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
十月剛過﹐田曉青打來電話﹐告訴我劉羽因為肺癌住在復興醫院。這消息讓我半天沒反應過來。我說﹐不會吧﹐去年年底他還好好的﹐說好回波蘭把餐館賣了就回來﹐回來就再也不走了。那時我正在裝修新買的房子﹐我們約好﹐有了大房子把老朋友都叫上好好聚。曉青說﹐是真的。六月在波蘭查出肺癌﹐當即就做了手術﹐八月回到北京開始化療﹐其實那時腫瘤已經轉移到了腹部。劉羽是要強的人﹐他不願意在醫院病懨懨地見朋友﹐或者說﹐他不相信自己會從此爬不起來。十月﹐檢查出腫瘤轉移到了腦部﹐他意識到自己隨時有可能失去意識﹐再不與朋友們見個面可能真的晚了。
我到病房時﹐護士正在和劉羽討論一種止疼藥的藥效﹐那是一種進口的貼劑﹐每貼80元﹐據說24小時內有效。護士認為劉羽雖是自費病人﹐但他從國外回來﹐一定用得起進口藥。後來聽他家裡人說﹐在醫院每天的費用超過五千元。記得劉羽說過﹐他的目標是攢夠十萬美元就徹底回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攢夠了那個數﹐即使真的夠了﹐也僅夠他花幾個月。十幾年的積蓄最後都扔給醫院﹐真是為劉羽喊冤。
我給他帶去了白色的百合花﹐找來飲料瓶插上放在他的床頭﹐而且從始至終握?他的手。我不在乎病友們狐疑的目光﹐我握?劉羽的手﹐希望一隻健康的手一隻女人的手能傳遞給他一點溫熱。因為瘦得脫了型的劉羽讓我想起丈夫臨終前的樣子。那時候我常常這樣握?他的手﹐我知道他需要﹐不僅因為我是他的妻子﹐更因為他肉體的疼痛和對死亡的恐懼。劉羽說﹐振開的媽媽來看過他﹐還給他帶了些錢﹐振開也從美國打了許多次電話﹐過不了多久就可以在北京見面。我知道振開對他很重要﹐這麼多年來﹐不管他多麼失意與落泊﹐振開始終和他走得很近﹐況且﹐振開還有“北島”這樣一個著名的筆名﹐這是他引以為驕傲的。我不知道振開對此什麼感受﹐但如果我是振開﹐會很情願讓劉羽這樣的朋友享用一下自己的名字。人活?誰沒一點虛榮﹖活在俗世裡怎能沒有一點世俗﹖
說實話﹐我願意把更多的寬容給予劉羽﹐不是因為人之已死其言也善﹐實在是因為劉羽的一生追求太多卻得到的太少。
我不知道他的確切年齡﹐但他肯定比老三屆的年長﹐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已經在一個廠裡做工。他家住在小西天北影演員劇團宿舍。那是一個著名的院子﹐院子裡住?許多著名的人﹐而他的父親只是一個工人。後來成為著名導演的陳凱歌､田壯壯等人都是在那種著名的院子裡長大的﹐所不同的是﹐他們還出生在一個個著名的家庭。在這種環境下長大﹐好處是見多識廣﹐可以讓你生出美好的嚮往﹐但同時也會讓你經受殘酷的失落。比如﹐老一輩攝影師錢江是他家的鄰居﹐錢江的兒子錢濤濤與他同齡﹐在那個年代錢濤濤開始玩攝影。那是一個被說成是撕票子的愛好﹐劉羽當然沒有那個條件。他一生中惟有一次與攝影沾邊﹐是八十年代與香港中新社到西藏去拍紀錄片﹐他請了假和攝制組一起進藏﹐擔任的職務是場記。讓人心酸的是﹐劉羽臨死前唸叨說﹐他一輩子就想有一架好相機。對於少年劉羽來說﹐這是一個美麗的嚮往﹐也是一個太奢侈的嚮往﹐它像一粒種子灑在心裡﹐他用一輩子澆灌它﹐但卻無法預料它開出的是櫻粟還是玫瑰。
劉羽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居然贏得了院子裡書香門弟名門之後的尊敬﹐他性格謙和﹐為人厚道﹐勤奮進取。他讀了許多書﹐據說專攻文學理論。大家給他取外號“劉公”﹐有少年老成之意。操持遺體告別會的﹐正是當年院子裡的發小﹐如今有的是名校的教授﹐有的是公司的老闆。
劉羽是北京地下文學圈子裡資格最老的人。七十年代初他就與芒克､彭剛相識﹐這二位結義北京最早的先鋒派﹐已經是地下文學歷史的正本﹐而對於這段歷史劉羽無疑是見證人。當年大家戲稱他是先鋒派的聯絡副官﹐芒克與北島相識也是通過劉羽的介紹。在《瞧﹐這些人》一書中﹐芒克專章寫到北島﹐寫到彭剛﹐卻幾乎沒有提到劉羽。只有一處﹐在陳凱歌的那一篇裡﹐芒克寫道﹕“至於什麼……劉羽……等人物﹐在我的記憶裡就太遙遠了。”的確﹐劉羽實在沒有值得書寫的歷史﹐沒有詩﹐沒有畫﹐沒有小說﹐沒有電影﹐他的名字很少見諸于報刊和熒屏﹐被忘記是很自然的。劉羽死後不久﹐在一個有上百人參加的婚禮上﹐我告訴芒克﹕“劉羽死了。”他說﹕“是嗎。”他再無話﹐我也再無話。
劉羽在北京先鋒派文學青年裡遊走﹐卻沒能成為先鋒派人物﹐還一不小心陷入了政治的泥潭。1973年﹐他在工廠無意間說到毛澤東﹐“人都會犯錯誤﹐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會犯錯誤。”這是一個典型的三段式邏輯推理﹐就如同說“人都會死﹐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會死”一樣﹐說是最簡單的常識﹐或說是最精闢的真理﹐大約都不會錯。可是﹐在當年是連想都不應該想的。不知道劉羽那時是真的看出了毛所犯的錯誤﹐還是想賣弄一下他懂點哲學﹐總之﹐他為此進了監獄﹐一蹲就是三年。也巧﹐竟與聶甘弩關在了一起。從章詒和的文章得知﹐聶甘弩當年關押在山西臨汾﹐我不清楚劉羽當年案情的具體細節﹐也許是判了刑﹐否則何以就關在了山西。
聶甘弩是詩文俱佳的作家﹐又是一個有血性的老人﹐胡風集團､反右､文革每次運動都沒把他落下。所以不管是就他的文學成就﹐還是他的人格風骨在文化界都算是說得上的人物。七十年代未﹐因為與聶老的交往﹐劉羽又進入了文化老人的圈子。我認識他時﹐家裡總是高朋滿座﹐嘴邊盡說出些如雷貫耳的名字﹐讓我覺得他神通廣大。到了八十年代﹐和他一塊玩了十幾年的北島､芒克這樣一群另類的邊緣人物﹐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沒跟他打招呼就冒將出來。與他一樣在北影宿舍長大的陳凱歌､田壯壯､鐘阿城們也在一夜之間突然崛起﹐而且一個個都身懷絕技﹐身手不凡﹐?實填補了浩劫之後中國文化界的真空。劉羽身邊像是流星環繞﹐一些由遠而近﹐另一些由近而遠。流星的光暈籠罩?他﹐他始終想飛﹐卻停在了原地。
知道他來日不多﹐想?該多去看望他幾次﹐連?兩次打電話﹐病友都說他到北京醫院去化療了。第三次病友告訴我﹐前一天夜裡﹐劉羽腸穿孔進了CCU病房﹐這離我去看他不過才一個多星期。我馬上約了曉青去醫院﹐他已經上了呼吸機。我拉?他的手對他耳語﹐想必是聽出了我的聲音﹐他煩躁地扭動身體﹐嘴巴也一張一合的﹐像是要說什麼。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淚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電話說﹐剛下手術臺時他出現幻覺﹐狂躁地大喊﹕“警察來了﹐不要抓我﹗”喊聲從半夜持續到黎明。
這一場景潮濕了我的眼睛﹐也震驚了我的心靈。人在迷留之際流露的是真實的內心﹐至此﹐我好像為他之所以出國找到了一個合理的註釋。
劉羽出國時已經過了四十五歲﹐先是去匈牙利﹐然後到波蘭﹐慘淡經營一家餐館﹐又當老闆又當夥計。那份孤苦不說也罷﹐任你怎麼想象都不會過份。振開的散文《波蘭來客》裡那個穿?還是八十年代的舊外衣的“老劉”正是劉羽。他骨子裡的氣質像是一箇舊式文人﹐賺錢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於幼稚到了想到國外去出人頭地。他九零年出國﹐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遺體告別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話更是意味深長。她說﹕劉羽真傻﹐當年要是也參加了《今天》或許後來也不至於這麼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為參加了《今天》而改變了處境。是呀﹐他認識創辦《今天》的所有人﹐也是最早參加務虛會的一員﹐為什麼最終沒有投身進來呢﹖但是﹐誰能說得准﹐倒霉的不是另外的人﹐而劉羽的妻子不會發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國那個特定的時代﹐除了少數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變為一件荒誕的事。坐過牢的人往往即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即與法律無關也與道德無關﹐即不給你帶來悲壯感﹐也不給你帶來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懼。因莫名的起因與渺茫的結局產生的恐懼﹐遠勝于極端低下的監獄生活本身。或許劉羽生前也有過類似他妻子的遺憾。我相信﹐一定不是為了沒有從中獲取名聲而遺憾﹐而是因為他本來就身在其中﹐而且一直躍躍欲試。誰說得准﹐如果劉羽上手﹐不會寫出精彩的評論﹖而那篇發表在《今天》第一期的批評劉心武的作者林大中﹐?實在八十年代的文學批評界紅了一陣。然而﹐恐懼扼住了他的翅膀﹐甚至扼住了他起飛的企圖﹐不管事實上他是否一定能夠飛得高飛得遠。一種說法是﹐坐過牢的人就不再懼怕坐牢﹔另一種說法是﹐坐過牢的人更加懼怕坐牢。我想前者適用于職業革命家﹐後者則是大多數人趨利避害的本能。劉羽迷留之際發自內心的恐懼呼喊﹐使我聯想到他七八年選擇不介入《今天》﹐以至九零年選擇出國。他既不是英雄又不是弱者﹐他介于兩者之間。這樣一個“毫無侵略性”的人﹐差點病死在鐵柵欄裡的牢獄之災﹐是足以使他記住一輩子﹐也足以影響他一輩子的。
劉羽果然沒有再醒過來﹐冬天剛來的時候﹐劉羽死了﹐沒有等到振開回來。
從八寶山回來的路上﹐我們都不想說話。許久﹐曉青說﹕“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裡回應曉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郵件。她說﹐振開流淚了﹐買了白色的玫瑰﹐點了蠟燭﹐連女兒田田都安靜得不再說話﹐她知道這個劉伯伯對爸爸很重要……想起振開在《波蘭來客》寫過﹕“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描寫的是上個世紀的九七年﹐劉羽到振開北美的家小住時的心境。算起來﹐一晃又是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