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区域为华北地区，曾多次到山西、陕西、内蒙古地区进行野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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