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漫长的假期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一九七二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交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得……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蕴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 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制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 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 不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 韩少功 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现居海口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等,散文《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或散文《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中国内地、台湾、法国等多种文学奖项。 (一) (二) (三)(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