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我并不试图赞同我的人类”
孟明



南非作家John M. Coetzee, 2004年6月在罗马

〔编者按〕南非作家库切2006年9月26日应邀出席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Grinzane-Cavour文学奖设立25周年仪式。库切多年来拒绝媒体采访。但这次抵达都灵前,他接受了法国《世界报》记者Rapha?lle Rérolle的书面采访,谈他的小说《伊丽莎白·柯斯泰罗》〔Elizabeth Costello〕以及作家与其母语及世界的关系。库切对人类的前途颇抱悲观的态度。

记者:伊丽莎白·柯斯泰罗,您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怀疑讲故事的必要。那么您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库切:人们往往倾向于贬低故事。比如我们常说,故事是讲给孩子们听的,是编给天真的人读的〔想想《圣经新约》里的寓言〕,而不是给成年人读的,不是给严肃的人读的。故事逗我们开心,但并不启发我们。伊丽莎白·柯斯泰罗回顾了她作为讲故事者的生涯,并且扪心自问,除了平时让读者高兴之外,她究竟成就了什么?想必所有写虚构作品的严肃作家在某个时候都会给自己提这样的问题。而答案必包含对虚构作品的价值〔伦理价值〕的真正捍卫。

记者:您在您的小说《慢人》里提到了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关系问题:在您的书里,人物似乎都是孤独的,很少得到作者本人的同情。这是您对待小说人物的方式吗?

库切:每当有人跟我谈起“我的人物”,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形像。那是一个在公共广场上兜售商品的流动小贩形像,兜售些铅做的小士兵啦,上发条的小狗小马之类东西,让这些小玩具在地上爬来爬去〔也许今天的玩具是用电池的,我不知道〕,希望吸引过路孩子的注意。我只奢望“我的人物”不是些自动玩具。说实话,我希望我的人物根本就不属于我,就像美国英语说的那样,他们是their own people “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自己的主人〕。

记者:您作品里有很多东西给人以怪异的、外在的印象。这在何种程度上反映您本人与世界的关系?

库切:我来自一种文学传统,这种文学传统喜欢在作家和作品之间划一条边界,譬如认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作家在想什么,并且把这一点视为莎士比亚最了不起的特征之一。所以,我想说我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与世界的关系。

记者:写小说并不完全是讲故事。写一部小说,乃是一个漫长的旅行。走向什么样的真实呢?

库切:不对,小说只讲故事。问题应该这样问:只讲故事是什么意思?

记者:那么,在您身上,一部小说是怎么诞生的呢,怎么展开的呢?

库切:想知道一部小说在我身上怎样生长,这个问题我不感兴趣。不过,如果问题改成“一部小说怎样在某个人身上蕴酿出来?”,倒是值得一番思索。

记者:您的写作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激化了,似乎您越来越远离古典小说技巧,走向抽象化和形而上学问题。您怎么解释这种变化呢?

库切:没有什么古典小说技巧。小说体裁本身如此多样化,以至我们对其边界达不成共识,其实小说包含了众多的形式和技巧,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行为问题〔如何在社会上做人〕到您所说的形而上学问题。

记者:您与您的母语是什么样的关系?您出身于南非的一个少数族语言,这对您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有影响吗?

库切:非洲是语言最多的大陆,有大批作家用法语或英语作为表达语言,或者用葡萄牙语写作〔相对少一些〕;他们宁愿用这些语言,而不用母语,不用小时候母亲跟他们讲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他们只用都市语言,也因为作为文学语言,他们掌握这些语言比母语更纯熟。

记者:您选择生活在澳大利亚。这种地理上的距离,对您与原籍国的关系有哪方面的影响吗?

库切:澳大利亚是我的国家。澳大利亚是我住家所在的地方。我一生中曾在不同的地方生活过。我是一个职业作家。不管到了哪里,我继续写作都没有困难。

记者:写作仍然是一种希望的行为吗?一种与您的人类共同分担一点东西的方式吗?

库切:我不知道身为人是不是构成了值得骄傲的地位,当人们看到我们以何等的狂妄自大来对待一起分享大地的其他生灵。所以,我并不试图赞同或传播我的人类。

〔译自2006年9月29日法国《世界报》。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