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中國１９５７年右派的代表与象征
錢理群
林希翎是１９５７年右派的代表性、標志性的人物，這不僅是因為她當時影響很大，她在１９５７年的活動及以后的种种遭遇，涉及党的上層、民主党派、文藝界、新聞界与校園里的大學生——這几個方面正是鳴放与反右運動的主戰場；而且她是至今未平反的右派，是特意留下來以證明反右運動的正确性与必要性的“標本”，這樣，就把她推到了一個“歷史人物”的地位：她成了中國１９５７年右派及其精神的一個象征。但她自己卻一再聲稱，這是一個歷史的大誤會：“我會成為政治人物，新聞焦點，全是歷史的錯誤。我痛恨政治；我只是希望在以后的歲月里，過一個正當人的生活，搞一些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
1。這里所包含的不得不扮演歷史所派定的角色的個人性的悲劇，同樣具有典型性。
因此，我們研究“１９５７年學”，不能不談到林希翎。
（一）
我們的討論，就從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１９７９年７ 月４ 日拒絕為林希翎平反的所謂《复查結論》說起。該《結論》給林希翎列舉了三條罪名：第一條是“１９５７
年５ 月２３日至６ 月１３日，林借幫助党整風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了六次演講、答辯，公開煽動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社會制度”；第三條是“反對當時中央的整風方針和部署，煽動同事”；最重要的是第二條：“公布、抄寫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亂”，這一條确實是最具林希翎“特色”的：她當時影響大，也就是因為她在第一條所說的北大、人大演講中，公開提到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謂“煽動改變社會制度”、“反對中央整風方針和部署”，其“依据”都是她由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引出的對中國現實的議論。《結論》還具體舉出了林希翎有關的“罪惡”事實：“整風運動初期，林搞到一份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她明知這個‘報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造成嚴重惡果，她也知道不得外傳，卻在演講、發言中，都大量引證其內容。她攻擊說：‘斯大林專橫殘暴，嚴重透頂，歷史皇朝無可比擬’，‘阻礙社會發展，倒退了一個時代’。她聲稱‘秘密報告是很真實的’，給我‘很大啟示’。她用‘秘密報告’來影射我們党的工作，說‘我們同志間關系不正常，六親不認，冷若冰霜’。她在六月一日全校大會上宣布：‘現在我主張公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我這里有一份，可以公開’。六月二日她貼出海報，要在六月三日晚上公布，由于校領導和廣大師生的反對，她未能得逞。但使學校的整風運動被迫停止了三天。林還把‘報告’給校內同學傳閱，又叫人抄寄給北大、西安、南京、武漢等地一些人。當學校讓她交出時，她又抄留了一份。林希翎的這些言論和活動，在校內外造成惡劣影響，嚴重地干擾破了學校整風運動，也使外單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著犯了新的錯誤。”
2盡管這里的价值判斷很難讓人認同，但其所敘述的事實，卻提醒我們注意到，１９５７年的鳴放運動及其后的反右運動的國際背景：由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引發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變動与論爭。在某种意義上可以說，整風与反右都是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中國反響。而這一反響，又包括兩個層面：中國最高領導層的反響与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大學生的反響，正是這兩者之間的相互糾纏，決定了整風与反右運動的發動，走向与結局。
因此，我們的討論還要追溯到中國最高層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反應。据時為新華社社長的吳冷西回憶，赫魯曉夫關于斯大林問題的報告是１９５６年２ 月２４
日晚在蘇共２０ 大最后一次秘密會議上作的，中共代表團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只是會后由一位聯絡員作了通報：把報告宣讀一遍就拿走了。 3“但是，在蘇共２０
大結束不久，西方通訊社就陸續透露這個報告的內容。紐約時報在３ 月１０ 日發表了這個報告的全文，距蘇共２０大結束不到半個月。新華社收到紐約時報后馬上組織大量人員翻譯，譯出一部分即印出一部分，全部譯完后再裝訂成本，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開列的名單，分送中央負責同志。”吳冷西清楚地記得，３
月１７ 日晚，他突然接到通知，到中南海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議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會議參加者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最高領導人，以及楊尚昆（時為中央辦公廳主任）、胡喬木（中宣部副部長）、王稼祥（中央聯絡部部長）、張聞天（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据他回憶，毛澤東當時還沒有將報告全文看完，但在會上對報告作了兩點評价：“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在吳冷西的感覺中，毛澤東的兩點論盡管沒有展開，卻是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作了“破題”。4
吳冷西的感覺是有道理的：毛澤東以后的一系列思考与行動部署其實都是基于這樣兩個基本判斷。据李慎之回憶，原新華社副社長的陳适五當時就跟他說：“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懮”5
，這也是一個很深刻的觀察。所謂“喜”，是因為“揭了蓋子”，解除了長期壓在毛澤東頭上的“緊箍咒”。毛澤東后來在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中，就說到他一生寫過三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都“不是出于內心的意愿”，因為自己所要反對的“王明路線，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而且斯大林還一直視毛澤東為“半個鐵托或准鐵托”，“不僅蘇聯，就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有相當一些人曾經怀疑中國是否真正的革命”，這對中國共產党与毛澤東本人的壓力是可以想見的。現在，赫魯曉夫將斯大林的“蓋子”揭開了，毛澤東自然有“解放”之感，甚至稱之為“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6，最重要的是，從此，毛澤東可以放手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走自己多年夢想的中國，以至世界革命的“圣人”之路了。但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卻又使毛澤東覺得這是捅了一個“大漏子”。深知毛澤東的胡喬木曾經說過：“毛主席在很長的時間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其所受的“國際范圍內的集權制加上党內的集權制”的斯大林模式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因此，“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這對于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7
而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的“方法”，即生前處處順從，死后用突然襲擊的方式發難，全盤否定，大概也給毛澤東以極大刺激，由此形成的所謂“赫魯曉夫情結”，是預伏著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
正因為有了這一“喜”一“懮”，就有了毛澤東的一系列反應。大體說來，從１９５６年４ 月５ 日發表《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到１９５６年１２
月２９ 日《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毛澤東反應的重心有一個微妙的重要的變化。据參与起草這兩個文件的吳冷西回憶，毛澤東對“一論”作了四處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錯誤，并且指出產生這些錯誤是由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脫离實際和脫离群眾，違背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二是加強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一段；三是在有關中國党歷史上的路線錯誤段落，突出了兩次王明路線和建國后高饒反党集團；四是強調應以歷史的觀點看待斯大林”。這四點盡管含有為赫魯曉夫補“漏子”的意思，但重心還是支持赫“揭蓋子”。因此，毛澤東在最后作總結時，一再強調重要的是“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認為最主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并且重申“現在感謝赫魯曉夫揭了蓋子，我們應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不要再像過去那樣迷信了。... ...現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8
隨后，于４ 月２５ 日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４月２８ 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都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党人尋找“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的自覺努力和嘗試。9
前引与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談話，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出的。
但從十月以后，先后發生了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１１月１１日鐵托在普拉（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城市）的演說，指出斯大林的錯誤“是一种制度的產物”，“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种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引發了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激烈的論爭；而鐵托提出要反對“斯大林主義”，這大概更是給自命“斯大林”的毛澤東以極大的刺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又寫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据吳冷西回憶，在文章的醞釀、寫作与修改過程中，毛澤東把重心轉向了“捅了漏子的后果”，即所謂“全世界出現了反蘇反共浪潮，帝國主義幸災樂禍，國際共產主義隊伍思想混亂”，并且表示：“我們要硬著頭皮頂住，不僅要頂住，而且要反擊”。毛澤東還据此作出了兩個重要的判斷：“當前反蘇反共浪潮是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表現”；“當前的問題是教條主義還沒有肅清，又來了修正主義思潮，而且來勢凶猛”，因此，斗爭的“主要鋒芒是反對修正主義”，要“把斯大林這把刀撿起來，給帝國主義一刀，給修正主義一刀”。毛澤東還指示，《再論》“特別要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10
于是，就有了這樣的論述：“蘇聯經濟迅速發展的事實證明，蘇聯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產力的發展的，蘇聯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經濟基礎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文章還針對對國家計划管理的“官僚主義机构”的批評，強調“蘇聯經濟的高漲正是勞動人民的國家政權有計划的管理經濟事業的結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錯誤，卻很少同管理經濟的國家机關的缺點有關”。文章同時又提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也依然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种矛盾表現為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這种矛盾，雖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質的變革來解決，仍然需要及時地加以調整”。這都是回應鐵托的，大概就是“給修正主義一刀”吧。《再論》因此發出警告：“那些离開無產階級專政而高談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而反對無產階級，實際上是要求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在分析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原因時，《再論》還特別強調了“過去時期的匈牙利還沒有認真地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反革命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11
這背后所暗含的意思，人們也許要經過以后一系列的事變才能恍然大悟。
因此，《再論》雖然主要討論國際問題，但其國內的背景卻是依稀可見的。同年１１月１５日，毛澤東在八屆中央委員會二次會議的講話中，就提出了“里通外國”的問題，并且說這樣的人“高級干部、中級干部”中都有。高饒事件又被重新提起——其實毛澤東在斷定“當前反蘇反共浪潮是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表現”時，大概就想起了高饒事件，因為他早已斷定，高饒反党聯盟的出現，“是我國現階段激烈階級斗爭的一种尖銳的表現”，在他看來，國際与國內問題總是有內在聯系的，他也因此早已發出過要“准備對付（帝國主義發動的）突然事變，准備對付反革命复辟，准備對付高饒事件的重复發生”的警告。12
顯然在毛澤東的估計中，這三大危險在１９５６年的國際、國內形勢中，是更為嚴重的，必須認真對付。他甚至發出了這樣的自我警戒：“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13
這些話看似隨意說出，卻是更真實地道出了毛澤東內心的緊張，某种不安与隱懮，以后的种种舉措是可以從中找到某种心理動因的。因此，當他听到有“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提出了“大民主”的概念，就立刻敏感到這是代表了一种“思潮”，14
說“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并且也提出了對付的辦法，即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去反擊“資產階級大民主”，也就是開展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大搞階級斗爭，“狠狠地斗一下”。15
半年以后的反右運動其時已經開始醞釀于心，只不過人們一時未能領悟而已。同時，他也說：“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 16毛澤東一生對“官僚主義者”都無好感，他們也是他達到自己目的的阻力。他發動整風運動當然也含有借助群眾運動的力量來“整”一下“官僚主義者”的用意。但他區分得很清楚：“官僚主義者”是“人民內部矛盾”：毛澤東心里明白，自己的統治是從根本上离不開這些官僚的；而右派則是“敵我矛盾”，是他必除之而后快的。
到１９５７年在省市自治區党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就說得更為清楚。因為据說這時國內已經出現了一些“小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在講話中特意提到了石家庄一所學校，有“少數反革命分子”利用學生對畢業分配的不滿，煽動游行，要奪權電台，并高喊“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优越性！”的口號；毛澤東因此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螞蟻”存在在哪里呢？毛澤東有個分析：除“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這些“被剝奪的階級”之外，“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跟我們也是對立的”﹐“學生中跟我們對立的也不少”。對學生的“思想動向”，毛澤東似乎特別注意，并作了這樣的估計与分析：“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据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种情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在毛澤東看來，這些學生不過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党派”的代言人，“他們老于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么‘要殺几千几万人’、什么‘社會主義沒有优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既然客觀存在，但又“隱藏”著，并且遲早要引爆，不如現在就將其引誘出來，“讓他們唱對台戲”，“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毛澤東當時把這稱作“讓它暴露，后發制人”策略，17
其實就是后來著名的“引蛇出洞”的“陽謀”。到形勢已經明朗，要正式發動反右運動時，毛澤東就有了一個更明确的說明：“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党內，又在党外），不打胜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机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濃包），利益極大”。18
李慎之先生說得很對，這一“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起意于八屆二中全會而決策于省市委書記會議”。19 也就是說，到１９５７年１ 月，羅网已經撒下，只是如何“引蛇”，“蛇”又如何“出洞”的問題了。
這就說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當毛澤東已經對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引發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變動、大爭論，作出自己的國際應對（《二論》、《再論》）与國內部署時，尚不知就里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里的熱血青年，卻按照自己的理解、理想与意愿作出了獨立的，以后卻要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反應。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說，“關于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的報告既然是秘密報告，中共當然也不會公開宣傳，但是事實上中國人知道的范圍很廣。因為中央決定把朱德從莫斯科帶回來的譯文印成小三十開的小冊子，封面上題目都沒有，只印有‘內部材料．注意保存’八個字，隨《參考資料》發放。《參考資料》雖然只發到高級干部，但是并不算是机密刊物，也只是刊頭上印有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兩行字。因此這個報告的內容實際上傳播極廣。另外外文書店還發售美國的《工人日報》，上面也載有英譯文的全文，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競相購買，竟致把《工人日報》買光。尤其是毛主席當時一再發出要打防疫針，种牛痘的主張，《參考消息》由于他的旨意而由２０００份擴大發行到４０万份，每個大學生都可以訂閱。看來他并不反對讓這個報告的內容從各個渠道泄露出去。因此，這個報告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參考消息》不能登赫魯曉夫報告的內容，但是可以登各國的反應。”20而在北京大學這樣的校園里，自由、多元的傳統還在無形地發揮作用，如時為生物系的助教姚仁杰先生所回憶：“那時的學校對圖書的管制還沒有后來那么厲害和嚴密”，“好讀書而又想追求甚解”的老師和學生，也還能“偷得天火”21
。据鳴放時期校園內最活躍的北大百花學社的主要組織者人之一的陳奉孝回憶，當時北大數學系的助教任大熊從北大圖書館借出了刊載有秘密報告的《工人日報》，和陳奉孝、陶懋頎一起將報告翻譯了出來，在一部分同學中傳閱（后來他們三人都被打成右派，任大熊被判無期徒刑，在勞改對里折磨而死）。另一些同學則通過蘇聯和東歐的留學生多少了解了報告的內容。22
還應該提到的是，新复刊的《文匯報》連載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回憶錄，對過去竭力隱蔽的“斯大林時代”的社會生活的負面有真切的揭示，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她所引述的英國阿克頓勛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地使人腐化”，在當時引起了震動，以后更是不斷地被人們所引用。根据毛澤東的指示，鐵托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的演說与各國共產党的評論，都曾在中國報刊上公開發表；由于《再論》中談到南斯拉夫“在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中實行民主管理的試驗”，中國報刊上也有了一些相應的介紹：這些，都打破了蘇聯模式的一統天下，引發了許多獨立的思考。新的思想解放的運動開始在孕育中。
現在我們終于可以回到本文的主要討論對象林希翎這里來。林希翎曾因在１９５５年在《文藝報》上發表長篇文藝論文而引起廣泛關注，后又因為一篇与蘇聯權威雜志《共產党人》商榷的文章，遭到無端攻擊，她因而印發了《一個青年公民的控訴書》，得到時為人民大學校長的吳玉章及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的支持而獲平反。胡耀邦及《中國青年報》的主編遂派她作為特約記者到西北地區作調查。這一次調查，以及后來她在法院實習的所聞所見，都讓她看到了中國社會，特別是底層社會的种种弊端，她為之詫异不已：在此之前，她几乎是生活在“云端”，輕信人們告訴自己的一切，長久地沉湎在夢幻中；怀疑就這樣產生了。８０
年代她在接受采訪時，這樣談到自己的思想蛻變：“我原來沒离開過大城市，一下子到農村，到山區到玉門油礦，到甘肅蘭州都跑了一下，就完全感到農村生活，不像《人民日報》吹牛吹的那個樣子——電燈，電話，什么農民生活怎么好怎么好；有的苦得要死，也沒飯吃，我非常痛苦，我覺得要說。我們那個時候非常理想主義，想為人民服務，為了解放人民，我們才來革命的。結果呢，人民生活這么痛苦，我們在北京里過不錯的生活，在這樣的一种情況下，我對這些問題，就開始深思：究竟為什么？”23就在這個時候，她從自己的戀人（時為胡耀邦的秘書）那里，看到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鳴放時期，她在人民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這樣談到她當時受到的震惊：“對于斯大林過去我的印象是很好的，因為蘇聯電影与蘇聯小說我看得很多。當斯大林逝世時，我在部隊里戴上黑紗哭腫了眼，當最初听說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時，我想不通，也很生气。但當我親眼看到這個‘秘密報告’時，我才大為震惊，我感到我過去的眼淚都是白留了。還幸虧斯大林死了，要是再多活几年，還不知道要害死多少正直善良的蘇聯共產党人和公民。我感到對他在軍事上、農業上和對外關系方面犯的錯誤，都還可以原諒，只是在肅反擴大化這個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甚至也可以說對党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在感情上是不可原諒的”。24
“我感到我過去的眼淚都是白流了”，這上當受騙的屈辱、痛惜、悔恨后的清醒，讓人想起了魯迅《狂人日記》里那句著名的話：“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25
或許就在“不再相信眼淚”的這一瞬間，林希翎和她的同代人中的一部分，開始与幼稚、單純而輕信的“童年”時代告別了。斯大林的（還有中國的）肅反運動受害者的血，將所有的迷信，籠罩在蘇聯、斯大林、領袖、某种絕對理念与體制... ...頭上的神圣光圈，都顛覆，擊碎了。如姚仁杰先生在他的回憶錄里所說：“不同的思考和看法油然而生，有如翻江倒海，習慣性的信仰和被別人灌輸的一致性轟然動搖，連自己對自己也不那么迷信了”。
這里，或許可以插敘一段我個人的一些北大校園的親身體驗。我是１９５６年９ 月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的。在初入學時，還沉浸在響應党的“向科學進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發奮讀書，准備將來當作家、學者的夢境中，但接著而來的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 ...，卻打破了校園的宁靜。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半夜里，我們這些共青團員突然被從睡夢中叫醒，集合到大禮堂去看一部反映匈牙利事件的內部記錄片：那“反革命分子”將共產党員的頭挂在電線杆上的鏡頭，讓我們看得膽戰心惊。接著報紙上又發表了鐵托的講話，以及相關的爭論文章，還有關于南斯拉夫民主試驗的介紹... ...，對于我們，都是聞所未聞，一時，竟有無所适從之感。由此引發了莫名的內心騷亂，隱隱地感到，一個“校園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時代似乎正在逼近，但剛剛入學的我，似乎還沒有嘗夠泡在圖書館里的安适、閑寂的樂趣，于是，對即將到來的一切，既怀著期待，又感到不安。我的這种心境，或許与前述林希翎式的覺醒意識有所不同，但卻也是反映了思想大一統的局面正在發生動搖：連我這樣的并不關心政治，一門心思讀書的普通學生，也感到了變動的气息。而且不關心政治當時也是不被允許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后，班級与團支部都組織我們學習。我記得，當時爭論最激烈的，就是斯大林的錯誤的根源何在？与制度有沒有關系？在《再論》發表之前，這個問題，同學們私下就議論過。當時的權威觀點還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說法，即產生錯誤的原因是斯大林“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脫离實際和脫离群眾，違背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在當時的背景下，自然不會有人公開質疑這一党報也即党的觀點，但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是許多人心里都明白的。鐵托的演說直接了當地提出了制度的問題，就使怀疑顯得似乎更有依据了——由于鐵托曾受到斯大林的排擠和迫害，當時許多大學生都對他抱有好感。現在《再論》一方面明确反對鐵托的意見，但又承認“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環節上”存在“缺陷”：這非但沒有解除疑惑，反而更增加了思想的迷亂。在學習時，大家反复討論如何理解所說的“某些環節”上的“缺陷”：是哪些“環節”？什么是“根本制度”？這兩者的關系如何？... ...等等，都是說不清楚的。記得周揚還專門來作過一個報告，談及制度問題，大家听了依然覺得一頭霧水。
因此，１９５７年５ 月１９ 日，北大校園貼出第一批大字報，對于林希翎式的早已破除了迷信，開始獨立思考的先覺者，是蓄之已久的必然爆發：這正是他們期待中的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并且他們很快就將其命名為“５．１９民主運動”。而對像我這樣的普通學生，是既感到突然，又似乎在預料之中的。而且前述“制度”問題又很快成為校園內的爭論的焦點之一。各种意見或爭鋒相對，互不相讓，或互為補充、發明，突然展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思考的思想平台，讓人感到振奮；而各級党組織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保持了可疑的沉默，《人民日報》又拒絕報道“北大民主牆”，這就又增添了許多不安。林希翎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与气氛下，于５
月２３ 日登上了北大的講台。她以其特有的明快，一開口就提出“胡風是不是反革命”這個最敏感的問題，并且立即提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點明“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這樣就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所談到的斯大林的問題与中國的問題聯系起來：這正是犯了大忌。于是，她以后的所有論述都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針對中國現實的，這就注定了林希翎成為“不可饒恕的右派”的命運。她是這樣說的：“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樣的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作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斗爭”。她還說：“我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胜利了就要鎮壓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 ...人民群眾不是阿斗，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她最后以這樣一句話來結束自己的演講：“我們要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讓每一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26——可以想見，林希翎的這一番爆炸性的講話，會引起怎樣的反應，記錄稿中說，當場有人為她鼓掌，要求她簽名，也有人轟她，甚至遞紙條辱罵她。我當時也在現場，可以證實這都是事實，林希翎的演講确實把北大內部本來就存在的兩大派（反右運動以后就被划分為“左派”与“右派”）的爭論推向白熱化：我記得听完演講后，回到寢室，兩派同學還在爭論不休，有的甚至論戰了一個通宵。我自己倒沒有卷入爭論，是因為當時年紀尚小，林希翎提出的許多問題是原來沒有想過的，一時也想不清楚，覺得她的某些言詞似乎有些偏激；但同時又确實非常欣賞她的獨立思考，敢想敢說，認為無論她的觀點正确与否，她所提出的問題是應該認真思考的，而她的發言正是打開了一個新的思路，應該允許与鼓勵，而不能壓制，對那些轟她的人我是反感的，覺得這有違北大的民主傳統。——正是這一態度，使我后來被划為“中右”：這在當時北大學生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吧。
今天我們再來看林希翎當年的發言，有几點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她的演說是立足于一個基本立場的，即是她所說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這絕不是一种言說的策略、姿態，而是十分嚴肅的自覺追求。林希翎直到８０
年代還堅持這一點：“我是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种理想來對待的”；27 另一位５ ．１９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譚天榮當時就明确表示：“社會主義這是我們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從外面輸入進來。可是現在這些現象，我們反對的那些東西，不是社會主義本身，而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用哥穆爾卡的話來說，我們要反對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獄与欺騙的基礎之上的本國版的貝利亞主義”。
28 絕不能將５．１９民主運動視為“反社會主義的運動”，社會主義是那一代人的理想，這一點是不能含糊的：當年對包括林希翎在內的“右派”橫加“反社會主義”的罪名，是將斯大林式的、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模式視為正宗；今天我們也不能因其對斯大林式、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的批判立場，而將其看作是“反社會主義”。科學的態度應該尊重林希翎們對“社會主義”的獨立理解与闡釋：從林希翎的演說中，可以看出，她所追求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包含兩個基本內容，即“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与“社會主義民主制”。這几乎是當時絕大多數有自覺追求的右派的共同立場。因呼吁為胡風平反而很有影響的劉奇弟，在一篇闡述他對北大民主運動基本精神的理解的大字報里，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万歲”与“社會主義民主万歲”作結束，
29這恐怕不是偶然的。這樣一种社會主義觀，是帶有濃重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色彩的；而在毛澤東看來，這正是典型的“修正主義”。
有意思的是，林希翎們用他們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觀看斯大林式、毛澤東式社會主義，卻發現了“封建主義”，她在演說中，將其稱為“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她后來在北大的第二次演講及《我的思考》等文章中，有更具體的說明：在她看來，當時中國社會所存在的龐大的官僚机构，特權，等級制度，對思想、言論自由的壓制，對公民權利的剝奪，愚民政策，宗派主義，某些領導的“地主惡霸的作風”... ...，都帶有濃重的封建性，追其原因則是因為蘇聯与中國都是由封建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８０
年代，林希翎在追述自己當年的思想時說：“在１９５７年的演講中我還講過，為了和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相區別，對外來說我們自稱社會主義國家是可以的，但是從嚴格的科學意義上來說，不僅在中國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就連蘇聯也未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和蘇聯的社會制度的性質，還處在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中的過渡時期”。30
這一概括大體是符合她當時的思想實際的。
在林希翎１９５７年的演講中，還表現出強烈的人民主權意識，即她一再強調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人民作主”，“要把真實情況告訴人民，要徹底改革，要發動人民來討論，社會主義是人民的，不是党員的，應該讓全民盡情地提意見”。31
在她看來，對現有社會主義模式提出質疑，探討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都是在履行人民主權，發動民主運動的目的也是在于動員人民的力量來推動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實驗与徹底改革，而不是局限于少數人的，上層的，按照既定的旨意進行的“改良”。32
應該說，林希翎演說中的以上几個基本點，也是代表了許多校園內的右派學生的基本立場的。甚至可以說北大校園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問題所展開的討論，是圍繞她所提出的几個問題展開的。年輕的中國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33所關注的正是：什么是我們理想的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現實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与“社會主義公有制”方面出了哪些問題，又預伏著怎樣的危險？
關于社會主義民主，這是１９５７年中國校園內最大的熱點話題。百花學社的骨干、哲學系學生葉于生當時寫有《我看民主》的大字報，其觀點是有代表性的：“民主是先進的社會理想”，“民主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現階段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其本性說，要求它的上層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人們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權地位，是全民性的、新型民主的物質基礎，人們第一次有可能獲得發展個性，自由競賽的平等机會”，“社會主義民主是最高類型的民主”，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的。34
而另一位哲學系學生龍英華，則在他的引起轟動的大字報《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北大向何處去》里，明确提出一個綱領性的口號：“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應有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化”。35
而且論者強調，“５．１９民主運動”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試驗，目的是要“形成和發展這樣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蘇聯的形式，更不是販賣西歐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土壤中土生土長的民主制度”。36
而最讓這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深感困惑与不安的恰恰是，按其理想与本性應是民主化最有力的推動者的社會主義國家，卻在民主化問題上表現出一种“保守傾向”，使社會主義民主的“巨大潛能，迄今遠沒有充分展開”，甚至出現了剝奪人民民主權利的現象。37
在他們看來，１９５７年的中國對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破坏与危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制不健全、不嚴肅，民主權利沒有嚴格可靠的保證”，這正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三害”的“溫床”；
38二是“權力的高度集中”，即“共產党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与“對國家一切生活的絕對控制”，以及“國家高度權力的集中”。批評者尖銳地指出：“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于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确、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39
人們還這樣提出問題：社會發展与國家經濟發展的權力完全集中于國家，這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是否需要改變？”“將國家所有制形式變為歸生產者大家庭的直接民主管理的所有制”﹐“自下而上的建立起人民群眾的各种組織直接影響中央政權，并達到使‘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在它的發展中依靠社會主義的勞動人民的自由行動，而不是依靠國家的力量’”，這樣的體制改革，“是否值得考慮？”40由此而提出的是對民主的如下理解：“民主權利除了它的階級性以外，還有著全民性，即全體為剝奪公民權的人民對政府之約束，后者作為一种暴力机构，很容易傷害人民，人民必須用一种全民平等享有的民主權利來保護自己，來抵制政府可能采取的暴政”。41
——所有這些問題与思考，都是以民主討論的形式提出的；因此，討論中，有人特意重申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一句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用生命來保證你說這些話的權利”。42
這里表現出來的，是那一代的年輕人，對民主的渴望，以及對民主理念、精神、制度的探索精神，這是我們時隔四十多年仍能感受到并深受感動的。
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討論，則集中在“特權階級”是否有可能從社會主義體制內部產生，并如何防范這一問題上。問題是這樣提出來的：物理系學生沈迪克化名“談談”，寫了一篇題為《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的大字報，從留學生的選派、生產實習、畢業分配... ...等“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現象，提出“在新的時代”是否出現了“高貴等級”、“賤民階級”這樣的新的等級區分的疑問
43；這個問題十分敏感，自然引起了轟動与激烈爭論。后來又有一位名叫周大覺的理科學生以“談論”的筆名寫了一篇《論“階級”的發展》的文章，進一步提出了“隨著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這樣的論斷，并從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分配、社會地位等方面加以論證，還特別指出“官官相護”的現象表明“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44
后來，周大覺又寫了一篇《再論“階級”的發展》，特意談到他与一位歷史系三年級的同學黃良元的爭論。周這樣介紹他的論爭對手：“中共党員，有一定教條主義習气，誠朴，會思考一些問題的好同志”。据說，經過爭辯，雙方一致認為，“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得多。但我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如何保證公有制名副其實，就是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地分配。我們反對絕對平均主義，但目前的問題... ...是不合理的懸殊的差別。這樣，縱然占有公有，但實際上在分配過程中，無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勞動”。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不能“認為社會發展到公有制就万事大吉”，還必須“考慮如何更完滿，以及可能產生的新的階級分野”，“考慮如何防止党、政府工作人員不脫离群眾”，并“要有一定的制度來保證”。另一方面，他們也一致認為，這种政治、經濟、地位上的懸殊、不平等還處在發展中，矛盾“現在還不甚尖銳”，同時“制止它發展的因素也在增長，有自覺地自上而下的解決的可能性”。黃良元因此認為應稱為“人民內部矛盾”，而不必提到“新階級”的高度，周大覺則認為，“如果管理、分配、社會地位等問題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發展，而且基本上（已經）滿足‘階級’關系的定義”。45
當時，駁難、響應者都不少；但由于很快轉入反右，這類現實尖銳問題的探討，自然就被戴上“反党、反社會主義”的帽子而被扼殺，歷史也就錯過了一個机會。
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以后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回過頭來看當年的這些充滿憤激、懮慮的發言，不能不有一种沉重之感：因為，當這些敏感的熱血青年懮國懮民，慷慨陳辭時，他們并不知道我們在前文已經說到的事實：毛澤東早在半年以前，就斷定這些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出生的”，“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而且他們背后站著的是那些隨時准備复辟的“隱藏”的階級敵人，“這些學生娃娃沒有經驗，把什么... ...都端出來了”。46
這樣，當林希翎說到“不要以為共產党用整風的方法，采取改良主義的辦法，向人民讓點步就夠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的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47
當有的右派在大字報中表明這樣的立場和態度：“對一個人或一個政党，抱著毫不保留的態度而跟著走是很錯誤的，只要它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違反人民（的意志）了，就應該毫不留情地拋棄掉”48，當權者自然要視為“大敵當前”，對毛澤東則意味著，他要“引”的“蛇”与“螞蟻”終于“出洞”了。更為致命的，或許是右派的這些激進的觀點和立場，也是１９５７年的大多數大學生所不能接受或持有保留的。這里，不僅有當時大多數大學生還沒有從對党和毛澤東的迷信中解脫出來這樣一個基本因素，也還因為右派們所敏感到的中國社會矛盾，當時還處在一個萌芽階段，整個共和國還在向上發展，許多問題更是生活与思想都十分單純的一般大學生所難以體會的——其實，我自己當時就處在這樣的一個狀態；因此，我可以贊賞右派們的探索精神，但卻無法認同他們的觀點，最多只是承認他們的尖銳批判是一种“預警”，不加注意，發展下去“可能”有這樣的危險，卻不是現實的危机。在這种情況下，林希翎們號召要進行徹底的改革，就很難得到大多數大學生的響應，他們那些過于激烈的言詞甚至會引起反感。這都是后來的反右運動能夠得到響應的內在原因。魯迅說過，許多問題，敏感的文學家、知識分子“早感到了，社會還沒有感到”，這樣的“思想的感覺”的“相差”常常要“到三四十年”。49
這几乎是一切先覺者的宿命。
可悲的是，右派大學生們非但沒有听到前引毛澤東在１９ ５６年年底和１９５７年初所發出的那些警告，還听到了許多鼓勵民主的“激烈”言論。李慎之先生在他的回憶中，曾記錄了毛澤東當時在內部講話中的若干惊人之論，如“中央成立一個體制小組，專門研究如何划分權力”，“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學之處”，“蘇聯只有一個党，到底是一個党好，還是几個党好，看來還是几個党好”等等，50
這都可以說是典型的“右派言論”，可能是毛澤東的真實想法，也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但類似的言論通過不同途徑傳到林希翎們的耳里，就只能起到鼓勵，甚至是煽風點火的作用。至少是產生了兩個錯覺。一是以為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就是給他們這些“新社會主義的主人”51
以一個和毛澤東一起探討“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和發動民主運動的權利。——其實，不僅是這些涉世不深的大學生，就是李慎之這樣的有經驗的老革命也產生了類似的錯覺：他听張聞天談到“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大家都可以發展，不要只靠他一個人發展”，就真的“狂妄地”以為自己也可以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作貢獻了
52。這是真正地不懂中國政治的游戲規則：“發展”的權力，甚至“批判”的權力，都只屬于領袖，即使是高級干部，更不用說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也只有魯迅所說的“同意与解釋”、“宣傳与做戲”的義務，
53若要亂說，就有“僭越”之罪。同樣的話，領袖說了，是偉大的“發展”，小民們說了，就是“反党反社會主義”。１９５７年的真誠而天真的林希翎們不懂、甚至要硬闖這條中國的政治游戲規則，就遭到了滅頂之災。
而且他們還引毛澤東為同道。仔細閱讀１９５７年校園里的右派的言論，就會發現几乎所有的人，都對毛澤東抱有好感，甚至崇拜。即使是鋒芒畢露如林希翎者，談到毛澤東，雖也有批評之意，如說毛澤東在胡風問題上“犯了一點小小的錯誤”，但仍然把毛澤東与斯大林嚴格區別開來，強調“毛主席可貴的一點在于他有辯證的思想，善于發現錯誤，改正錯誤，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個人崇拜中國也有，但毛主席很清醒”。54龍英華在提出“現在是走誰的路，是斯大林路線和南斯拉夫的路線誰胜利的問題”以后，甚至作了這樣的判斷：“鐵托、陶里亞蒂、毛澤東、赫魯曉夫是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代表”。55
而且這似乎是當時許多右派學生的共識。譚天榮也是把“五．一九”運動看作是“全國范圍的整風——民主運動在北大的表現”，“而中國的整風——民主運動是蘇共二十大以來國際反教條主義運動的反映”；他說：“（我）不怀疑毛主席永遠支持我們”，并且說：“我們有責任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看來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處于十分困難的地位，我們有責任把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領導起來，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56
在他和他的同志的理解里，毛澤東發動的“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与北大學生所發動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是相互配合的，并且是“國際反教條主義運動”的有机組成部分；毛澤東本人与年輕的大學生們是心心相印的相互支援的戰友。這真是一個可悲的歷史大誤會：這些一相情愿的熱血青年哪里知道，毛澤東早已認定，“南斯拉夫的路線”是一個“修正主義路線”，鐵托、陶里亞蒂、赫魯曉夫都是修正主義分子，而他本人正准備舉起斯大林這把“刀子”，砍向國際与國內的打著反教條主義旗號的右派，以證明自己絕不是“中國的鐵托”：這正是他發動“整風運動”的目的所在。不懂得毛式政治的中國年青人終于為自己的輕信与天真而付出血的代价：這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
（二）
１９５７中國校園發生的這一切，一直處在中國最高領導層的密切注視中。林希翎在北大、人大發表演講以后，《人民日報》立刻被以“內參”的形式上報，劉少奇遂即作出批示：“極右分子。請公安部門注意”。57
可以說，從一開始，“無產階級專政”之劍已懸在林希翎的頭上。
其實早在１９５６年年底，林希翎就曾上訪中南海，卻因此引發了中南海內部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當時接待她的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代表，其中一位王文，是當年的地下党員，解放初期曾擔任過葉劍英的秘書，時為秘書室的負責人，就因為前后三次接待林希翎，并將她的意見整理上報，而在以后的反右運動中，卻被他的部下、后來在文革時紅極一時的戚本禹陷害而打成右派，并株連到家庭：妻子和一個孩子因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殺，可以說是家破人亡。連時為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也因為在反映林希翎意見的材料上簽了一個“閱”字，在反右運動中被迫作檢討。楊尚昆見戚本禹野心太大，想操縱運動，就想整他，戚便求助于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田告之于江青，江報告毛，毛澤東于是親自召集會議說，你們支持左派，還是右派，插紅旗還是黑旗？眾皆禁若寒蟬，僅一來自延安的女處長發言說匯報情況与事實不符，在文革期間，這位老干部竟被報复，腦部打成重傷。58
但中共党內高層中對林希翎表示贊賞的卻大有人在。如前所說，時為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在１９５６年底就過問過林希翎被無端攻擊一事；据胡耀邦１９７９年在宣傳部長會議上講話中回憶，１９５７年他曾和林希翎長談四小時，在林被捕時，他也曾表示過反對意見。中共元老、時為人民大學校長的吳玉章，更是對林希翎的才華与獨立思考極為賞識，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還抱病与之長談，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對林的處分，以至在開學典禮的報告中提到校內右派名字時，有意不提林希翎，引起軒然大波。還有一位元老、時為內務部部長，后來成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覺哉，也曾在家中多次接見林希翎，和她作廣泛交談。但卻無力阻止逮捕林希翎，只能借視察監獄之名，看她一眼。59
在反右運動中，這些關心過林希翎的中共中央委員們也難逃懲罰：由于他們在党內的地位与影響，當時尚不敢直接加以迫害，就將他們的部下与親人作替罪羊。胡耀邦的秘書曹志雄因与林希翎有戀愛關系，并犯有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泄露給她的“罪行”，被打成右派自不待說；吳玉章的外孫蘭其邦与謝覺哉的秘書吉士林，僅因為奉吳、謝之命給林希翎寫過信或帶過口信，也被打成右派，并同樣株連親人：吉士林被赶回老家當農民，老母上吊自殺，妻子被迫离婚，帶走了孩子：又是一個家破人亡。
60
林希翎案還株連到民主党派与文藝界、新聞界的許多人。１９５８年８ 月將其定為“反革命分子”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里，曾列有“被告... ...与譚惕吾、黃紹竑等右派分子相互勾結，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名”。譚惕吾和黃紹竑都是當時的民革中央委員和常委，是１９５７年的著名的大右派。譚惕吾是法律專家，她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曾大聲疾呼：“中國共產党必須遵守憲法”，主張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党；黃紹竑則批評“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這樣的“公式”，強調不能用強調成績來掩蓋錯誤，百分之二三的錯誤案件，在全國范圍內不知要造成多數人家破人亡。61
這在當時都是屬于“惡毒攻擊”的言論，就成了反右運動的主要靶子。但林希翎卻對他們的歷史与現實態度几乎是一無所知，据１９８０年她寫給鄧小平的万言書里所說，她僅僅在北京東四檢察院實習時，為辦一個案件，与作為全國人民代表來這里視察這個案件的譚惕吾打過交道，并無其他任何聯系。但為了說明“校園內的右派与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是相互勾結、上下呼應的”，就將她們硬拉在一起了：按當時的“革命邏輯”，只要是出于斗爭的需要，是否有事實根据是并不重要的。林希翎還談到，到１９７９年譚惕吾的右派被“改正”，又被任命為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但因為林希翎仍是右派，在她的所謂“改正結論”里，就仍然留了一個尾巴，譚惕吾始終未簽字。62
１９５８年林希翎《判決書》上還有一條：“被告与新社會上的部分反動分子，尤其是文藝界的一些反動分子——洪禹平等建立密切聯系，相互勾結，對党和國家的領袖及我党的文藝方針等進行了惡毒的誣蔑”。63
這又是一個冤案：洪禹平是北京市幻燈制片厂編輯部主任，因同鄉關系与林希翎相識不到半年，整風期間他已調往浙江，對林希翎在北大、人大講了什么，他根本不知道，卻也成了林案的“要犯”，連同他哥哥、姐姐一家人都打成右派。64
但林希翎与文藝界和新聞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倒确有聯系。据林希翎回憶，當時文壇的最高權威郭沫若讀了她所寫的《一個青年公民的控訴書》，曾當面表示贊揚与支持，并稱其為“才女”。時為《人民日報》主編的鄧拓，《中國青年報》的主編張藜群都對她十分重視，据說鄧拓還向她談到肅反運動中的一些內部情況。后來在文革初期，鄧拓成了“三家村”的頭目，戚本禹給他羅列的一條罪狀就是“極右分子林希翎最親密的朋友”，這又反過來株連到林希翎：不僅將在獄中的她戴上腳鐐手銬，關入緊閉室、黑牢達半年之久，而且把她的老母親抓來開万人大會批斗毒打。65
更令林希翎感到痛苦，也讓我們大為震惊的是，無數普通百姓也被株連。林希翎在《給鄧小平的万言書》里含淚寫道：“單單北京因同我的關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國各地則是不計其數。在我這批株連者中既有我相識的，直接接触過的首長、同志、戰友、作家、老師、同學和朋友，甚至還有大學里的工友，更多的則是我的根本不相識、從未見過面的北京和全國各地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這些株連者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內疚和痛苦。尤其因為我在反右運動初期犯過類似小說《牛虻》中亞瑟的錯誤。
66當校党委審查我和社會上与校內外友人的關系時，我是坦然地向組織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記和信件，因為當時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們都是沒有任何政治問題的，我同他們的友誼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會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問題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這些天真幼稚和對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牽連了一大批無辜者，凡是從我這里交出來的信件的寫信者，在反右運動中几乎很難幸免不當右派的（而其中還有許多來信都是從一些讀過我的文章給報刊編輯部轉來的讀者來信，和听過我的演講的听眾來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識的）。即使有個別的幸運儿在反右運動中得以‘瞞天過海’，‘蒙混過關’的話，那么在以后的政治運動中仍是混不過去，還是當了‘漏网右派’，還加上其他帽子”。67
王文在他的《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舉了一個例子：她的一個同班同學魏式昭（也是志愿軍轉業的），僅僅因為支部派她幫助和照顧林的生活，就被說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僅她自己被錯划為右派，連她的丈夫和遠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隊戰友，也統統被錯划為右派。68
這樣的株連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者，更不用說同情者，都是可疑的敵人，都要收入專政的羅网中。林希翎還談到，１９６５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監獄住院期間，一位叫張鳳云的小護士，出于同情，冒險為她發過一封請郭沫若轉給毛澤東的信和家信，不料當年將林希翎稱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轉退到北京市公安局，這位小護士立即被關押起來，當時她已經是兩個幼子的母親，一年后宣布開除團籍和公職，并不給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處上訪喊冤，毫無用處，文革結束后，北京市勞改局仍堅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者自然“有問題”。
69更有甚者，前引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對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結論》，仍然把“林希翎的這些言論和行動，在校內外造成惡劣影響，... ...使外單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著犯了錯誤”列為她的“罪名”，作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牽連的“外單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錯誤”，其罪魁禍首仍是林希翎，這就意味著，“株連”有理，甚至有功。這樣的革命邏輯是令人恐怖的。
最“致命”的，是株連家人与子女：丈夫無端地受排擠，精神大受刺激，孩子也受“左派”鄰居的孩子的打罵，回家問母親：“媽媽，為什么人家叫你‘大右派’、‘坏人’，又叫我‘小右派’？‘右派’是什么東西？”林希翎說：“我這個在各种批斗和毒刑前從未流過淚的戰士，在听到我的愛子向我提出這种問題時，忍不住抱著他放聲痛哭了”，“雖然我在政治上從來不吃后悔藥，對我所走過的道路無論是正确的還是錯誤的，我都從來不感到遺憾和悔恨，然而我唯一感到万分悔恨的憾事（也是不可饒恕的過錯），便是我悔不該結婚和生育啊！像我這樣當過‘大右派’、‘反革命’的人，乃是這個社會中政治上的‘麻風病人’，不可接触的‘賤民’，還有什么資格成家立業？有什么權利當賢妻良母？！這真是作孽啊！”70問題是，這樣的株連，是制服林希翎這樣的不屈的反抗者，維護“專政”的有效性的必要手段
71：這不僅是體現了一种倫理的殘酷性，更是體現了體制的殘酷性。這里，還要順便提及一個事實：据林希翎回憶：“我在大陸犯了反革命罪名坐牢，我的父親也在台灣被國民党以‘通匪’罪名，判刑坐牢，理由是我父親与我通信”。72
林希翎的特殊性在于，她的命運總是与中國高層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這里，就說到了對林希翎的“處理”。据林希翎在《給鄧小平的万言書》里所說，他与北大譚天榮的處分決定是經毛澤東批准的：“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當反面教員”。73
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７ 月所寫的《１９５７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也有過這樣的明确指示：“右派學生首領應予徹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當‘教員’”。74
也許就因為有了毛澤東這一指示，周恩來主持召開１９５７屆大專院校畢業生大會時，還特地讓林希翎參加，在講話中，也只說她是整風中“犯了錯誤”的青年。但据說北京市公安局于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已經整理好逮捕她的材料送北京市委審批，卻未立刻批准。据王文在《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中透露，１９５８年在中山公園開的一次聯歡會上，劉少奇問起林的情況，人大學生反映她不承認自己是“反党反社會主義”，沒有“低頭認罪”。劉少奇說：“那你們應當對她加強監督嘛”。不久，公安部長羅瑞卿就親臨人大，在党委召開秘密會議，宣稱“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她進行強制改造”。于是在１９５８年７
月２１日半夜將林希翎秘密綁架，投入監獄。開始還制造了一個純屬捏造的所謂“毆打監督她的學生宋津生”的口實，宣布對她只是拘留五天，又以“態度不好”改為十五天，最后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隨后判處十五年徒刑。75
至于公安部長羅瑞卿所說的“辦法”，一位半夜審訊林希翎的老情報人員因林表現不馴，在盛怒之下一語道破“天机”：“你看著罷！共產党還對付不了你這個老毛丫頭！我要讓你年青青地進我這監獄，而把你關到白髮蒼蒼，我要關你一輩子，我要讓你斷子絕孫！”76但連林希翎也准備“將牢底坐穿”時，毛澤東突然在１９７３年向時為北京市委書記的吳德問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釋放”了。77
但林希翎也依然逃不脫羅网，特別是１９７５年她到北京上訪，又獲得了一個“大右派找鄧小平翻案”的新罪名，被押回浙江，遭到了更殘酷的批斗。
當文革結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時，林希翎的平反卻阻力重重，原因是她無意中又卷入了中共的上層政治斗爭。一貫關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來信上寫了一段鼓勵的話：“向你致意，愉快地和過去告別，勇敢地創造新生活”。這里所表現出來的人情味卻不符合中國的政治規則，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一點上，胡耀邦与林希翎一樣天真。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長對林希翎所說：“他的批示對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問題倒可以解決，你找了他就麻煩了”。當時，党的高層中所謂“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爭正處于白熱化狀態，胡耀邦是一個焦點人物；在這樣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變成了一個敏感問題，蜚短流長，不逕而走。78
胡耀邦終于不能再過問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鄧小平仍然堅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這就必然要留下“樣板”：于是，中國的政治斗爭的“需要”，再一次選中了林希翎，讓她充當右派典型。
（三）
如林希翎在給鄧小平的万言書里所說，選中她做中國１９５７年的右派的代表与象征，也与她的思想、信念与性格有關。她自己對這頂“不予改正的右派”帽子的態度，是當仁不讓。就在這万言書里，她這樣說：“既然至今還把昔日的‘右派’分為兩類，并且把我划入了不能改正的‘摘帽右派’中，那么我不得不庄嚴地聲明：既然官方認為我的右派不是錯划的，那么也就沒有這個必要給我摘什么帽子，還是把右派的帽子給我戴回去的好。因為在中央文件中曾指出給右派摘帽的原因是右派們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和教育，現在都已改造好了，所以可以摘帽。人家那些‘摘帽右派’是否改造好了教育好了都能變成左派了，我不知道。而我必須鄭重聲明，我是根本沒有改造好，二十三年來，我對極左派官僚強加在我頭上的‘右派’、‘反革命’罪名，我是從來未曾低頭認‘罪’過和悔改過的。... ...１９５７年我公開發表的那些觀點不僅至今基本不變而且有了新的發展，因此我是一個頑固不化的根本沒有改造教育好的‘大右派’。在１９５８年７
月我被捕的前几天，當年的中央公安部長羅瑞卿... ...曾夸下這樣的海口：”像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留在你們學校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她進行強制改造... ...“后來我用自己二十三年的全部言行事實來對抗羅部長的鎮壓万能論和暴力迷信論，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和宣告了羅部長的預言的徹底破產和失敗。... ...一九五七年我當‘右派’是不自覺的，也始終不承認自己是‘右派’的。可是經過這二十多年殘酷的現實教育和改造，倒是有些弄假成真了。我終于發現那些禍國殃民的官僚、奸臣、民賊原來都是戴著‘最最革命’的左派和極左派的桂冠，那么我要救國救民就應該自覺地心甘情愿地當我的‘右派’好了。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代表党中央親自批示了我和北大的譚天榮二人的處分決定中有這樣一條：‘開除學籍，留校勞動，當反面教員’。既然是‘反面教員’，那就得請那些左派、極左派官僚來給我當‘正面學生’，洗耳恭听一下我的講課；既然是‘極右分子’、‘大右派’、‘右派代表人物’，那我當然要代表右派和替右派說話了。否則，不是徒背虛名嗎？... ...我有一個建議，請在政協或人大的代表中，也給我一個席位，就讓我當個專職的右派代表罷！因為這二十多年來在全党全國培養起來的‘左派’、‘極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經多如牛毛了，而且大多還享受著高官厚祿，那么留個把‘右派’當代表，有什么可怕的呢？何況我們現在對國際上的右派政党和右派人物不是都很歡迎，很感興趣，常打交道嗎？那么自己國內的‘右派’為什么不能得到起碼的尊重呢？既然不給我改正和平反，那我‘右派’、‘極右分子’、‘大右派’、‘反面教員’的角色就只好扮演下去... ...”。
79
林希翎甘當“右派”，并要當到底的這番自白，使我們產生了進一步討論的興趣：什么是“右派”？除了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形成了某些林希翎始終要堅持的政治觀點之外，還有沒有更加內在的“右派”精神，“右派”立場，“右派”气質、性格？
我們還要回到１９５７年林希翎在北大、人大的那些著名的演講那里去：那是她思想的起點与原點。她在一次演講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在大學里講課，提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時，總是說這是最好的社會。這個‘最’字，本身就是形而上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看只是一個社會階段。因此，他們的‘最’字，就是以形而上學代替了辯證法。”
“我對現實生活是不滿的，即使是五百年后出世的話，我也會不滿。如果對現實滿意的話，如何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人們對現實不滿是正常的，應該鼓勵對現實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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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這番話當時引起軒然大波。于是，她在《我的思考》一文中，重申這一觀點，并說了一句廣為流傳的話——
“猴子要滿意現實的話，那么我們現在都不會變成人”。 81
１９８５年，歷經磨難的林希翎，當有記者問她：“你覺得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應該扮演什么角色”時，她依然重申她的“不滿”論——
“不管哪一個國家，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定是批評政府、反現實的不滿分子。這种不滿應該是正常的現象。知識分子的使命就是要推動社會進步，就是要批評現實。一天到晚歌功頌德，粉飾天平，怎能進步？１９５７年演講時，我就談到了這一點，但共產党一听到你不滿現實，就認為你思想有問題，有反革命嫌疑，立刻給你扣帽子。合理的不滿是進步的，是社會發展的動力”。
于是，記者立刻想起了她的那句關于“猴子”的名言。 82
林希翎１９５７年的講話，還有一個貫穿性的觀點，就是絕不能干預人的言論、通信自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真話”，她進而號召青年們，不要學“世故”，不要“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我們要說話”，“要把真實情況告訴人民”。83
——這在１９５７年以及以后的中國，都屬于“反動言論”。但林希翎卻始終堅守這一點，并以為這正是她自己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在８０年代寫給鄧小平的万言書里，她總結自己反右后二十多年的苦難人生時，不無自豪地這樣說：“我的良心、道德和人性，都還未受到二十多年來，特別是這十年動亂以來，在我們社會生活中普遍滋長起來的爾詐我虞、撒謊成性、損人利己、整人為樂的政治微生物和趨炎附勢、看風使舵、投机營鑽、賣身投靠的歪風邪气所侵蝕和污染，使我在靈魂深處還能保留一片淨土，并在這片淨土上建筑了一個獨立思考和孤芳自賞的獨立王國，因而還能保持了畢生不說假話的一貫記錄。我是用自己的血淚言行去實踐了我的恩師——吳玉章校長生前對我的諄諄教導和唯一的遺訓：他希望我能做一個像他那樣從來不說假話，敢講真話的老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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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同時這樣談到自己的性格、秉性：“我這個人是少年紅色娘子軍出身，是彭老總、陳老總帶出來的兵，我的性格是心直口快，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嫉惡如仇，愛抱不平，剛正不阿，宁折不彎，天真幼稚，有勇無謀”。林希翎還談到自己即使身在監獄里，也“還是生活在我向往的公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夢幻里”，因而惹出了無數麻煩；“完全缺乏社會生活經驗和根本不懂人情世故”，“我行我素，以誠待人”，“像信任自己一樣信任一切人”，即使因此碰了無數“釘子”，既不悔也從不思改。85
林希翎永遠記得，在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后，一位讀者在來信中說她在整風運動中扮演了安徒生童話中《皇帝的新衣》里的那個三歲小孩的角色。林希翎坦然承認：“在政治上我恐怕永遠都只是個三歲小孩，這輩子長不大了”，“我被卷入那場政治風暴，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被推上歷史舞台，恰恰因為我當時不懂政治，尤其是不懂中國的政治，我從來沒有讀過《資治通鑒》這類古書。這也可以說這是‘歷史的誤會’，而且我這种人的气質和性格也決定了是根本不适宜搞政治的”86，
但一旦政治風暴來臨，她仍然會身不由己地投身進去。這都是因為她骨子里的“烏托邦情結”，她与生俱來的“堂吉訶德气”，決定了她必然要這樣“走火入魔”，這是她的宿命。而歷史的進步，也永遠需要這樣的“長不大”的“三歲孩子”，這樣的“歷史的誤會”，盡管對個人來說，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多：這正是顯示了歷史的殘酷。
在我的理解里，林希翎身上表現得極為鮮明与充分的這些特征：永遠不滿意現實，永遠說真話，永遠擺脫不掉的烏托邦情結与堂吉訶德气，正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右派”精神与性格。
87
我又想到了魯迅。五四時期，魯迅在《新青年》上，就寫過一篇隨感錄，題目就叫《不滿》，強調“不滿是向上的車輪”。 88魯迅還有一篇《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提出了一個“真的知識階級”的概念，并作了這樣的界定——
“要是發表意見，就要想到什么就說什么。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 ...
“他們對于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准備著將來的犧牲，社會也會因為有了他們而熱鬧，不過他的本身——心身方面總是苦痛的... ...”。89
顯然，我們這里討論的“右派”精神，与魯迅所說的“真的知識階級”的精神，是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或者說，是有一种精神的承接關系的：可以說，林希翎這樣的右派，正是魯迅所開創的２０
世紀中國“精神界戰士”譜系當之無愧的一個成員。90 ——林希翎本人也對魯迅有極高的評价：“我認為迄今為止，在中國歷史上，對封建主義的本質及其對中華民族和中國國民的危害性和劣根性認識得最透徹，剖析得最深刻，抨擊得最尖銳，斗爭得最堅決的，... ...是作為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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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林希翎成為右派精神的一個象征，更是因為她是把這樣的右派精神堅持到底的一人。也許正是因為她是未獲“改正”的一人，歷史也就造就了她，使她在８０
年代初絕大多數右派都被平反，歷史告一段落以后，她几乎是孤身一人地將右派的精神苦難史繼續譜寫下去，在２０ 世紀最后二十年中國与國際的复雜形勢下，將１９５７年所開創的右派精神，繼續堅持了下去。
我這樣說，是有充分根据的。就以本文一再引述的《給鄧小平的万言書》來說，盡管林希翎寫信的動因是希望借助鄧小平的干預解決她的右派“改正”問題，但卻沒有歌功頌德，不僅對鄧小平的反右“必要論”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而且對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現實仍然表示不滿，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和警示。例如她說：“這些年逐漸產生了一种新的官僚資本主義，其特點是在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形式下，利用官僚的政治權力，對生產資料的實際支配權和分配中享有的各种特權（如高薪鐵飯碗、貪污、受賄和各种形式的免費和低費特供等等），最大限度地榨取勞動人民的剩余价值”；她還提醒說：“在中蘇關系惡化后我們同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改善關系了，這是非常有必要和正确的。但是也須防止對美國又來一個‘一邊倒’。苦難的中國人民吃夠了對任何一個帝國主義‘一邊倒’的錯誤的極端化政策的苦頭。‘一邊倒’就勢必會使中國不知不覺地喪失獨立和主權”。92
這些話，在當時及以后的中國，都是無人敢講的。
１９８３年，林希翎到了香港，１９８５年又來到台灣探望离別許多年的父親。人們以為她會對台灣大加贊揚，卻不料她一開口劈頭就拒絕了台灣當局強加給她的“反共義士”的頭銜，斷然表示“如果要我發表反共聲明為條件的話，我宁愿回大陸去坐牢”，并以她所特有的坦率，直言對台灣的不滿：“台灣的生活比大陸高，許多地方的毛病則差不多”，“在這里听你們唱一個調子：‘反攻大陸’等等反共八股，實在讓我討厭死了！這里的新聞封鎖，也把我腦袋都憋死了！”她立刻投入到台灣爭取民主運動中去，并且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如她自己所說，“我在台灣的這次‘民主假期’中的大鳴大放，之所以會在台灣同胞心中激起如此熱烈的反響和這樣的奔走相告，就正如我在１９５７年在大陸的大鳴大放中的情形完全一樣，并不是在于我有什么新發現和新創舉，而完全在于我講那些別人不敢講的真話。在大陸和台灣的國共政治生活中，我始終還是扮演了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三歲小孩的角色”。后來林希翎臨時去香港，國民党當局遂借机禁止她再入台灣，林希翎終于成為兩岸都“不受歡迎”的人物。93
——這里，還有一個插曲：据林希翎說，她到了台灣以后，“曾有多少人來開導我說，海外有很多學人在兩邊跑，兩邊討好，兩邊都當貴賓，他們來去自由。有人就說：‘林希翎，你怎么弄得兩邊不討好，那么笨’”；林希翎的回答是：“我本來就不想討好（兩邊的）那些官僚”，94
這也可以說是本性難移吧。
她后來定居法國，沒有安分几年，當歐盟出兵科索沃，她又站了出來，參加反戰運動，發表了許多激烈的言論，和法國當局与當時的輿論主流相對抗，又成了不合時宜、不受歡迎的人物。以后，台灣民進党執政，林希翎當年曾支持過他們反對國民党獨裁的斗爭，因此被邀參加陳水扁的總統就職典禮，她還是實話直說，公開發表演說，反對“台獨”，又与新任台灣當局不歡而散。——她恐怕与任何當權者都是無法合作的：這是一個永遠的反對派。
２０００年８ 月４ 日，當她气喘吁吁地爬上三樓我的寓所，出現在面前時，我簡直不敢辨認：這就是１９５７年５ 月２３日那個難忘的夜晚，我站在遠處看見的那個意气風發的，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程海果（林希翎的本名）嗎？此刻，她是多么的疲憊和衰老啊。但她一開口，還是聲音洪亮，滔滔不絕，眉宇間依然流露出高傲与倔強：林希翎還是林希翎！但在談到１９５７年的那個夜晚時，她卻說：“那次來參加辯論會，本來我只是准備听听的，沒想到會議主持者突然宣布要我講話，我毫無准備，上台就講開了，一上了台，這一輩子就下不來了”。接著她向我介紹了這些年的遭遇，在談到她因為獻身于社會運動，無暇照顧自己的孩子，其中一個患了懮郁症，終于跳樓自殺時，她流淚了，只是說自己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 ...。最后，她長嘆一聲：“我現在真的是家破人亡，無處可去，一切都沒有了”。我無言以對，只在她帶來的留言本上寫下“相濡以沫”四個字；她則以《林希翎自選集》一書相贈。她突然站起來，說要走了；但走了几步，就走不動了。于是，在我家的長沙發上躺了下來，休息了很久，才恢复過來。我留她吃了一頓便餐，因為有一點家鄉菜（我們都是浙江人），她吃得很香，我心里卻有股說不出的味道。她終于走了，那步履蹣跚的背影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上。... ...
正是這永?的瞬間記憶驅使我寫下了這些文字。我此刻仿佛還看見那步履蹣跚卻永遠向前的背影；而且想起了因准備此文而看到的毛澤東的一句話：“我看頑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95
這正是林希翎的不幸，也是她的光榮：在當代中國，林希翎這樣的人，已經是“稀有品种”，十分難得了。
1﹐ 轉引自《天下第一沖的林希翎》，《林希翎自選集》，２９２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2﹐ 《中共中國人民大學委員會對林希翎右派問題的复查結論》（１９７９年７ 月４ 日），《林希翎自選集》，８４——８７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3﹐ 据薄一波回憶：后來蘇共中央曾派米高揚乘專机送來報告文本；但薄一波未說明具體時間。見《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上卷），４７２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4﹐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１——５頁，新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5﹐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時候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２０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 毛澤東：《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１２６頁，１２０頁，１２２頁，１２７頁，《毛澤東文集》７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7﹐ 胡喬木：《〈歷史決議〉中對“文化大革命”的几個論斷》，《胡喬木文集》２ 卷，１４７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8﹐ 吳冷西：《憶毛主席》，８——１０頁，新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9﹐ 當時周揚在文學講習所的一次講話中，就明确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提出，“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提出對斯大林的批評有關。... ...我們不否認對于斯大林的批評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亂。但這個混亂現在看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獲。我們是在這樣一個狀況下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周揚文集》２
卷，４０５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10﹐ 吳冷西：《憶毛主席》，１６頁，２２頁，２５頁，２７頁，新華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11﹐ 以上引文見《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收《胡喬木文集》１ 卷，５０９頁，５２０頁，５２０頁，５１９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1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党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５５年３ 月），《毛澤東選集》５ 卷，１４０頁，１５３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3﹐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党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 日），《毛澤東選集》５ 卷，３２１頁，３１９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4﹐ 參看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１１８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5﹐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党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５ 卷，３２３——３２４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6﹐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党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５ 卷，３２４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7﹐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党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５７年１ 月），《毛澤東選集》５ 卷，３３２頁，３３８頁，３５１頁，現３３頁，３５５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8﹐ 毛澤東：《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毛澤東選集》５ 卷，４３２——４３３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19﹐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２５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0﹐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１７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1﹐ 參看本書《人的尊嚴，頭腦和權利——讀姚仁杰先生的回憶錄》有關分析。
22﹐ 陳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風反右運動》，《沒有情節的故事》，５０３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２０１年版。
23﹐ 《林希翎自選集》，２１９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24﹐ 《林希翎自選集》，１３５——１３６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25﹐ 魯迅：《狂人日記》，《魯迅全集》１ 卷《吶喊》，４２２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26﹐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５１——１５４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7﹐ 《林希翎自選集》，２３０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28﹐ 譚天榮：《我們為了什么——再致沈澤宜》，《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６３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29﹐ 劉奇弟：《論當前整風——民主運動》，《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１９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參看拙文：《劉奇弟：胡風冤案中一個不應忘記的名字》。
30﹐ 《 林希翎自選集》，２４——２５頁，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31﹐ 林希翎：《我的思考》，《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６５頁，１６３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１９９８年版。
32﹐ 參看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在北大的第二次發言》，《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５３頁，１５５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3﹐ 作為百花學社骨干之一的楊路在反右開始以后的《最后的宣言》里，表示自己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要堅持“作一個正直的人，堅持作一個共產主義者”。文見《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２２３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4﹐ 葉于生：《我看民主》，《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４０——１４２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5﹐ 龍英華：《“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北大向何處去”》，《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３２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6﹐ 陳愛文：《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０１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7﹐ 葉于生：《我看民主》，《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４２頁，１４１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8﹐ 葉于生：《我看民主》，《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４２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9﹐ 王書瑤：《高度集權是危險的》，《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２０４頁，２０７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0﹐ 應成旺：《爭取社會有九十度轉變——三害根源及防止辦法》，《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２３７——２４８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1﹐ 楊路：《最后的宣言》，《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２２２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2﹐ 張景中：《在１９５７年６ 月２６ 日報告會上的發言》，《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７０ 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在鳴放時期產生了很大影響的蕭乾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也引述了這段話，并且說：這句話“意味著：一個人說的話對不對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說出來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說不對的話，是對任何憲法的嚴重考驗”。文收《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０３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3﹐ 沈迪克（談談）：《談談無階級社會中人的等級》，《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７４——１７７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4﹐ 周大覺：《論“階級”的發展》，《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６７頁，１６８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5﹐ 周大覺：《再論“階級”的發展》，《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７１——１７３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6﹐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党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５７年１ 月），《毛澤東選集》５ 卷，３５１頁，３３３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47﹐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５３頁，１５４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8﹐ 王書瑤：《高度集權是危險的》，《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２０６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49﹐ 魯迅：《文藝与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７ 卷，１１７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50﹐ 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２１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李慎之在《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文中，還回憶說吳冷西曾對他說：“毛主席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說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１７頁），這自然是在極小范圍內說的，一般不會傳到社會上去。
51﹐ 這是北大右派學生中的一位活躍分子錢如平在《論階級的發展》一文中的自稱。文收《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８３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2﹐ 李慎之：《大民主和小民主》，《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１７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3﹐ 參看魯迅：《同意和解釋》，《魯迅全集》５ 卷《准風月談》，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宣傳与做戲》，《魯迅全集》４ 卷《二心集》，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54﹐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講演》，《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５７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5﹐ 龍英華：《世界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北大向何處去》，《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３２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6﹐ 譚天榮：《第四株毒草》、《救救心靈》、《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４１頁，５７頁，３４ 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7﹐ 《林希翎冤案內幕》，《林希翎自選集》１４３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58﹐ 參看林希翎：《我与王文》、《林希翎冤案內幕》，《林希翎自選集》，９０頁，９３頁；１５５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59﹐ 在《林希翎冤案內幕》一文中，還有這樣的一條材料：?据劉少奇前妻王前說：劉伯承元帥看到林希翎演講后也大叫好樣的?。因無其他旁證，姑錄于此，以備考。見《林希翎自選集》，１４５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60﹐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并參看《林希翎冤案內幕》，《林希翎自選集》５３頁，５４頁，１４５頁，５１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61﹐ 轉引自朱正：《１９５７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１２５頁，７５頁，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62﹐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４７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林希翎在《万言書》中，未談及她与黃紹竑有什么關系。
63﹐ 《林希翎自選集》，１３０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 年版。
64﹐ 王文：《為林希翎冤案呼吁》，原載１９７９年６月１ 日《人民日報》內參《情況匯報》。轉引自《林希翎自選集》，１５２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65﹐ 《林希翎自選集》，４９頁，１５５頁，１８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66﹐ 《牛虻》是英國作家伏尼契的小說，對林希翎這一代人影響極深。亞瑟是小說的主人公，因輕信神父而泄密，使許多青年意大利党人被捕。
67﹐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４７頁，５０——５１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68﹐ 《林希翎自選集》，１５１——１５２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69﹐ 林希翎：《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４９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0﹐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６２——６３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1﹐ 林希翎在給鄧小平的万言書中，還說了這樣一番極為沉重的話：“老實說，非常慚愧，我的勇敢精神從出獄以來，已經大大削弱了。為什么呢？唯一的顧慮就是株連法。株連父母還可忍受，因父母反正年老了，總要死的；株連丈夫，也有辦法解決，可以离婚。最難忍受的是株連我二個年幼的愛子。對于我這种人來說，不能自由地說真話，不能為民請命和繼續探討真理乃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可是由于我屁股后面拖著兩個小蘿卜頭，就使我失去了戰斗力和勇气。每當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想披荊斬棘，突破禁區和向前沖時，就會听到耳邊響起我二個幼子的呼喊和嘶叫聲：‘媽媽！媽媽！我們不能沒有媽媽！’... ...”。《林希翎自選集》，７８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2﹐ 《林希翎自選集》２０２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3﹐ 《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７６ 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4﹐ 毛澤東：《１９５７年夏季的形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６ 冊，５４６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75﹐ 《林希翎自選集》，１４３——１４４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6﹐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６１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7﹐ 《林希翎冤案內幕》說：“１９７３年毛澤東下令釋放林希翎的原因和真相至今尚不清楚，有兩個傳說，一是毛在會見某外國代表團時，客人問到林希翎的情況，毛從下屬口中中才知道林已被捕，并下令放人。另一說法是，不知為何他向吳德打听林的情況，知道林被捕判刑后表示很气憤，認為林還年輕，很能干，是有用之才，指示立即釋放，安排工作”。《林希翎自選集》１５６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8﹐ 据《林希翎冤案內幕》透露：“胡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說五七年同林希翎談過四小時的話，便傳成現在的‘胡耀邦接見大右派林希翎，談話四小時’；因五七年林与胡的秘書有過戀愛關系，便又造謠說胡和她有特殊關系，不然為什么向大右派致意，對她如此關心，等等”。《林希翎自選集》，１６３——１６４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79﹐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３８頁，７５——７７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80﹐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發言》，《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５６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81﹐ 林希翎：《我的思考》，《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６２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82﹐ 《天下第一沖的林希翎》，《林希翎自選集》，２９７——２９８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83﹐ 參看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我的思考》，《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運動》，１５２頁，１５４頁，１６３頁，經濟日報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84﹐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３８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85﹐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３８頁，３９——４０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86﹐ 林希翎：《我只有三歲》，《林希翎自選集》，１９１——１９２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87﹐ １９５７年另一位影響很大的右派劉賓雁，也這樣說到自己：“不知為什么，我這一生几乎沒有一個時候對于我環境或對于我自己完全滿意過，總覺得似乎少了一點我所需要的東西”。他還這樣談到自己的永遠不改的“毛病”：“我把我見到的所有人都當作好人予以輕信并傾吐衷腸而無任何戒備的毛病，此后也沒有改”。見《劉賓雁自傳》２１頁，３２頁，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版。
88﹐ 魯迅：《隨感錄．不滿》，《魯迅全集》１ 卷《熱風》，３５９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89﹐ 魯迅：《關于知識階級》，《魯迅全集》８ 卷《集外集拾遺補編》，１９０——１９１頁，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90﹐ 魯迅是在寫于２０ 世紀初的《摩羅詩力說》中首先提出“精神界戰士”這一概念的；我在《“精神界戰士”譜系的自覺承接》一文中有過具體分析，可參考。文收《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汕頭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91﹐ 林希翎：《給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３１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92﹐ 林希翎：《給現鄧小平的万言書》，《林希翎自選集》２６——２７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93﹐ 《林希翎自選集》，２９３頁，２０５頁，２１６頁，２８８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９８年版。
94﹐ 《林希翎自選集》，２１０頁，香港順景書局，１９８５年版。
95﹐ 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５ 卷，１５５頁，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