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洛別夫和娜佳
一平
前記﹕
91年﹐我去波蘭﹐途經莫斯科﹐在那裡停留了近兩星期﹐結識了柯洛別夫和娜佳--兩個俄國社會變革中的小人物。以後的年月中﹐我常常想起他們﹐甚至還回俄國尋找過他們。但小人物的消失像他們的存在一樣﹐無聲無息。我知道柯洛別夫是一定不在了﹐娜佳流落到何處﹐只有上帝才知道
﹐而我清楚﹐在哪兒她的處境都一定不好。世界變來變去﹐但有些事情千古長存﹐只是那不是什麼業績﹐而是人們週而復始的不幸。
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我還有激情。一晃﹐文章還未曾見光﹐已經過了十幾年。年青時絕想不到﹐生命竟是這樣卑微易逝。我們這一生經歷的都是大事﹐由中國到東歐變革﹐到紐約911､伊戰﹐就是以後﹐也還有各種大事在等待在排隊。可我漸漸明白﹐那些大事是由什麼構成的﹐如果再一場颶風中﹐你能看清那旋轉的微粒﹐那是好目光。
2005年9月1日于伊薩卡
1
走前朋友給了我柯洛別夫的地址﹐囑我去看他。他是漢學家﹐五十年代到過中國﹐翻譯過艾青的作品﹐也翻譯中國的古詩。他在中國比在蘇聯更有名﹐長期在莫斯科電臺工作﹐撰寫對華廣播稿﹐中國的俄語界都知道他。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給他打電話﹐他的漢語說得不好﹐我覺得奇怪。在他約定的地點﹐我等了一個小時﹐他沒來。再打電話﹐方知錯了地方﹐莫斯科地鐵有一站叫“飛機場”﹐是二戰舊址﹐但我則去了莫斯科飛機場。
下午﹐他來旅館看我。柯洛別夫﹐一位瘦小的老人﹐戴著舊式禮帽﹐臉上的皺紋很重﹐他的雙手插在口袋裡﹐鏡片後面的眼神有些茫然。他不諳世事﹐衣著隨便﹐像世紀初的詩人─他的確是一個詩人。旅館不方便﹐於是我們去他那裡。
柯洛別夫結過兩次婚﹐離過兩次。按照蘇聯的習慣﹐離婚時丈夫把房子留給妻子。柯洛別夫現在孤身和另外兩個獨身女人合住一套房子﹐一個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一個是三十多歲的女工。三個人﹐三個家庭﹐每人一間房間﹐過廳收拾得很乾淨﹐柯洛別夫的房間則不太整潔。一張單人床﹐兩張長沙發﹐一個櫃子﹐一架舊鋼琴﹐一個書架─不多的書籍﹐中間有一張方木桌。房間缺少收拾﹐陳舊而冷落﹐想是主人孤身生活很久了。
我來﹐他很高興﹐他三十年沒說漢語了﹐況且他很孤獨。他過了六十歲﹐已經退休﹐而現在他不僅孤獨且而貧窮。他算作家﹐沒有著作就沒有收入﹐而現在蘇聯出版社沒錢出書﹐他的幾部書稿都壓在那裡﹐其中有一部是《紅樓夢》的譯詩﹐他大約斷斷續續花了十年的時間。他說﹕“一平同志﹐你應該看看蘇聯知識分子的生活。他們沒有錢﹐不能工作﹐他們的書不能出版”。其實中國知識分子的情況和他們差不多。
我帶來幾瓶酒和一些食品﹐他快樂起來﹕“一平同志﹐我們吃一點吧﹐喝一點吧。祝賀中國的節日。”再有二､三天就是中國的國慶日﹐我們邊喝邊談﹐他的漢語恢復得很快﹐忘失的發音﹐陸續記憶起來。他的漢語的確很好。當然﹐談話中還要不斷停下來﹐我給他提示。他年輕時寫詩﹐後來學漢語﹐見到了戈寶權﹐戈寶權鼓勵他翻譯中國文學﹐於是他搞上了漢學。五十年代他在中國住了四年﹐一個女兒是在中國出生的﹐他翻出她的照片─海岸上一個著泳裝﹐晒日光的中年女人。柯洛別夫曾任俄中高級翻譯﹐參加過中蘇重要會談﹐認識周恩來﹐他很有興致地提起周和他的談話﹕“柯洛別夫同志﹐你說... ...”﹐他驕傲﹐他喜歡在中國那段時間的生活﹐那是他一生最好時期。他在中國愛過一個女人﹐他們相愛﹐“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生...”。後來﹐他參加了她的婚禮﹐她哭了﹐他也哭了。幾十年﹐他一直想著她﹐打聽她。柯洛別夫熱愛艾青﹐說他是偉大的詩人。去年中國召開艾青作品討論會﹐艾青邀請他去參加﹐但是他買不到去中國的火車票﹐車票都被被票販子控制著﹐他又悲哀又氣憤。他為我背誦了艾青的詩句“雪落在中國的大地上... ...”。反右中國批判艾青﹐他聽到廣播的第二天﹐便憤憤回國了。他憤恨毛﹐說﹕“毛澤東有什麼權力批判一個偉大的詩人﹖”他不喜歡中國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寫文章批判毛澤東﹐批判中國。他說﹕“中國都知道﹐我﹐柯洛別夫反對毛澤東”。今年初（91年）﹐新華社的一個官員─他的老朋友─到蘇聯﹐邀請他到中國去工作﹐他非常高興﹐一直盼著。但他又很擔心﹐因為他批判過毛和中國﹐中國可能不歡迎他。我說這都是過去的事﹐中國在變化﹐他說﹕“是過去的事”。他像有過失的孩子﹐仍不放心。
柯洛別夫熱愛中國文化﹐總是說中國的“禮貌”﹐“蘇聯人不知道什麼是中國的禮貌﹐他們不知道”。他津津有味地吃著我帶來的食品﹐這使他想起中國的美食﹐他邀請鄰居過來品嘗﹐給她們講中國。我帶來的一瓶酒﹐包裝盒畫的是大觀園。我隨手想把它扔掉﹐他攔住了﹐欣賞了半天﹐“啊﹐多美啊﹗”他把它恭正地擺在鋼琴上。柯洛別夫羨慕中國的改革﹐“中國什麼東西都有”。他認為現在蘇聯搞得一塌糊塗。“一平同志﹐你到蘇聯有什麼感想﹖”“我是坐火車過來的﹐我看到了俄國的遼闊和富饒。”“不﹐我不想聽俄國遼闊富饒。你應該看一看現在蘇聯的可怕生活。沒有肉﹐沒有黃油﹐沒有伏特加﹐什麼都沒有。現在俄羅斯沒有酸黃瓜﹐這不可笑嗎﹖”“柯洛別夫先生... ...”﹐“不﹐不要稱先生﹐我喜歡‘同志’和‘朋友’。我們稱朋友好嗎﹖”“一平朋友... ...”。他熱烈地擁抱我﹐我感到他瘦小個子裡燃透的熱情﹐酒熱熏暖了房間﹐他成了少年。
他也談到了﹐五十年代他在中國看到的缺少衣食的人們﹐在北京､上海､南京﹐他不止一次遭遇圍追他乞討的孩子們。為什麼﹖他現在還在為此難過﹐他知道中國﹐中國曾經餓死過許多人。他談到蘇聯夏季的政變﹐“啊﹐他們沒成功﹐如果他們成功... ...”他做了一個手勢﹐表示厭惡。
他又高興又快活﹐喝得很多。他有些搖晃了﹐說話的音節開始拖長﹐蒼老的臉在燈光下泛出紅色﹐額前垂下來的花髮像酒精升騰的詩意。他不斷擁抱我﹐講述偉大的中國。“我要去中國”﹐“我要到中國去了”﹐“我的朋友﹐請你幫助我”。快十一點了﹐我要回旅館﹐他一定要送我﹐我再三推辭﹐沒用。“一平同志﹐你不知道莫斯科的阿飛﹐很多﹐我一定要送你回去﹐你是我的中國朋友”。我無法拒絕﹐他不允許我說話﹐再說﹐就要打架了。他搖晃著穿上衣服﹐換上鞋。在深夜的街道﹐就著朦朧的燈色和天上的星辰﹐我們像少年人那樣搭著肩膀哼唱著﹐趟著落葉﹐迎著霧水。沒有年齡之別﹐國界之別﹐我們是詩人兄弟。穿過大街﹐乘上地鐵﹐路人奇怪地瞧著我們。他一直把我送到車爾尼雪夫大街。我又去回送他﹐看他瘦瘦的﹐一個人走入茫茫夜色。
2
次日下午﹐我再去看他。屋裡混亂﹐地上到處是煙蒂。他沒穿鞋﹐兩隻腳﹐兩隻不一樣的襪子﹐一隻露著後腳跟﹐暗紅色的領帶耷在胸前晃來晃去。“一平同志﹐我們吃一點﹐喝一點吧﹐為中國的節日”。昨夜他送我回來﹐沒睡﹐一直在喝﹐兩瓶白酒﹐一瓶紅酒精光。他的手插在褲袋裡﹐流浪漢般在屋裡晃來晃去。我收拾屋子﹐他制止了﹐拿起小條帚﹐趴在地上掃地上的煙頭和雜物。他忽然大笑起來﹐跪在地上昂著頭望著我﹐手像爪子一樣把臟物抓進簸箕裡。我理解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我在他的笑聲和發狂的灰藍色眼睛裡﹐看到了俄羅斯的血液。
他熟悉俄羅斯文學﹐喜歡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為我朗誦俄國詩﹐硬朗光麗､起伏流動的俄語音節﹐有寒冬大理石的質感。一會兒﹐他打開舊鋼琴﹐雙手像獸爪一樣在琴鍵上猛砸下去﹐但忽然之間─他的手指又像水波般柔軟﹐優美地在琴盤上彈動﹐樂聲像溪水流過卵石和落葉。啊﹐俄羅斯的殘暴和優美﹐在他身上體現得這樣豐富和完整。他大笑﹐又變得平靜﹐像一束藍色燃燒的酒精─藍色燃燒的靈魂﹐我理解了俄羅斯的詩歌精神﹐從普希金﹐到勃洛克､曼斯杰塔姆､茨維塔耶娃。
他告訴我﹐他的父母是知識分子﹐他不喜歡政治﹐“我無黨無派﹐最好”﹐他很驕傲他作為一個純粹的俄羅斯知識分子。他的鋼琴臺上有一張蘇聯三十年代的報紙﹐報紙已經黃了﹐第一版有一幅公審合的照片﹐人們在聲討一個“罪犯”。我清楚那個可怕的恐怖時代﹐我奇怪﹐這張報紙怎麼會保存下來﹐怎麼會放在這裡﹖我問他﹐他說﹕“那是可怕的﹐可怕的。你不懂。”他沒有說得更多﹐那個時候他大約只有十幾歲﹐我覺得他痛恨過去的制度。記得昨天我們在地鐵裡﹐經過一座彫像﹐從神態上看像革命英雄﹐經過那裡﹐柯洛別夫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眼角充滿輕蔑。而當我提到“共產黨”的時候﹐他又張著嘴巴﹐懷有恐懼﹐仿彿身邊就有克格勃﹐他儘量避開這個話題。蘇聯權力給人民留下的精神陰影是漫長的。
柯洛別夫的漢語越來越流利﹐幾天的功夫﹐我們已經能隨興交談。一次我們談到俄國文學﹐我問他是否喜歡契柯夫。他說年輕的時候喜歡﹐但以後就不喜歡了。“為什麼﹖”“他拿人開玩笑﹐那個套子裡的人﹐是個可憐的人。他是一個人﹐一個孤立的人﹐為什麼拿他開玩笑﹖”我是第一次聽到人這樣談論契柯夫。柯洛別夫的批評有些嚴厲﹐但他的判斷準確﹐契柯夫的嘲諷有市民氣﹐他觀看小人物的悲劇﹐有時像看雜耍﹐這是契柯夫的渺小之處﹐他沒有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對人類那樣廣博的愛和憐憫。但是契柯夫依然是偉大的﹐他的作品貫穿著人道精神。在柯洛別夫談話中﹐我看到了俄羅斯文學的傳統精神﹐這就是道義､人性､靈魂､憐憫､愛､罪惡､懺悔... ...生活的真理。在今天後現代風潮中﹐俄國還有人還保存著古老精神和理想﹐像現代城市中尊嚴的堂﹐這使我感動。當然﹐這只是我在柯洛別夫的身上看到的﹐我不知道﹐在俄國的變化和現代的衝擊中﹐這座教堂會不會塌毀。我也不知道俄國年輕一代的文學家﹐他們的想法和道路。也許﹐文學的的確確應該和過去告別﹐也許我們的面前的的確確是另一番世界。但是如果文學中沒有人性､沒有愛､沒有生活真理的發問與追尋､沒有道義､沒有痛苦､沒有尊嚴､沒有同情､理想﹐沒有靈魂﹐那麼我將放棄它。在現代都市任何一個街頭﹐我都能找到消閑和娛樂﹐無論是脫衣舞或時裝表演都比文字更娛悅。
有時﹐我和柯洛別夫一起出去﹐小雨時停時落﹐秋日蕭瑟﹐略有寒意﹐零亂的風捲著河岸和樹木。道路正翻修﹐我們踏著泥澤和廢石﹐三､兩的烏鴉落至樹腳﹐飛過長椅﹐濕漉漉的樺樹葉翻捲著﹐片片飄落街心。柯洛別夫穿著一件褐色的短大衣﹐舊禮帽遮住目光﹐他使我想到俄國舊時代的人物。
一天﹐他帶我到俄國舊街去喝啤酒。他告訴我過去這是俄國貴族的住宅區﹐我有些失望﹐沒有感到古老的氣氛﹐倒是有些破舊和混亂。沿街商店破落﹐有的地段已被外國人搶佔﹐圍著圍擋在翻修﹐巨大的廣告格外醒目。他告訴我他過去工作過的出版社和朋友們的住所﹐特意指給我一家飯店﹐過去蘇聯作家經常光顧這裡﹐相聚､喝酒､閑談﹐類似于作家沙龍。他很留戀過去的日子。我們在酒館等了好一會兒﹐它才開門﹐喝酒的人很多﹐需要排隊。不大的屋子﹐兩張長條木桌﹐沒有座位。十幾個酒杯﹐人們輪流等候﹐酒館裡一股臭鹹魚的味道─俄國人喝啤酒喜歡吃鹹魚。我們等了又等﹐柯洛別夫很有耐心﹐但我們還是走了﹐因為等不到杯子。離開時﹐我挺慶幸﹐因為我實在忍受不了那一長串人用過的酒杯﹔而他望著黃澄澄冒著泡沫的啤酒﹐頗有遺憾。
3
柯洛別夫的生活一塌糊塗﹐幾乎所有的錢都用來喝酒﹐他總是醉熏熏的﹐神情恍惚。他不正經睡覺﹐也不正經吃飯﹐床上､地板四處是煙頭的烙痕﹐我擔心有一天會失火。柯洛別夫對什麼都不滿意﹐不喜歡過去﹐但也不喜歡現在﹔憎恨專制﹐也憤怒俄國的分裂､混亂､沒錢沒食品。他說大街上的年青人是阿飛﹐就知道搞姑娘。他指著報紙上的裸體照片說﹕“你看看這是什麼﹖我們的國家成了這個樣子﹐這些人在中國會被處死的”。他的嚴酷令我驚訝﹐而他又有些不好意思地讓我欣賞他畫的裸體素描。他不是虛偽﹐只是矛盾﹐巨大的俄羅斯精神的混亂與分裂。這在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體現得都很充份。有一夜我留住在他那裡﹐他的年輕女友娜佳也住下了﹐早上他拉著我﹐掀開娜佳的毯子﹐“啊﹐娜佳﹐讓我們看看吧﹐讓我們看看吧”。他笑得又狂野﹐又天真﹐他很迷戀娜佳。娜佳不在的時候﹐他沮喪之至﹐“娜佳沒有來﹐小妞沒有來。”他不說別的﹐只重複這句話﹐帶著哭腔。但他有時對娜佳又很粗暴﹐兇狠地罵她﹐把她趕走。在女孩子﹐這一般是不能接受的﹐但過後娜佳又來了﹐彼此仍然親熱﹐像沒事一樣。
柯洛別夫很同情娜佳。娜佳沒有父母､親人﹐沒工作﹐在莫斯科也沒戶口﹐她總是缺少衣服和食物。柯洛別夫說她可憐﹐應該幫助她﹐她在世界上是“一個人”。他講述了娜佳許多不幸的生活。他待她像父親﹐但又說救不了她﹐嫌她身上有不好的東西﹐他為之悲哀。娜佳想嫁給他﹐和他一起去中國﹐他猶豫是否該答應。他也是救不了自己的人。他們之間不是愛情﹐我想是一種彼此的憐憫和依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窮人》寫過這個故事﹐但在真實中﹐他們還有彼此的怨恨和傷害。
柯洛別夫酗酒﹐每天喝醉。走前﹐我給他介紹了個工作﹐在一家中國公司教俄語﹐待遇不錯﹐可以使他過上很好的生活。但我懮慮他干不了﹐他失去了正常﹐酒和生活已經毀了他。他整日迷迷昏昏﹐我走的時候﹐他沒去送我﹐許是喝醉了。列車開了﹐我還在想著他､他和娜佳。他去不了中國了﹐誰也救不了他﹐像他救不了娜佳。我對他們充滿憐憫﹐以後我給他寫過幾封信﹐都沒有回信。我很想念他﹐想再去俄國看他。
4
一次我去柯洛別夫家﹐忘了路﹐向人打聽路﹐恰好問到她﹐我不並認識她。她看了地址﹐非常興奮﹐高興地為我帶路。她的身材不錯﹐細高﹐走路輕快﹐盤起的頭髮露出修長的頸子。她穿著舊運動裝﹐上衣帶有帽兜﹐褲子膝蓋處磨得很薄﹐有一點已經破了﹐綴著白錢。她邊走邊踢路邊的積葉﹐有時她走快了﹐便回身等我。她不拘束﹐不停地敘說﹐說得很快﹐而她的俄語我一句不懂﹐可她竟不在意﹐我有點奇怪。她黃色的眼睛目光親切﹐不大的鼻子､嘴角靈巧﹐但有點貧氣。她不漂亮﹐但也不難看。她像一個農村丫頭﹐大約有二十六﹐七歲。
她一直把我帶到柯洛別夫的家中﹐於是我知道她是他的女友。我們擁抱在一起大笑﹐柯洛別夫說過﹐有一個年輕姑娘想嫁給他﹐和他一起去中國﹐沒想到就是她。我送給她一個刺繡挎包﹐一件京劇臉譜的圓領衫。她很高興﹐竟拉開衣拒門做遮擋﹐即時就換上了。一個年輕姑娘怎麼能當著陌生男人換內衫呢﹖我有些不好意思。
她跳著擁抱我﹐吻我﹐說著飛快的俄語。她的熱情讓我動心﹐中國姑娘不這樣。她稱我“yi”﹐洋腔﹐她反復講述我們的“奇遇”﹐柯洛別夫像父親那樣微笑。我請他們到飯店去吃飯﹐娜佳垂下了頭﹐似乎是落了淚。她和柯洛別夫說話的語調悲哀﹐她悲傷的時候比她快樂的時候要溫柔﹐要美﹐讓人想到秋日小雨中的樺樹﹐難怪有的男人喜愛悲傷的女人。悲傷使人有對美的幻想。柯洛別夫告訴我﹐娜佳不願去飯店﹐因為她沒有好的衣服。我這才感到衣服對女人之重要。娜佳似有歉意﹐手指在膝蓋那塊破處撫動。我很不安﹐仿彿不該提這個建議。的確﹐男人應該照顧好女人﹐使她們安定﹐溫暖﹐有好的衣著和家庭。我們都不再說話﹐娜佳默默地幫助柯洛別夫收拾房間。
柯洛別夫告訴我﹕娜佳有芬蘭､捷克､俄羅斯三種血統﹐但卻沒有一個親人﹐她的身份證也丟了。“你知道﹐在蘇聯沒有身份證多麼可怕”。“她是‘黑人’﹐找不到工作。她有時到莫斯科郊區幫農民撿土豆﹐有時也給畫家當模特。她常常挨餓。”娜佳是一位少有的姑娘﹐現在的姑娘喝酒､抽煙､要漂亮衣服。娜佳不喝酒､不抽煙､不化妝﹐甚至不吃肉﹐她去教堂。娜佳總是祈禱﹐給柯洛別夫講上帝﹐這讓柯洛別夫厭煩﹐他討厭上帝﹐他說她腦子有毛病。娜佳臉色不健康﹐蒼白﹐她有受難的氣質。哪裡都有不幸的人﹐不幸的命運﹐被生活和人群所拋棄。柯洛別夫不滿意她去教堂﹐但是不去教堂她去哪兒﹖她依靠什麼活下去﹖我為娜佳難過。
5
下午﹐我和娜佳出去買食物。走前她找隔壁老太太要了一點白麵當做臉粉﹐對著鏡子梳飾。哦﹐俄羅斯的貧窮和美。她高興和我出去﹐帶我乘了很遠的地鐵。我們去了阿爾特街﹐那裡的食品要多一些。路上我給她買了束鮮花﹐她一直握在手裡﹐不斷低頭聞嗅﹐很珍愛。
莫斯科大多數商店沒東西賣﹐有東西的地方都排長隊﹐有時要排幾個小時。在一家食品店﹐娜佳很耐心地排隊﹐能像女主人拿著錢大方地排隊買東西﹐她很驕傲。我沒有耐心﹐不斷地跑出去逛街。我隔會兒回來看看她﹐她微笑地向我示意﹕“隊很快”。最終我們買了蛋糕､點心､葡萄､李子﹐黃瓜─娜佳沒有買肉食。
回到柯洛別夫的家﹐娜佳很激動﹐給柯洛別夫看她的鮮花。她說得很多﹐十分興奮﹐柯洛別夫告訴我﹐娜佳說從來沒有人給她送過鮮花﹐她一直是一個灰姑娘。娜佳一年多沒吃這麼好的東西了﹐今天像過節一樣。我沒想到﹐這樣一點事情給她帶來這麼多快樂﹐這麼多感激﹐我頗不安﹐像有欠于她。晚飯大家吃得很高興﹐但過後卻很不愉快。娜佳說男人應該有錢﹐應該使女人快活﹐這些話讓柯洛別夫不快﹐傷了他的自尊。他開始罵娜佳﹐責她不該讓他的中國朋友買這買那﹐罵她是下賤。我很尷尬﹐不知該怎樣勸解。一個美金換四十個盧布﹐其實這是很少的一點錢。娜佳哭了﹐說再也不做柯洛別夫的朋友。但過會兒﹐二人又和好了﹐“父親”不斷向“女兒”道歉。大家又開始說笑。
太晚了﹐於是我和娜佳都留住在他那裡。兩張沙發﹐一張床﹐三人各佔一端。熄了燈﹐我合衣躺下﹐想將就幾小時吧。而娜佳站在她的沙發上﹐窗前﹐脫去長褲和外衣﹐外面的月光透過婆娑的揚樹﹐照進窗子﹐她長長的雙腿和光滑的脖頸﹐籠上一層淡淡的月色。她挺起的乳房罩著薄薄的背心﹐短褲在大腿根部投下一條暗影。她鑽進毯子﹐很快地睡了。和一個年輕女人睡在同一房間﹐很難入睡。很多作家描寫過夜晚的女人﹐我尤其記得托爾斯泰記述娜塔沙和她的女友夜晚俯窗談論愛情的那一情節﹐她們的下一層是留宿的保爾康斯基。當時他也難以入睡。柯洛別夫沒睡﹐他不斷抽煙﹐自言自語﹐“上帝幫助我去中國”､“去中國”﹐在他含糊嘀咕的俄語中夾雜著漢語。我想他大概每晚醉後﹐都會折磨自己。
早上﹐娜佳出去﹐拿著她昨天留下的一份食品﹐想是去見朋友。她告訴我們兩個小時回來﹐但是到了晚上也沒見到她。柯洛別夫和我都有些煩躁﹐他說娜佳常常說謊。他說的可能是真﹐但我不願這樣想。
6
我和娜佳一起出去過幾次﹐買東西﹐發電報﹐去紅場。在莫斯科街頭常有乞丐﹐每次從他們面前經過﹐娜佳都從我這拿幾個盧布給他們。在一家商店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姑娘﹐衣著破舊﹐旁邊有一塊紙牌﹐寫著乞討原由﹐她大概是孤兒﹐娜佳在她的紙盒裡放了五個盧布﹐一個人低著頭匆匆地向前走去。待我趕上她﹐她的眼睛有些紅﹐她剛纔落淚了﹐我想小女孩大概和她有類似的身世。人的同情大致都和自己有關﹐但人能有同情這也就是善。在我們這個分崩離析的時代﹐嘻皮､詛咒､破壞成為時尚﹐善､同情﹐美德成為可笑的字眼﹐其近乎傻瓜的行徑﹐對此種種能有什麼言訴﹖我默默看看娜佳﹐感到酸楚。街上行人匆匆。
娜佳的生活的確很糟﹐一直窮困﹐一支冰激凌﹐一杯可樂﹐都會使她快樂滿足。她像小女孩一樣﹐會站一個小時的長隊去買兩支冰激凌﹐她對那淡綠､粉紅﹐乳黃的冰激凌球懷有貪婪的渴望。一日﹐從紅場回來﹐天已經黑了﹐她特意帶我去普希金廣場﹐那是美國在俄國的第一家麥當勞店。漢堡包､可樂､冰激凌､炸薯條都是非常簡單的食品﹐但對莫斯科人來說卻是時髦和侈奢。幾百平方米的餐廳﹐人擠得滿滿的﹐門外有數千人排隊﹐有警察看守。每隔十幾分鐘放一批人﹐好在還是快餐廳﹐從隊尾到入口﹐要站近三個小時。莫斯科人很有秩序﹐沒有人擁擠﹐這讓我尊重。但是花三個小時﹐吃個漢堡包﹐買杯可樂﹐難能接受。莫斯科人哪來的這麼多時間﹐況且這是高價餐廳﹐一份套餐大概需要他們一星期的工資。的確是太缺乏了﹐缺乏才使人們的要求才這樣低廉。
娜佳從最後一個排起﹐望著前面曲折的隊伍﹐我從心底發愁﹐暗示她我們該離開。娜佳固執地翻著字典告訴我“很快”“很快”﹐我幾乎動怒﹐但還是沒有。娜佳很有耐心﹐站隊像她的生活。我坐下﹐站起來﹐又坐下... ...到鄰處去逛街... ...。終於入了門﹐總算感到輕鬆。娜佳擠上櫃檯﹐雖然不是自己的錢﹐她算得還是很仔細﹐和售貨員小姐計較了幾番。我在旁邊頗難為情。
我們端著托盤幾乎轉了二十分鐘﹐終於找到了座位。娜佳的主食吃得不多﹐一份漢堡包─她不吃肉﹐夾的奶酪﹐一份薯條﹐但她的冷飲嚇人﹐三大杯可樂﹐一大杯冰激凌﹐我擔心她的胃受不了。最後帶給柯洛別夫的那一份冷飲﹐她也毫不猶豫地喝掉了。娜佳舉著美國可口可樂的紙杯﹐不斷挑起大姆指﹐這讓我不快。但我又感到自責﹐怎麼能責怪她呢﹖難道我會責怪一個法國貴族﹐挑起姆指讚賞百年的陳釀嗎﹖娜佳無非是貧困﹐由高度欠缺而導致的對生活微小需求的過度渴望。這是卑微還是悲哀﹖
7
娜佳和柯洛別夫曾熱烈地討論﹐我走時他們怎麼去送我。他們說﹐一定要去送我﹐要看著我上車才好。但我走的前兩天﹐娜佳就不見了蹤影﹐不知去向。柯洛別夫電話中說﹕他把她趕走了﹐接著又哭喪著說﹕“娜佳沒有來”。
我走的時候沒有見到柯洛別夫﹐也沒見到娜佳﹐我給他們準備的一些衣物和一筆錢也無法交予他們。他們沒有去送我﹐我不責怪。在這個社會中﹐他們都屬於不能自存﹐被生活所拋棄的人。人類的生活中﹐總是要有些人被淘汰﹐以保證人類生競爭﹔這和動物世界中﹐弱質生命將被淘汰的道理是一樣的。上帝也好﹐道德也好﹐都無法掩飾這一生存的“大真理”。適者生存﹐它像鐵一樣堅定殘酷。
列車駛出了莫斯科﹐進入了黃昏遼闊的曠野。別了﹐莫斯科﹔別了柯洛別夫﹔別了﹐娜佳... ...。我能夠想到他們的結局﹐我想到那句話﹕在這個世界上誰也救不了誰﹐於是《聖經》說﹕“人只有自己拯救自己”。我得到赦免﹐人不僅有憐憫。列車向前疾駛﹐我的頭探出車窗﹐我遠遠地望到列車拖著長尾劃過黃昏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