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渡
“開心！開心！開心！”
常常酒至半酣，老芒克便如此拊掌大呼，像是一個凱旋宴上的將軍。此刻他面色酡紅，不僅兩眼放光，便是那一頭少年白的花發，似乎也隨之放出光來。
酒桌上是這樣，稿紙上也是這樣。有關寫作的問題，古往今來的文人雅士們做了戳破天的文章，還產生了像薩特的《為什么寫作》或米歇爾•福柯的《什么是作者》那樣的經典；可如若你問老芒克為什么寫作，他一定只回答：“開心唄。”事實上，“開心”也是他描述自己寫作狀態時最常用的一個詞。《野事》——開心，《今天是哪一天》——開心，“那叫個開心！”“真他媽開心！”我見過他的手稿本，上面每個字都足有鵪鶉蛋那么大。“寫詩就算了；寫小說也用這么大的字，受得了嗎？”“那有什么呀？不就是開心嗎？”我不得不服。從字跡學的角度說，能把每個字寫成鵪鶉蛋那么大的人，恐怕也确實是寫得開心的人。
芒克的“開心”無所不在。1989年春天我們一起搞“幸存者詩歌藝術節”，4月2日那天是朗誦會，中戲999個座位的小劇場內外人滿為患，但朗誦過程中全場卻安靜之極，簡直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見。在結束后的酒會上，法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絕對真誠地表揚說，他在世界各地參加過無數類似的活動，但哪一次也比不上這一次讓他感動。芒克听了哈哈一笑：“咳，就那么回事儿，大伙儿一起尋開心嘛。”弄得參贊先生一臉茫然。我在一旁听得清楚，心想老芒克還真有點儿舉重若輕的風度。只有親歷過的人才知道，要折騰成這么一件活儿需要怎樣勞神費心，還要擔風險。比如說：這邊都開場了，中戲的党委書記還找到我，再四重申當初談判時達成的“不許錄音，不許攝像”諸條款。“可我們卻發現天棚上有人在錄像”——書記加重了語气——“實在不行我們就只好采取行動，拉閘停電！”若不是我反复申辯我們毫不知情，并答應馬上制止，天曉得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可您瞧人家老芒克是怎么說的？“大伙儿一起尋開心嘛。”
只要是開心，老芒克有時可以不管不顧。90年代初与上海、杭州、四川的一干朋友籌辦《現代漢詩》，相約在安徽黃山開編委會。那次我因為母親來京延醫，未能同行。事后听說柏樺曾口占一首，以概括在黃山時的感受。詩曰：“三天啊三天/ 極權的三天 /一個詩人/ 受盡了折磨”。這里所謂“極權”者，說的就是老芒克。蓋因他“久居樊籠里，倏忽返自然”，一時興致太高，除了沒完沒了地喝酒、登高，還要和住地的職工賽籃球。前兩項皆非柏樺所長，本已整得他夠嗆；更要命的是他從來沒有碰過籃球，卻被老芒克一再“綁”上場去湊數。可怜他腰腿如裂、頭重腳輕而又莫可奈何之余，怎能不悵然悲嘆“受盡折磨”？我把柏樺的詩連同“本事”一起傳達給芒克時，樂得他咯咯笑成一團。不用說又是那句話：“那有什么，開心唄。”
“開心”既听成了口頭禪，就覺得這其實是老芒克之人生哲學的無意識表達。誰都知道老芒克從來對哲學不感興趣（“哲學？那是多多的事！”），可這并不能表明他沒有自己的哲學，只不過表達方式不一樣罷了。他有一句話我或許會印象深刻一輩子。那是96年暮春，在美國洛杉磯，也是一次酒酣耳熱之際，正在說什么記不得了，只記得他突然湊近我，語气之誠懇如同棕櫚開花：“曉渡，我覺得人生在世，就是要活得開心。你看我，窮光蛋一個；可是你放心，什么時候咱都活得像個貴族！”
這還不算哲學嗎——他是如此輕松地飛越了“窮光蛋”和“貴族”之間不可丈量的塹壕，就憑一個“開心”！什么叫“反邏輯”？這就叫反邏輯；什么叫“活出了精气神”？這就叫活出了精气神。精气神當然不是万能的；但沒有精气神卻是万万不能的。有精气神而沒有哲學，那叫什么事儿？
北京人凡事都喜歡講究個“份儿”；我們要說，開心老芒克夠“份儿”。
有“份儿”說話心不虛。可真能到那“份儿”談何容易？所謂“泰山不是堆的，火車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這任何時候都活得像個貴族的“份儿”，又豈是想有就有的？
問題是，什么叫“活得像個貴族”？我听說老芒克80年代初曾經很風光過一陣子。當時他是某某公司的總經理，竟日白西裝，白皮鞋，頭發染得烏黑，領帶一絲不苟，每天兩頓酒，出行乘軟臥，星級飯店隨便進，美味佳肴任招呼，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叫個狂！”可能不能說，過這等的“狂”日子就算“活得像個貴族”呢？
82年秋我和芒克相識的時候他已經“敗”下來了，不過大模樣還在。我記得第一次見著是在語言學院的一次朗誦會上，那天他也是一身白：白純棉襯衫扎在白長褲里，蹬一雙白皮旅游鞋，就甭提多神气了。這以后一段時間的交往中有兩點讓我印象深刻。一是他那高懸在九樓上的家形如大棚流水席；二是他的行頭，無論衣、褲、鞋，襪，一律都是名牌。前一點与80年代民間詩界的江湖性質及其仿波西米亞式的，或窮人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完全吻合；后一點當時則較為稀罕，令他有點鶴立雞群（盡管其中大半出于他人的饋贈）。二者在他身上混合得天衣無縫固然是一件奇事，但再天衣無縫，恐怕也不能算是“活得像個貴族”吧？
忽然想到有關老芒克的一段軼聞。這段軼聞我在《芒克：一個人和他的詩》一文中引用過，但据指時間有誤；這里忍不住要再征引一次，順便作一修正。那是80年秋《今天》面臨停刊的時候（原作“那是1979年辦《今天》的時候”）。有一晚他喝酒喝至夜深，大醉之余獨自一人晃到東四十字路口，一面當街撒了一泡尿，一面對著空蕩蕩的街道和不存在的听眾發表演講。他的演講詞至為簡單，翻來覆去只有兩句話：“詩人？中國哪有什么詩人？喂，你們說，中國有詩人嗎？”他著了魔似地反复只說這兩句話。朋友們聞聲赶來，竟無法勸止，只好把他綁在一輛平板車上拉回去完事。
假如我更愿意在這段軼聞中尋找所謂“活得像個貴族”的尺度，恐怕老芒克會第一個反對——不是因為那時更窮，而是
因為有受虐狂的嫌疑。然而，即便有一百個老芒克反對，我也會堅持我的意愿——同樣不是因為那時更窮，而是因為在這种“更窮”中，隱涵著某种更為高貴（很抱歉動用了這么一個奢侈的詞）的東西。這里的“窮”當然不限于物質生活的層面。被工厂除名，失去起碼的經濟來源，或每月雖有24元的生活津貼，卻須分四次領取（北島不得不為他制定的“個人計划經濟”）固然是窮，可肯定還有比這更窮的“窮”。這种“窮”和政治環境的險惡与否關系不大，倒不如說更多地取決于個人心志：由于拒絕做任何意義上的妥協，置身歷史轉折關頭的芒克從一開始就把自己推入了一种無所依傍，四顧渺茫，不可知亦不可測的處境。他和時代分道揚鑣，与此同時也放逐了自己。“那時我經常一個人在街頭瞎逛，滿眼都是落葉，那份凄涼，讓人不住地想到裴多菲的‘悲哀是大海’，真像是到了窮途末路啊。”他在憶及這一節時如此感嘆。還有什么比“窮途末路”的“窮”，這窮中之窮更窮的呢？這個意義上的“窮”和“空”差不多已經成了一回事（字形于此恰可為證），以致古人一些有關人生的隱喻，什么“飄萍”啦，“轉篷”啦，“薤露”啦，相形之下都顯得過于華麗。盡管如此，老芒克還是硬這么活下來了，并且照樣活得開心。都說“窮則思變”，但他似乎是鐵了心不變；要變，也是“變”來找他，而不是他去找“變”。在《沒有時間的時間》中芒克寫道：
你曾一度長滿新芽/你曾一度枝葉茂盛/你曾一度滿身枯枝/又被大風一掃而光/你的
一生就如同起伏的浪濤/你不是居于浪峰之上/就是落于浪谷之中/但你一直是自己
最忠實的守護者/你也將永遠是你的愛人
從上下文看，這里的“你”應該指他的某一位意中人；但我每次讀到，都覺得更像是老芒克的自況。這個一直忠實地守護著自己、永遠是自己的愛人的人，和那個醉眼朦朧如墮虛無，一邊撒尿一邊在不倦地追問中國有無詩人的人互為表里，旋轉不定；其軸心則始終不變，那里若有若無地回蕩著一個聲音，語气誠懇如棕櫚開花。它說：“你看我，窮光蛋一個；可是你放心，什么時候咱都活得像個貴族。”
我可沒有贊美老芒克“君子固窮”的意思。在這個人人都在奔小康的年頭，誰動這個念頭，誰就會被看成孔乙己，而老芒克永遠和孔乙己扯不到一起。我也不會把老芒克的“開心”拔到顏回所謂“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曲肱而枕之，回也不改其樂”的高度，那同樣不是老芒克的境界。正像“君子”不是“貴族”一樣，顏回之“樂”和老芒克的“開心”也迥然有异。“樂”是內斂的，取据中持守之勢，道中人也；“開心”則是發散的，呈無可無不可之勢，性情中人也。要讓老芒克當顏回，非憋死他不行。
“開心”之要在“開”。敞開。敞開則透明，透明則天真，天真便讓人有安全感，有安全感便易生出親和力，從而聚人气、積人緣。都說老芒克活得“异數”，甚至有說“像一個神話”的；可說白了，“异數”也好，“神話”也好，都要靠人气、人緣的護擁，否則就成了純粹扯淡。在我看來，較之他的心勁儿，這更是支持他“任何時候都活得像個貴族”的因由。這方面我想特別說道的既不是他那些三教九流的中外朋友，也不是那些讓他一再宣稱“愛得死去活來”的紅粉佳麗，而是他和當年下鄉插隊時村里的老少爺們儿結下的那份親情。95年我曾和一大幫朋友隨他回過白洋淀淀頭村，對此感受很深。那場面有點像抗日電影里武工隊進了村，所到之處，無不熱气騰騰打成一片。但聞四下“猴子”、“猴子”喊成一條聲，包括一些他返城時應該遠未出生的小屁孩儿。我們在湖堤上遛達時，遠遠有個老太太手搭涼棚往這邊看，走到近前冷不丁听她喊“這不是猴子嗎？”真可謂十足的“惊呼熱中腸”。至于那些年庚相當、初時一起勾當過的老哥們儿就更不必說了。內中有位叫福生的（我曾專門為他寫過一篇散文，前年已不幸過世），与芒克簡直稱得上情同手足；他母親——一位白發蒼蒼，而目光澄澈風韻猶存的老婦——看芒克時的眼神，似乎比看自己的儿子還要親。我也插過隊，和農民打過交道，深知要處成這樣殊為不易，時過境遷天長日久后還能保持住就更難；奇怪的是，無論是在那些“過來人”的嘴里，還是在他那本“真事儿占了百分之八九十”（福生語）的小說《野事》中，芒克都不是什么好“角儿”，倒不如說更像是個為禍一方的“坏小子”。是“坏小子”而又占盡好人緣，那是什么道理？福生母親的一句話或許是最好的解釋，她說：這孩子清爽，讓人見著就覺得開心。
福生母親的評价簡洁而不簡單，至少令我對“清爽”一詞有所新的體認。我不想說我們恰好赶上了一個濁世，但看看自己，再看看身邊的人，無論是表情、言語還是行為，大多情況下都帶有要么便秘要么欣快症的征像，活得夠不清爽的了。不清爽則累，累則不開心；而一個無法讓自己開心的人，必也無法讓別人開心。反之亦然。這不是想不想的問題，關鍵是還有沒有某种既淨化自己，又淨化環境的能力。因此，當我說“開心老芒克”時，同時也就是在說“讓我開心的老芒克”，在肯定他身上的這种雙重雙向的淨化能力。這些年我的生活中迭遭變故，蒙他一再看顧，無論是見面還是電話，末了總忘不了強調一句：“曉渡你記住，作為朋友沒有別的，就是希望你能開心！”尤其是93年初我痛失父親，一時心情極度抑郁。是年春以色列詩人阿米亥來訪，朋友們在詩人馬高明地處團結湖公園內的九月畫廊內聚會；朗誦結束后芒克招呼我和几位朋友留下，請高明排出酒具，斟滿酒，然后舉杯提議：“曉渡近來一直活得不好。今天我們只做一件事，就是讓他開心。喝醉了算！”說完率先一飲而盡。不用說那天所有的人全都大醉酩酊，而我第一個醉得人事不省。第二天他打電話給我，劈頭就問：“怎么樣，昨天開心不開心？”我當然暈頭暈腦地答“開心”；隨之電話那頭一通爆笑：“開心就好，開心就好。”后來我才听說，那天凌晨他搖搖晃晃逾牆而出時，被鐵柵欄上的棘藜把他那件价值800美元的皮夾克刮了個大口子；而回去后未等摸進臥室，就醉倒在客廳門口。這使得那次醉成為我醉酒史上最痛苦、但也是最溫暖的一次。
寫到這里竟有种醺醺然的感覺，而我已經兩個多月滴酒未沾了。我知道這都是因為老芒克在作怪。我毫不惊訝地發現，我對他的記憶大多帶著濃烈的、太濃烈的酒气。酒是個好東西，否則“何以解懮，惟有杜康”也成不了千古名句；但也正是透過這一名句，一個和杜康結成死党的人可以辨認出自己清醒時難以回避的心事。我曾和老芒克一起算過一筆賬：假定一個人（比如他）從18歲時喝酒；假定他平均每天喝半斤酒（“這么算不過分”，他說），那么30年后如何？40年后又如何？其結果讓我倆瞠目結舌：以30年計，10950斤；40年，14600斤。這還不算那些無以數計的啤酒之類，如果都算上，足夠裝滿一個不大不小的游泳池!那么隱藏在這一數字背后的心事又如何？這是我們沒有算，也無法算的。大概足以构成一個煙波浩渺的太平洋吧。當然也可能最后漏得一滴不剩，真的就像他在詩中寫的：“我不再痛苦，也不再幸福/我不再會為了我的幸福而痛苦/我即將結束/把一切拋棄/我現在已被我揮霍干淨”。可假如是這樣，我們看到的還會是一個開心老芒克，一個“任何時候都活得像個貴族”的老芒克嗎？念及于此不禁惕然而惊，由不得虛拳作杯，為老芒克祝福。我的祝辭注定和他的一模一樣：
老芒克你記住，作為朋友沒有別的，就是希望你能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