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石

先鋒小說一詞既令人想起那些消失的年代﹐又令人猶如芒刺在背。

過去的二十多年留給我們一個不容置否的事實是﹐文學的核心──詩歌與小說──從文化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已經蛻化成次要存在。我曾在各種場合不經意詢問過各類知識公眾──毋須再提普通公眾──誰是他們心目中當今中國最優秀的小說家﹖被詢問者範圍包括頭腦靈活的媒體記者､頗有才華的建築師或專業工程師､時髦藝術家､商業公司的高學歷管理者､甚至包括大學文科本科生與研究生等等﹐他們基本上對這個問題表示出的茫然幾乎無一例外（但他們對時尚品牌卻如數家珍）。這些所謂當代知識公眾對當代文學的集體失語表明瞭文學在公眾中的忽視並非偶然﹐而是充份說明瞭時代本質上的變遷。

起始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漢語文學復興﹐是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整體語境構成的一部份﹐其某種令人激動的情形將再也無法在以後的歷史上複製﹐尤其是先鋒小說家作為一個及其有限的範圍﹐他們稀缺的存在以及發出的獨特聲音﹐對漢語小說純敘事的影響卻是至今為止任何他們以後那些走紅的年輕作家所沒有超越的。二十年前﹐先鋒小說並非特定清晰的概念和組織群體﹐就像米歇爾－福柯曾經描繪過的結構主義﹕“結構主義不是一種新方法﹐而是被喚醒的雜亂無章的現代思想意識。”這用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先鋒小說家們身上幾乎同樣合適。對於先鋒小說家而言﹐先鋒從來不是文學的目標﹐他們不約而同掙脫了現實主義長期桎梏的背後實際上處於啟蒙與懷疑並置的特定時刻﹐即他們文體的變革取決于他們首先發現了隱藏在傳統敘事結構下面的另一個世界。這不僅與八十年代大量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作品引入呼應﹐同時也是西方哲學不失時機地在中國當代文學創作中的一種回響。

二十年前﹐自從馬原那種裝配式的方法論小說引發了一場小說敘事革命﹐莫言的小說在另外的向度拓展了現實主義無邊的可能性﹐殘雪､余華､格非､蘇童､北村､孫甘露﹐以及他們之前的韓少功､阿城和稍後的韓東､朱文等（包括不局限在這個範圍更多獨特的小說家）給漢語小說帶來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並成為那個時代最具活力的文學標誌與批評話題。 然而﹐儘管先鋒小說是試驗性的﹐並停留在純文學的領域﹐其文學命運卻與它所處的時代政治一樣仍然劫數難逃﹐一九八九年大學生自毀性地走上天安門廣場使整個八十年代建構的時代語境毀于一旦。九十年代以降﹐經濟全球化的驅動力掩蓋了一切歷史性問題﹐市場經濟以其深刻超大的實用邏輯終於讓八十年代文化理想主義的價值觀腹死胎中。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的突變使得先鋒小說家在九十年代以後的文學話題中難以為繼（儘管他們很多成熟的小說出版于九十年代以後）。文學批評失去了目標﹐媒體見風使舵地轉向﹐純文學雜誌驟減﹐先鋒小說作為一個整體文學效應被低調地淡出﹐並逐漸與八十年代一起成為一個記憶。

選編這個小專輯的目的並非為了懷舊那個年代的文學﹐它的目的恰恰在於證明在當今小說缺乏普遍標準與人文價值取向混亂的環境中﹐昔日的先鋒小說家雖然已經不屬一個群體文學范式（其中確實有些作家已經脫離小說）﹐但他們多元的､不落俗套的作品對這個媚俗､趨炎附勢的時代文化仍然是個獨立的存在並具有醒世作用。就像他們曾經是八十年代的先鋒但並不局限於八十年代﹐他們各自在不同的維度拓寬並丰滿著自身。在知識極端化與信息平均化的年代﹐也許他們的小說目前作為傳播媒介在公眾中的邊界在不斷縮小﹐並且缺乏暢銷文學那種急功近利的煽情﹐但是他們在處理時世與文學傳統之間的能力已經超越了他們自身成長的年代而不是萎縮。八十年代先鋒的枯竭並不意味著查那個年代小說家的枯竭﹐相反﹐他們近期的作品表明瞭他們在重新選擇一種新的策略隨時進入文學真正的歷史大廈。

那些更為年輕無知缺乏歷史觀的暢銷作家無疑順應了這個時代﹐但是也把他們創造力屈從于這個時代之下﹐但這不是唯一的選擇。銷量一向與文學史無關﹐文學史是少數人孤寂的文學。在某種意義上﹐時間選擇了那些不斷被縮小的剩餘的小說。那些獨一無二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