，似乎与欧美国家的法律更为接近。

十五

香港拘押偷渡客的地点之一是在新界地区距深圳不远处的一个山坳里，这是我离开那里在返回九龙的路上时才弄清楚的。汽车沿着一条专门的公路翻过几道小山坡，就可以看到那个拘押场所。在山坳里平出一块场地，四周有高架的铁丝网，看上去与美军设在关塔那摩的战俘营近似。管理人员办公和住宿是几排简单的平房，疑犯则住在一个波纹板的大棚子下面，每个人的空间又用细铁丝网格分割出来。外围四周视线所及，没有农田与村落，只有近处的草坡和远处的树丛。床是简易钢丝床，毛毯被褥比较干净。疑犯相互间可以看见，可以随意聊天。白天时分各个小笼子的人可以出来自由活动、串门，晚上就必须回到自己的格子里。有两名值班警察坐在一个写字桌后面，那位置可以完全看清所有疑犯的举动。厕所和冲凉的地方还是封闭的，比较人性化。当然，我所指部分是我这类人所拥有的条件，那些与事件无关的疑犯的关押环境就会严格多了。

我在那里呆了三、四天，有警察分别找你谈话，了解你的身份和本人在事件中的参与经过。然后警方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核实。那棚子里还住着几位与我情况接近的人士，但是因为彼此都不清楚相互的底细，而且据说有来自那边的卧底，所以大家的交流并不多，只是在一起下棋打牌，聊聊风花雪夜。那当值的警察经常给我们找些报纸杂志来，供大家阅读消遣。只是当警察拿来一些成人杂志时，猛然间还是令我们不适应，一是因为这些杂志在大陆属于非法的刊物，二是居然是由执法者警察带来给我们的，但随后一想，这里是香港，某种级别的色情读物是合法的。警察的态度比较和蔼，与大陆的相比肯定会让人舒服一些。

印象中那里的一日三餐还算不错，菜品丰富有变化，还有水果吃，关键在于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我的情况比较明确，很快就通过了他们的甑别，但负责我这个案子的警察给我讲，因为我出去后由政府提供的住所还没落实，所以我需要多在里面呆几天，我就给朋友去电话，说明这里的情况。那朋友就给警方电话，说我出去后可以住在他的家里。于是他们给我做了一张带照片的证件，然后由一位警察开车送我到最近的一个轻轨站，还替我买好车票，我就这样回到了九龙的朋友家里，我到港第一天住过的地方。

我之前与那朋友素不相识，他默默地帮助我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这其中除了政见之外，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的缘由了。我在他家住过很长的时间，直到我搬去另一位朋友家里。现在这位朋友担任立法委员（民选连任），真希望他在这个舞台上能有杰出的建树。

一件令人感觉搞笑的事情发生在我取得香港的正式居留权后的某天里，那个谁谁谁的喉舌《文汇报》刊登出一大篇文章，题目为《深圳边防近事》，内容里主要宣传深圳边防在事件期间是如何奋勇抓捕逃亡分子的，其中一段居然提到了我的被捕，说深圳边防武警战士抓获了在广场上号称什么什么的被通缉的某某。但此时此刻我已身处自由的香港，这篇文字就成为经典的马后炮注脚了。

十六

要单独描述在香港的见闻，可能会形成另一篇长文。只是因为现在国人去香港的人太多，香港的不同之处已为大家所认识，在此就不赘言了。反正那社会安定、新闻自由、经济繁荣和声色犬马给人印象深刻。

在香港正式取得居留许可后，我等被有关方面私下告知，最好转去第三国比较稳妥，因为我等的身份特殊，香港局势多变，特别是某些势力的地下活动也相当活跃，恐有不测发生。我等就开始谋求去第三国的路子，当时我们可以去的地方有多种选择，如美国、法国、英国和台湾地区。但是申请的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需要排队等待名额，需要再一次经过联合国相关机构驻港办事处的身份确认。

我后来觉得老住在朋友家里脸上有些挂不住，因为他们对我的关照正所谓无微不至。我就搬出朋友家住进了港府机构提供的住所，那是在油麻地钵?m街的一家位于三楼的宾馆。钵?m街是香港有名的花街，沿街风月场所云集。我们四、五人住在一间带卫生间的大房间里，白天大家分头出去打探去第三国的方式方法，晚上聚在一起就爱聊个未来，对今后的日子大家都充满期待。我的朋友也在设法为我找去第三国的渠道，我当时想去的地方有美国和台湾，去美国是因为那里有许多认识的人，去台湾则是考虑文化背景接近，可以继续学习。

港府一直为我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大约每月在2000元左右。为了让自己的经济状态有所改变，我在同室朋友的介绍下，找了一份跑速递的工作，这种工作现在在大陆也很普遍了，俗称小红帽。我每天来到公司后老板就会安排我一天的工作，送合同到某公司、去某公司去样本再送到另一家公司等，这个工作对我而言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说粤语，而且我对按图找地点也是强项，毕竟有当侦察兵的地形学经历。所以我几乎是公司员工里完成工作最快的人之一，这也让我很快熟悉了香港的城区道路。那些时间里我手里拿着一本地图，背着一个俗气的公文包，风里雨里成天搭公车坐地铁，飞奔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和高高低低的写字楼里，辛苦是肯定的，但是心情愉快之极。

有时候我还需要抽空去照顾同样是采用非法方式入境的道中人，为他们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照料起居、购买生活物品等。我真正产生助人为乐的兴趣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是受朋友影响，二是我在逃亡过程中得到了太多人的帮助。

一天早晨，我朋友来电话，说瑞典现在要接受大陆流亡学生去瑞典，共有五个名额，问我有兴趣去瑞典没有。我说瑞典当然好了，只是之前不知道我有机会去那里。朋友说那你就去见见瑞典驻香港的领事吧。我立即就答应了。在一处办公室里，那瑞典领事准时来了，领事是一位显得富态的女士。与她见面的还有其他几位希望去瑞典的人，大家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如果应对这个问讯。那女士自然首先问大家对瑞典的了解，我因为在中戏混了三年起码对瑞典的艺术还略知一二，就开口与她聊起瑞典的戏剧和电影来，什么斯特林堡的剧作，什么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这些内容让她有些吃惊，她万万没想到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国度里，在校大学生居然还能侃出斯特林堡和伯格曼来，那些人可是瑞典艺术界的泰斗级人物。

十七

我与瑞典在港领事的交谈非常有效，第二天中午我就接到瑞典领事馆的通知，他们欢迎我去瑞典永久定居，或学习或工作都可以按自己意愿行事。并要我抓紧去联合国相关机构办理手续，我这才知道，这次通知就我一个人得到，真是幸运之至。的确，瑞典的电影我就看过大导演伯格曼拍摄的几部片子，如《呼喊与细语》、《野草莓》、《第七封印》等，还有学院晓钟老师排过的话剧《培尔金特》，但是给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我以为能去大师成长生活过的地方薰陶一阵子，那该是何等美美的事情。

联合国的驻港机构就在油麻地附近，第三天上午，我按约去参加一个标准的问讯，那主办官员几乎把香港警方问讯过我的问题提纲与我再对了一遍，看来什么都是标准化作业。然后是叫我签署了几份文件，给我拍摄正面免冠照片，半天时间完成所有我新的身份认证程序——联合国确认的政治难民。其主要标准是：因为政治或宗教原因，返回所在国家可能受到生命威胁或不公正待遇（大致意思）。联合国在港机构给我制作的一张有三页纸、A3大小、贴有我照片的文件，就是我最新的身份证明文件，进入瑞典的签证也贴在了上面。就这样，我通过合法手续离开香港去第三国的证件全部准备就绪。

在中戏读书时，我周围有好几个朋友对出国都有强烈的念头，衣服兜里放着外文卡片，成天背着单词练着口语。我在他们中间是坚决不打算出国的一个，就想着毕业后进个什么制片厂、电视台就算功德圆满了。但是冥冥之神却作弄了我，几次稍不留神的转折，就把一个真想赖在国内打发日子的人给推到了这样的境地，而几位朋友这时候还老老实实地呆在国内，这就是所谓命运的安排吧。

到了第四天，他们居然已经把去瑞典的机票送到了我的手里，那叫一个高效。我抓紧剩下的一些时间，采购衣物以应对北欧的寒冷，还与在港的朋友一一道别，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真的让我铭刻于心。

那天晚上，有一位在香港媒体做事的朋友送我去机场，当我拿着那张与众不同的通关证件走向边检站时，一时间我对香港产生了依依不舍，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由的地方，在这里我开始试图用另一种方式审视世界和自己，我也变得容易伤感。飞机掠过跑道在轰鸣声中拉起机身的时候，我看见了深圳城市的灯火，它与香港接界的地方有一道宽窄不一的黑暗地带，就是这条该死的分界线，让我们的世界——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我泪水忍不住涌了出来，眼前一片模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