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八: 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不小心“抬”了个人
我被隔离审查的当天，便交待了主要“罪行”，也许因此我没被铐走，但也被吓唬：你还有重大犯罪事实没有交待，再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逮捕法办。审查的第一夜，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里，但我有了定心丸：我不会被抓进去了。虽然在这小屋里不自由，但比起4月份抓人风潮时的惶惶不可终日我现在倒踏实了。交待就交待呗，人在无产阶级的铁拳边上，怎能跟它较劲。我已经被定性为参加天安门广场暴乱的反革命分子，从即日起停发工资，不许乱走乱动。我当时有点像在梦中：我是反革命？以后就完了？别逗了。
从这日起，上面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和一个警察就天天到我的小屋来上班了。在座的还有我厂的孟书记；头几天还有一个记录员。隔离的第二天，照样是讯问。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我当然看到了同情或怀疑的目光，也有一半人似不知道。
这两天，他们专门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主要有：谈判小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真正出主意的人反而没进小楼？我只好又重复一遍昨的话，只不过稍具体了点。我说的大致意思是：乱哄哄的场面，谁起个头一般都会获得大家响应；我看不出谁是头，连一个初中学生都能当谈判代表，这个谈判小组的素质可想而知；我不觉我被利用了，我想的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一定要回花圈和战友。他们打断我：你不要老提周总理，你们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惯例，没有集团怎么能弄出反革命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法西斯”。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江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广场各种声音很大、我没听见”来撒谎也说得过去，这种不损人不害己的作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是在大会堂东阶上。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粗黑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交待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 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 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因为被家里开除，我故意在专案组和那个警察面前表情凄苦，可怜兮兮的，这当然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宽大我。其实我有点得寸进尺了：被抓与被隔离，后者太幸福了。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做了很多“认罪态度”比较老实的交待，但也总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还声称：我当时没觉做的不对，所以现在才没必要撒谎。可对方也嘲讽地问：既然你做的没错，为什么“四五”那天明明旷工去搞反革命活动反而让记考勤的给你记了全勤，你做贼心虚呗。
对此我真是哑口无言。也知道为我记全勤掩护我的组长赵师傅肯定为此受了连累。专案组透出这么个信息，他们说的是若不是你的那个“全勤”，你早就被抓起来了。我这次是亲身领教了国家机器的专业效率，在“四五”仅过了一周左右,他们就拿着照片来了。
记得在连续审我一周后，专案组长以及公安就不常来了。一周后，我只是根据他们的专题专问写些详细的“认罪书”。这样一个人是清净的，无人打扰，且去买饭也没人跟着了。停发工资（35元）后给我16元。在厂子里吃饭是够了。
工人就是以实惠方式帮助一个落难者。我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但他们可以在排在我身后时与我耳语，意思是关心、坚持、别太倔什么的。
我在专案组面前丝毫不倔，也就比奴颜婢膝好。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永远愁眉耷拉嘴，眼睛不睁大，像是这辈子的“政治生命”彻底完了。
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平常是组长来看我写的交待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却没说过的问题：你在广场上肯定有知根知底的同伙，这一点你一直隐瞒着。我矢口否认。他们说出：那为什么你在广场上早晨和中午的衣服不一样？
我说：咳，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要和我换衣服穿，于是我的蓝工作服就换成了他的浅灰夹克。
公安说：夹克要花十几元买，工作服是发的，他不认识你干嘛这样。我只好说：他可能觉得我太出众被盯上了不安全。公安又问：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我说约好第二天晚7点在西单体育场换回，但他第二天没来会我。
没想到公安非要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这次真是顺口诌的，说叫王德明。心说不可能有这个人，你们丫查去吧。
三四天后，他们又是全部上阵，说是今天给你一个立功机会，看看这些照片中人在广场上干了什么。大约三四张照片，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知怎么回事，将那几张照片摆在桌上，假装认真辨认。我无意拿起一张照片，随手一翻，见背面三个字：王德明。我心里呵呀一声，坏了，他们真地查出了几个王德明。
我还故做不屑的说：不是这个王德明。心里为这三四个王德明担忧，又一想他们没做过的事是不会承认的。
镜头九:弄出一尺多厚的交待材料,工友的仗义和管不住的春梦
我大概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和思想认识，那一个多月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稿纸。
除了交待事实，我肯定也无数次地写过如下认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上了坏人的当，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工具；我冲击小楼、当谈判代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爬上纪念碑浮雕是反革命的跳梁小丑；我不听政府的话，赖在广场，起到了破坏和捣乱的作用；我念《告工农子弟兵》， 是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半道换衣服是想蒙混过关，但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低头认罪。
我肯定也写了不少求饶的文字：念我还年青，请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质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不是故意犯的错误；我有技术有文化还可以为国家干很多事情；我要接受教训，抓紧思想改造。有一次我甚至假惺惺地问孟书记：以后我若特别努力的话，我还能入党么。孟给我的是蔑笑，他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些事了，先交待好罪行再说。
总之吧，那一个来月，我把报纸电台上的极左语言用了好几遍。说空话大话谎话已经很顺嘴了。那么多令我恶心的文字出自我手，后来我都不太相信，可当时没觉得什么，只是希望早点结束审查。我的思想更是灰溜溜的，混一天算一天，尤其是想起很多人在监狱中受苦，我就特惭愧地认为：他们在替我蹲监狱，我替他们在牢外清闲——每天能吃肉，不挨揍，买饭时照样能看见靓丽的女工，我真对不起他们，我真是小人、胆 小鬼、软骨头——幸亏我不知什么有价值的地址，否则高压之下我当叛徒也说不定呢。想深了，我就自卑起来，一副甫志高的表情。
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赵X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X偷偷地给我送来好吃的。我劝他们快离开我的小屋，他们不在乎，还说：就算来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快些认罪。他们当然表示了：大家都希望你早些能自由，回车间，谁也不会拿你当反革命对待的，还说车间不少人挺佩服你的。
最出格的一次是朱师傅来找我，当时我已被审查了一个月，专案组不怎么来了，孟书记也不天天盯着我。朱师傅说：你肯定特想游泳，我带你去。他告我他提前看好了孟书记去公司开会了。我出小屋时虚掩上门，仿佛我去厕所了。我俩是跳墙出去的。久违的游泳池，久违的自由泳，太美了。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返回，无人察觉。我继续以写检查来练钢笔书法。
我小学时练过欧体一年多，进工厂后爱临黄山谷的字。至于硬笔书法我在青工中可能是最好的。艺无止境，我在那一个多月，练习悬肘写钢笔字。这样写字特挥洒自在，但没练过的人极不适应。到后期我的检查，有时以《兰亭序》的笔意写，有时以怀素和尚的草书写，但不敢使隶书，怕他们以为我在玩。
真不好意思，我在隔离期间，还做了几次朦胧地流氓梦并且“放了水”。梦外我是反革命，梦里我是流氓。由于白天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是“文字”工作，觉就睡不太好了。失眠时想的更多的是厂里漂亮女工，今夜想这个，下夜想那个，每晚都挺专一的。
隔离审查让我烦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发个最高指示，饶了我们这些青年呢。
镜头十: 由隔离审查改为监督劳动及终获平反
1976年7月的一天，已经隔离审查一个来月的时候，专案组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结束，回车间监督劳动改造；随时要向组织汇报言行；你是反革命分子，在四五事件中有重大罪行，组织鉴于你认罪态度好才没移交公安机关；你的事还没有最后结果；工资恢复正常。
我又回到了车间宿舍。我坚信：我没什么事了，他们就是吓唬我。
回到车间当天，车间王主任过来对我很和蔼地说：好好干活吧。一个多月没干活了，乍一干跟参加运动会似的，痛快，抒情，弄得不少人以为我真在玩命劳 动改造重新做人。
说是“监督劳动改造”，其实没人监督，我只须每周向孟书记写一份假话连篇的思想汇报就行。我被家里“开除”，户口转为厂里的集体户。我无法回家也懒得回家。
我也去特艺总公司的德外一家厂子见了好友张XX。我跟张讲了：专案组问我那件换的夹克是谁的，我瞎编一人名，结果叫这名的有三四个。张XX说你其实没必要，我借你件衣服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在“监督改造”的日子，工友和师傅对我如常。除了干活，也跟他们一样打闹说笑，打牌打球。下班后常打一个小时的“三先”才散，挂赌，输的人请赢的三人去六部口喝豆汁吃焦圈，那时的豆汁才两分一碗。虽破费很少，但大家都很投入，牌出得照样惊天动地。。
十月初,有消息传来, 说四人帮被抓了,是以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为由在中南海抓的。
文革初期，几年北海公园不开放，据说江青住在里面。玉泉山自解放后也不是人民的公园，文革后期叶剑英住在其中，而民国时的中央公园（中南海）买票即进，1949年后成了毛主席的居处。反正国民党时的不少公园都成了领袖及其战友“为中国人民日夜操心”的地方了。幸亏毛泽东，说绝不住以前的皇宫，那是亡国的皇宫。百姓才可近瞻皇家禁地。像北京古典八景的“玉泉垂虹”、“太液清波”只能远观了。
粉碎四人帮正式公布于1976年10月14日，但大多数人是在抓四人帮的第二天就知道了。我当然乐坏了。说我是反革命的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就是好人了。
10月8号晚，我请我们钳工四组全体及车间好友去五道口餐厅大搓一顿。最贵的菜都要了，花了三十多元。那时一整只香酥鸡不过三四元，炖的整鸭四五元，里脊丁也就八九角。我那天没有喝醉，工友说我笑傻了、都不会说完整的话。
翌日在水房打水，碰到我的专案组成员、我厂的书记孟XX。他阴着脸说：听说你昨晚请客来着，告诉你，你的问题还没有完，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没和他顶，哼啊应着，心说以后我不是反革命不也得归他管，不能惹他。
四人帮垮台后不到一个月，在厂食堂就为我开了平反大会。是侯厂长主持并主说的，大意有：为赵世坚彻底平反，他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战士；补发工资；当众销毁材料。会后即拿来我写的约厚一尺的东西，点火烧了。烧的时候纸乱飞，我和工友四处追捡，场面滑稽。这些让我脸红的东西、软骨头的证据烧了才好。我松了一口气，仿佛我叛变的证据全毁了。记得那会后，前些日子让我“别高兴太早、你的问题没完”的孟书记过来温和地跟我说：你是好同志，以前我们对你的审查是上级的指示，是四人帮的罪行，你不要记恨我们。我当然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人逢喜事，前嫌尽弃嘛。再说以后我旷个工、犯个错还要求孟书记高抬贵手呢。
（一） （二） （三）（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