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看一代人的精神成长
王安忆VS钟红明

钟红明：这些年，我们读到了多部你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从上海的历史（《长恨歌》）、底层的和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富萍》《纪实与虚构》）、市民社会的生活（《逃之夭夭》）……然后，《收获》杂志2007年第2期刊出的《启蒙时代》，这几乎是比你稍早的一代人的生存。从写六九届初中生进入文坛，多年后站在这里回望青年时代，为什么？这是否可以视作你对同时代人精神成长的剖析？

王安忆：我的写作其实从来没有超出我经验的范围，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启蒙时代》正是在其中。我所写的那个时代，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时代，因是两场青年运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之间的一个短暂的宁静时刻，我企图将其奉献给这代青年用作思想的成长。倘若是正常的情形，时代不会分割得那么细密，演变出那么纷乱的涵义，时代中的人也不必承当那么繁重的认识任务，可偏巧是在这样激荡的历史变革中，几乎三四年就可算作一代，成长的要求变得格外严格。我大约是和小说中的“舒拉”同代，于是就作了一个旁观者，看着“前辈”如何应对时代和生活的复杂性。让我们还是恢复时间的一般性概念，那应该是比较宽泛的，所以我不以为这是一个“回望”，它依然是“现在”，许多同样性质的思想今天还在活动着，表面的形态也许变了，但内里其实还那样。

钟红明：为什么命名这部小说为《启蒙时代》？它似乎散发一种隐约的气息，笼罩了这部小说。小说名称也会让我们联想到法国的“启蒙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王安忆：这部小说最初的题目叫“思想者”，可事情开始得颇不顺利，几次开头都进行不下去，显然这个题目太过严肃，压力过大，而且也太抽象，而小说是具体的，于是无从着手。然后，我说服自己放弃这题目，将企图放低、单纯和简化，于是，题目就变为“初恋”。说来也奇怪，自此事情就顺利起来。在这一个平常的名义下，人和事都松弛下来，自如地活动。而我渐渐又欣喜地发现，其实，一切还是在向我的初衷发展，这些青年在他们幼稚的面容底下，逐渐浮现出思想的表情。大约写到中途，“启蒙时代”这个名字跃然而出，其时，大局已定。所以，题目指示着彼岸，当彼岸太远或者太渺茫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引渡，经过曲折的道路，它终会浮现在天际线处。

钟红明：记得你曾经在剖析许多小说的时候，说到小说出发时候的那个“动机”，又经由怎样的叙述方式，来到了小说的“彼岸”，创造了属于作者的那样一个个性化的心灵世界。具体到你的这部小说，你如何控制它的走向？

王安忆：“控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动机”在松弛的发展过程中，就像一个有机物，会自行丰满膨胀起来，超出事先的规定——我要的就是这个状态，超出所有的预计，任意地自由地伸出触角向四面八方，但危险也是在此发生，那就是失去节度，迷失方向。所以，就需要潜在的紧张度。这个紧张度在一个有篇幅的长篇里，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意图，即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却又不能来损害事物发展的自由。可以说，创作过程中的心力，就是用于调节这两者的关系，这种调节的工作，都不是能够在一部小说中完成，而是写作的永久性任务。

钟红明：在读《启蒙时代》的时候，我觉得和以往类似题材的作品有相当的不同，以往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狂热引领毁灭，是有着鲜明的善和恶。这几乎已经成为套路，只是惨烈程度的不同。但我觉得你是在作一个精神分析，就像细细描述作用于他们生命的那些所有可能性，百川归海，最后合力于他们的走向。是吗？

王安忆：这也可能与我自己的经验有关。“文革”的日子，尤其是前期，是一段时间特别优渥的日子，似乎专用来沉思默想，而现在，我大约将这经验推移到了其他人身上。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内心生活活跃的时期，外部的生活停滞了，内部便兀自生长着。事实上，外部的生活是有限的，内部却有着可无限扩张的空间，它无边无际。“文革”是一个充满激烈事件的时代，它非常容易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那时节我们心里发生的戏剧。

钟红明：小说中的这些青年，一些是干部子弟，但因为他们的父辈很快受到了冲击，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弄潮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难者，也不是那个革命时代一般自以为的拯救者，“南昌”面对着革命和亲情的抉择，面对一个“背叛”的父亲，面对母亲的死亡，他选择的是逃避和寻找其他的出口；而“陈卓然”是一个期望救世者，又多少有些空幻。是否他们的思考也因此有了更纯粹的意义？

王安忆：“南昌”，以及这帮干部子弟无疑是小说的主角。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代表了这场革命的性质，那就是教条主义和激进政治。这些孩子都是在虚无的概念里活动，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简单到了空洞，无论是社会伦理，还是家庭亲情，都缺乏感性的体验。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父辈——都还来不及成熟他们自己的理性，来绘制新时代的蓝图，充实其中的实质性内容，就将其囫囵交给了后辈，所以尽是些名义。这是从传承上就发生的问题，可说是先天不足，于是，在后来一代一代，无论是认识还是实践，缺陷就变得越来越尖锐。“陈卓然”肯定是其中的清醒者，但他的给养也有限，这个爱思考的青年，信任书本，这既是教条主义的特征，又还是书本比现实有更多的资源，但是，也没有针对性的药方，靠自己在黑暗中找路，凭着性格的禀赋，向真理靠近，他是最有希望的人。但“南昌”由于盲目，由于处境的复杂性，他的经验就更加具体和生动，他的成长更困难，所以他是小说中最主要的戏剧。

钟红明：“小老大的客厅”在他们的成长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但和一些描述那个时代“精神客厅”的小说也不一样，你写到了身体孱弱但练就一双慧眼的小老大，那些奇奇怪怪的到来者，似乎都是偶然相遇，新市民、老市民、高贵的外交官的女儿、他们身体的碰触……混沌，浸染在其中又起到化学作用。

王安忆：“小老大”是一个病人，疾病使他格外关注身体的感受，所以，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感官化的，这对于教条主义也许可以成为一剂药，它让人有效地摆脱意识形态，让感性浮出水面。这剂药又难免是饮鸩止渴，感官脱落了理性，茫茫然地行动，将把“南昌”带入又一个困境，但这是以后的事了。“小老大”的生平经历与社会主流均不合乎，它却也不是对立和相悖，而是另一个路数。于是，在时代的岸边，他自己创造概念，与所有现成的“主义”都不沾边。他让“南昌”用另一只眼看世界。

钟红明：现在涉及到这部小说中的爱情，你描述了他们的小圈子，萌动，他们成长了，也开始产生各种缝隙；然后你写到了南昌和嘉宝，那似乎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爱情，他们其实是有着隔膜的，但他们却瞬间肉体相融，并因此领略了真正的疼痛。在“启蒙时代”中，爱情的作用是他们认识自我的一条途径？在肉体的遭遇里面，其实是左冲右突的精神在寻找出路。在命运的漂泊里，爱情不是岸，谁也拯救不了谁，但它留下了最真实的生活的痕迹，那上面附着他们的精神。

王安忆：爱情在这里是次要的。他们这些青年，还不懂爱情是怎么回事，身体的萌动就预先将他们攫住了。但是，他们所在社会的清教徒气息此时也帮了他们一把，他们还不至于去亵渎爱情。其实在这一刻，生活停滞了脚步，无法为他们的成长提供养料。他们什么都是空对空，他们的经验在空茫中增长。但是，“南昌”当然是性格特殊的一个，他特别的认真和用功，不满足于空泛的表面功课，于是，锲进一步——和嘉宝。他的理解力，感情，身体，情欲，什么都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上阵。我方才说“小老大”让他脱离抽象概念，可这一回又走得太远，一下子进入感官的核心——性，且造成物质性的后果——怀孕。他就这样从一极被远远抛往另一极，就像炼钢的淬火。
父与子的关系可说是这本书的主线，这也是我整个写作的线索之一，《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都是这一线索上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悲剧的命运。而“文革”特别让这命运变得突出，那就是父也孱弱，子也孱弱，其间的承继更孱弱。我要让这命运放大到不可回避的笼罩性的程度，所以就有了“南昌”和“父亲”。对于这一对父子，承继的问题变得显形，甚至日常化，于是，构成了故事。这个故事的难度在于，如何将思想作常态的表现，或者说，如何在常态中演出思想的戏剧。

钟红明：你的小说的语言比较缜密，层叠，绵长，这后面需要体验，更需要理性的能力。也有人说读你的小说挺累的，你怎么看？

王安忆：在写这部小说时，我也努力想使自己的叙述更有趣味一些，但感觉很难，有一种沉重和严肃，我预料这将给阅读带来障碍，但也寄希望于读者对我的信赖。这部小说似乎很难洒脱，写得比较紧张。令自己满意的是它比较硬实，问题是阅读负荷过重，我也不能滥用读者的信任。这两点应该是可以协调的，但目前我还不知道如何做。叙述，如何清楚，准确，生动，又保持格调，是写作者将以毕生来完善的任务。

钟红明：你如何定义小说中的“日常生活”？

王安忆：小说其实就是表现日常生活，我常常将小说定义为“曲”。日常生活是小说的肌理，难的是要给予思想，否则，它不免会流于庸俗。小说是俗世的性格，但在它的内心，应该有严肃的思考。这也是“五四”的小说传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将知识分子的立场引入了俗世艺术。

钟红明：作家在这个时代，应该有怎样的内心生活呢？

王安忆：内心生活可说是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它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与外界隔离，就会有一些成分自生自灭，形成一个微观的生态世界，这才可能对那个公认和共识的大世界作出别样的关照。当下时代显然是对内心生活的挑战，传导的渠道和方式太多，它们可说是粗暴地打破隔离，使得个别的性质迅速融入公众潮流。而内心生活里应有一些是不能传导的，好比隐私，又像积垢，是一些垫箱底的储存，它可能永远不示于人，可有它在没它在却大不一样。现在，能不能守持住这个天地，就看作家的抵抗力，其实也是艺术的才华所在。

钟红明：常常听到某些地方的作家说，“我们很有生活呀”。可是看了作品却觉得没有深度。你怎样看这所谓的“生活”在写作中的作用？作家的认识一直在变化，你觉得未来你的写作还会呈现很多的变化吗？

王安忆：生活当然是重要的，那些经验性的材料都来自于生活，它不止是构成写作的情节，还是情感的发生。对于我这么一个生活经验单薄的写作者，故事和情节常会使我感到匮乏的困难。但是，决定是不是小说家并不是有没有“生活”，而是如何认识“生活”，认识生活的能力与方式在各人都有不同，可说千种万种，其中有一种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小说家的特质！

（王安忆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刊于《收获》杂志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