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才是合理的
—我看“2005年成都國際詩歌節”的夭折与轉向
何小竹
關于這次詩歌節如何策划，如何展開，最后又是怎樣夭折，被迫轉向，种种戲劇性的情節，我想策划人翟永明的文章里已經說得比較清楚了，在此不作复述。作為這次活動的參与者，自始至終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小翟的助手”，主要責任是她在承擔，很多具體事務也是她和另一個助手戴姐在做。這樣，我得以相對冷靜地觀察了事情演變的一些環節及其隱含的意義。當最后一切努力均告失敗之后，我對小翟說，搞不成比搞成了的意義還大。這既是一句安慰話，同時也是我真實的想法。
先假設搞成了的意義。成都作為一座有先鋒詩歌歷史的城市，能夠在民間資金的支持下，舉辦一個時間上有連續性，操作上接近國際規范的詩歌節，對于這座城市的形象無疑是正面的。這其實跟市政府打造“城市名片”策略并不違背。同時，對詩歌在今天的狀況及問題也有了一個展示和討論的平台。而策划人惟一的一點“私心”是，她有一系列關于詩歌与視覺藝術結合，与大眾展開多向交流的构想和計划，想要有所實施，其動机就像任何一個藝術家想要完成自己的一件作品一樣。這就是假設中的搞成了的意義。我們除了自己的寫作，總得做點什么，為詩歌，為這個城市，為自己還沒有完全“熄火”的夢想。
但是，“終于使我周轉不靈”，就像小翟自己的一首詩歌標題“預言”的那樣，事實讓我們醒悟，我們過于樂觀和天真了。我們的樂觀和天真來源于我們對現實的政治生態、文化生態乃至人際生態的錯誤估計。首先是這几年全國如北京、廣州、上海等大城市頻繁的以詩歌節命名的詩歌活動，讓我們誤以為在成都辦也是順理成章的。不僅我們，很多人都想不通，為什么其它地方都順利搞成了，成都卻搞不成？其實，我們只要了解一下實際情形，其它城市又搞成了什么呢？正如詩人唐丹鴻在一篇文章中表達的看法，那樣的詩歌節跟詩人沒多大關系，甚至跟詩歌都沒多大關系。詩人看起來是出場了，卻是置身于一個完全异質的空間，其實是更加的不在場。說得不好听一點，在這樣的場合里，詩人就像走台的模特，詩歌則像挂在場內的气球。整個一個廣告的載體。如果從出錢的商家的角度考慮，這樣的效果似乎也是合理的。是啊，人家憑什么要為詩歌埋單呢？
那么，成都詩歌節的夭折，是不是因為在操作上沒有遵循商業規范，過分藝術，過分“詩人化”了呢？也是，也不是。确實，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有遵循一些行政程序和商業規范。尤其在形式設計和受邀詩人名單上，考慮“不周”。官方色彩很薄弱，御用詩人几乎一個都沒有。而那些搞成了的詩歌節，在有老板埋單的前提下，大多是与某某詩刊或某某作家協會挂鉤聯名的。同時，在其它城市，“地下詩人”与“地上詩人”的分野并沒那么清晰和突出。至少是在參与上照顧了各方的“情緒”。而這一點，成都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先鋒詩歌運動以來，其“我們”和“他們”的區分就一直存在。個別不在名單上的人，要以匿名信的方式，引起有關方面的警覺，触動其過去就有的那根敏感的神經，從而導致強力部門的干預，是太正常不過了。不是沒想到這一點，而是想得不夠，或不具體。再說，小翟如果將她視為作品的，在其間融入了濃厚詩歌理想的詩歌節，搞成一個“政協”式的，抑或廣告式的會場或秀場，那也就不是小翟和我們要搞的詩歌節了。
因此，失敗是必然的。而且，從后來的轉向，由一個預設在數千平方米展館內的詩歌節，變為擁擠在僅有數十平方米酒吧里的詩歌朗誦會，現在看來，也是合理的。當初定下的這次詩歌節的主題是“詩歌在今天”，通過這一失敗（也包括別處的“成功”），而獲得了真正的意義。即，被曲解，被利用，被忽略，被嫉恨，被取消，這些都是“詩歌在今天”的題中應有之義。我記得，在听到被取消的消息時，遠在北京的詩人尹麗川在電話上先是難以置信，接著以玩笑的口吻說，沒想到詩人在今天還會引起如此的“重視”。
确實，我們不被“重視”已經很久了。我們自己都越來越不“重視”自己。這都是因為，作為詩人，我們并非天生喜歡對抗，喜歡那樣的“重視”。當“生態環境”變得緩和或者模糊的時候，我們自然也緩和、模糊起來。我們甚至為“詩歌終于回到了應該在的位置（即詩歌本體）”而松下一口气。有時候，當面對某种似曾相識的場景時，我們還會為自己當時的過于敏感和過于原則而在事后感到羞愧，并以“矯情”自嘲。但失敗卻讓我們回到了現實。事實上，是“我們”對“他們”的“重視”不夠。
我很遺憾尹麗川沒能來到白夜酒吧的朗誦現場。就是在這种逼仄、擁擠、燈光昏暗、充溢著汗味的空間里，詩人与讀者（听眾）近在咫尺，听得見彼此的呼吸，看得見對方的眼神，詩句的發生和接受以及回旋与記憶，才是可能的。作家洁塵在事后的一篇博客帖子里特別提到，詩人柏樺當晚朗誦的一首《在清朝》喚起了她對青春的回望与感動。
這就像一种電波，自然有相應的接受頻率。這也讓我意識到，詩歌及其寫詩的人，永遠是我們這個世界的“陰暗面”。當然，這要看你是什么樣的詩人，寫的是什么樣的詩？
2005年12月於成都
何小竹：詩人， 成都詩歌節詩歌集《詩歌在今天》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