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辉
一
终于为《今天》编好这一期「香港十年专号」了。这十年，毫无疑问就是「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十年，而「香港回归」只是惯用的简称，全称是「香港回归中国」、「香港回归祖国」，选择不同的词汇或名称当然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大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化认同、生活态度的取向和序列问题。「香港十年专号」没有「回归」两字，当然并不是要回避什么，倒是突显了要选择什么——香港报刊迩来有不计其数的「回归」专题、专辑、专刊，也有不计其数的商业广告以「回归」的名义运作——这个专号之所以选择了一个不那么膨胀、不那么喧嚣的名称，是基于一个想法：与其办一个徒具「回顾」之名，未必有「回归」之实的「回归专号」，倒不如老实一点，将焦点放在「香港十年」，回顾香港这十年来有什么变化，也回顾香港人这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当然也不仅仅为了回顾。1995年，梁秉钧曾为《今天》编过一个「香港文化专辑」，十二年后，《今天》拨出整期篇幅给这个「香港十年专号」，我对照了两期的作者名单，只有梁秉钧、李欧梵、罗贵祥、游静、洛枫五位是重叠的，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两者的关系——十二年来两个回合的香港论述，在命题上、作者人选上、文化关怀的取向上有同有异，既有重叠之处，也有不同的对焦，说来就恍如一次有意义的对话，唯其如此，方有可能在对话中见出香港文化历时的多元化和混杂性。
二
在组稿的过程中，我发现大部分香港人——包括文化人和文学人——在这段日子都很忙，当然，这「忙」，也不是始于今天，倒是积累了相当时日；而且，这「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忙」。
70至80年代的香港人其实也很忙，他们处身于经济发展与勃兴的大潮，逐渐发觉生活节奏不断加速，生活空间一方面扩濶，一方面缩短，集体运输网络和跨区域隧道取消了既有的城乡观念，很多价值观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陆续更新了，很多人其后（尤其是在沙士蔓延的那段日子）都夸夸其谈，都说那是香港和香港人的「脱贫时期」，在怀念那段老好日子之余不忘总结和渲染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那时的香港人彷彿名叫克勤、克俭，不少人在正职与加班之余还有若干兼数（或所谓「秘捞」），他们都应该很忙，可还有暇余兼顾和发展业余兴趣，参与文化和社会事务，或忙了一段时日便停下来寻找进修的机会……
由1984年至1997年这十五年间，香港人都处身于一个时限、两种倒数，当然也很忙，忙于工作之余，也忙于搬家和转职，忙于移民和送别，忙于旅遊和学习消费，当然不得不忙于理解无日无之的政治争抝，忙于重新认识政制改革下的公民身份……香港人无疑比以前忙得多了，倒还可以在转职的空档、在旅遊或移民所到的陌生国度偷閒一段时日，看电影、听音乐、读书、写作……反正就是偷閒去做一些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情。
这几年的「忙」却不是从前那回事。这「忙」，是一种表面上看似历史尘埃落定、实则上某些既有秩序失却依凭、新秩序又无所建立、唯有不断谈判、调整、适应、怀疑、沮丧、压抑、反抗……不知为何而忙的那种「忙」。
就以教育工作者为例吧，他们无论在大学或中学教书，都要面对从「教育改革」衍生出来的各种滚存的压力，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忙，忙于应付大幅增加的上课节数，忙于开各种例行公事（或本质不是例行公事，到头来依然是例行公事）的会议，忙于制造「自我增值」的幻觉而未必有益于学术研究的种种虚文，甚或忙得闻「稿」色变，试问何来暇余为「专号」撰稿？
从事其他行业的文人当然也是无事忙，传媒生态日趋恶化，每天劳碌十二小时以上的传媒人不在少数；面对大起大跌的经济寒暑表，各种专业俱在所属产业日趋贬值的情况下忙于另谋出路，不同行业的从业员未必能分享所谓的「经济成果」，却往往在经济滑落之际首当其冲；反正人人都很「忙」，那是前所未有的「忙」，无所适从的「忙」，忙得没有时间读书，又何来时间进修和写作？
这「忙」，在我看来，隐隐然就是香港近年人文生态的一大祸根；谁都不会奢望倒退（是倒退吗？）到一个相对閒逸的社会环境以保育日渐败坏的人文生态，但眼前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香港一如其他亚洲城市，在1997年受到金融风暴冲击，往后又遇到沙士蔓延的困扰；当然这些都不是香港独有的难题，但香港却恰恰在这几年出现了空前的「管治危机」，与此同时又面临内地城市如上海、广州，亚洲近邻城市如新加坡的种种竞争和威胁，在不断强调增值与多元发展之余，徘徊于所谓「北进想像」与跻身国际大都会的梦想之间，既恐惧在资本世界的信贷评级排名下滑，态度上外亢内卑，反应上进退失据，这几年间更在中央政府种种优惠政策下自囿于产业的单向化、倾斜化和粗糙化——名存实亡的制造业如是，电影业及娱乐事业如是，零售业和饮食业如是，旅遊业亦如是……当中衍生了极大的焦虑，那是一种没法寻回昔日的自我、也没法寻回自我的价值标准、茫然不知所措的焦虑，香港人原来已经在如此的焦虑处境中「忙」了若干年，这「忙」，似乎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劣质化，百业无所适从，人文生态更面临空前的大危机。
三
话说1997年前后，香港出现了一批香港文学意义下的长篇小说，其中七本的母题俱或隐或显地与两次「回归」（1997年香港与1999年澳门）相涉，这些小说或交织了家族史与地方志，或以半传记体兼述个人与城市的历史，或以混杂的拼贴体呈现城市的狂乱，彷彿都在尝试书写性格与方法各异的「城市寓言」：
心猿：《狂城乱马》（1996年，青文书屋）
林荫的：《九龙城寨＃烟云》（1996年，获益出版）
西西：《飞毡》（1996 年5月，洪范文学丛书）
锺玲玲：《玫瑰念珠》（1997年3月，三人出版）
陈慧：《拾香记》（1998年5月，七字头出版社）
黄碧云：《烈女图》（1999年，天地图书）
崑南：《天堂舞哉足下》（2001年4月，科华图书）
这七本小说的写作时间应较出版时间推前一两年甚或两三年。无论如何，在大约五至七年之间，有七位香港作者完成了七本与香港历史直接或间接相涉的长篇小说，这数量肯定是前所未见的。当中自有艺术发展局的写作资助计划的诱因（《飞毡》、《玫瑰念珠》、《天堂舞哉足下》三书就是在资助下完成的），可尚有四本是在没有资助下自发撰写的——尽管《狂城乱马》和《九龙城寨＃烟云》原为连载小说，前者于1993至1994年曾在只出版了一年的《现代日报》连载，后者于1992至1993年在《文汇报》连载，倒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去今未远的十余年间，有好一些香港小说作者在倒数时限里意识到某种城市书写的迫切性。
自60年代以降，香港文学意义下的长篇小说彷彿与报章（日报或晚报）的连载小说共生，例如刘以鬯的《酒徒》、《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和《对倒》、西西的《我城》、《候鸟》和《哨鹿》、也斯的《剪纸》和《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以《烦恼娃娃的旅程》为基础的重新改写）、崑南的《欲季》（原名《女颜》）等，都是由连载小说衍生出来的长篇小说，大概只有崑南的《地的门》和西西的《哀悼乳房》是罕见的例外。
然而，大约在90年代中至1997年前后，香港报业由于种种原因（诸如彻底地以市场主导的《苹果日报》在1995年创刊、电子传媒、互联网、乃至兼容时事与娱乐话题的「八卦周刊」的冲击、阅读习惯的改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生态变异，有大批报章相继停刊，其中包括两份晚报——一直对连载小说多所支持的《星岛晚报》和《新晚报》，以及催生西西、也斯和崑南连载小说的《快报》，继续出版的报章也逐渐放弃了连载小说，致令长篇小说失去最重要的战线。
即使再无发表管道，90年代至千禧年仍是长篇小说的年代，除了上述七本，至少还有以下九本非连载的长篇小说相继出版：什么8?
辛其氏：《紅格子酒舖》（1994年，素葉出版社）
吳應廈：《女人啊，女人》（1994年，香港文學報社）
董启章：《双身》（1997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李碧华：《吃猫的男人》（1997年，皇冠出版社）
陈宝珍：《广场》（1997年，荻笛轩）
王璞：《补充记忆》（1997年，天地图书）
王璞：《么舅传奇》（1999年，天地图书）
黄碧云：《媚行者》（2000年，天地图书）
李碧华：《＃烟花三月》（2001年，台湾脸谱出版社）
数量无疑是相当可观的。我并没有将以下三本由连载小说衍生的长篇小说计算在内，以免混淆了有关论点——刘以鬯的《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70年代初在《明报晚报》连载，1995年获益出版）、东瑞的《迷域》（1990至1991年在《澳门日报》连载，1996年获益出版）、陶然的《一样的天空》（1992年在《星岛晚报》连载，1996年香江出版）。
艺术发展局资助出版当然是长篇小说产量大增的原因之一，可在踏入千禧年以后形势却急促逆转，2001年至今这六年内，亦即这个十年的泰半时日，即使艺发局资助出版的事实并无改变，但香港的长篇小说好像一下子便写完了，由连载小说衍生的长篇彷彿也出版够了，无以为继了，六年来只有董启章和王璞仍在努力——董启章近年陆续出版了《体育时期》（2004年，台湾高谈文化）、《天工开物．栩栩如真》（2005年，台湾麦田文学）和《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上下册，2007年，麦田文学），而王璞也出版了《送父亲回故乡》（2002年，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当然，香港文学的长篇小说由大幅增产到大幅减产减产有很多原因，或能反映了香港作家日渐缺少催生长篇的条件，人文生态的危机日趋严重，香港作家在无事忙的日子里既无暇余、也无迫切性去写长篇小说了。
长篇小说的衰微也许不等于香港文学的衰微，但最近两三年文学气候的确有点沉闷，至少不像四、五年前那样时有教人惊喜的瞄头，那时先后出现了王良和的《鱼咒》（2002年，青文书屋）、王贻兴的《无城有爱》（2002年，蚁窝出版版）、谢晓虹的《好黑》（2003年，青文书屋）和韩丽珠的《宁静的兽》（2004年，青文书屋）等等新锐的短篇小说集，以及像黄碧云的《无爱纪》（2001年，台湾大田出版社）那么深沉而静好的中篇小说集。
好在香港还有诗。事实上，无论人文生态和文化气候有多恶劣，香港现代诗总是在无人理会或无人理解的情况下默静而坚韧地花落花开，前行代如崑南、蔡炎培、梁秉钧仍然创作不辍，中生代如锺国强（《生长的房子》，2004年，青文书屋）、陈灭（2004年，麦穗出版），三十岁上下的一代如黄茂林（《鱼化石》，2005年，麦穗出版）等等，都展示了极旺盛的创造力。
此所以这个专号为香港诗人预留了一定的篇幅，还有三篇小说，更有陈智德穿透资料和记忆的特稿，细说文学和文化刊物的「十年生灭」。1
四
「香港十年专辑」有四个访谈录，分别访问了卢玮銮（小思）、李欧梵、梁秉钧（也斯）和叶荫聪，就作为文学史重要基础的文学、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和后殖民处境、香港文学和文化生态的回顾与前瞻、以及街头抗争文化的理论和实践等范畴广开言路，竞相争鸣，既回顾了自60年代以降的历史脉络，也对十年框架以外的前路有所前瞻。
将「街头抗争文化」（社运文化）纳入这个专号的论述范围，我相信有助于重认知识分子的多元角色，也有助于扩濶文化关怀意义下的公共空间的可塑性和认受性，从而以另一角度观察、理解和思考香港当前的闷局和焦虑。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为这个专号开了一个座谈会，洛枫和朗天从电影的角度省察后殖民时期的情欲伦理和政治神话，罗贵祥对于与港人为邻的少数族裔的在地观蔡和个案分析，汤祯兆从「下流社会」和「品味的政冶」谈到老屋苑商场文化的沧桑，显然都丰富了这个专号的面貌和格局。
遗憾的是香港人实在太忙了，以致有若干构思中的稿件逾时未交。编这个专号当然不可单靠一人之力，感谢北岛对我的信任并给我极大的编辑自主权，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先生的耐烦与宽容，也感谢邓小桦、郭诗咏和雷永锡等青年朋友在紧迫的限期内倾力整理访谈稿件——尤其是邓小桦，她为这个专号付出极大的心力，不眠不休与我并肩冲死线，庶几就是这个「一人编辑部」唯一的义务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