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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
 

四五事件

一月九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八号九点五十七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一月十一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集会,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炸。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拉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屄”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黧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翀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李零:祖籍山西武乡,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1949年3月后在北京长大。“文革”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1968-1970年在内蒙临河插队。1971-1975年在山西武乡插队。1975年底回北京。1977-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整理金文资料。1979-1982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参加沣西遗址的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史。1985年到现在在北京大学教书。其研究领域横跨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思想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军事史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一) (二)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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