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放寒假我去了北京。一年前，我离开干了九年多的自行车修理铺，考进天津大学力学系。选择力学专业并非自愿，而是与我家庭背景有关。从小时侯起，每当别人高谈阔论革命，我就感到自卑，深知自己只是二等公民。报考大学时，我父母明知我的兴趣所在，却坚决反对我报考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文科。上了大学，我很快就从数学公式物理习题转向文学名著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人的内心自有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
1978年年底1979年初，自北京到全国湧动着一股暗潮，各种力量在暗中较劲。西单民主墙成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外地人来北京都要先去“瞻仰”。那里人山人海，大字报和各种油印小报贴在灰色砖墙上。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踮着脚，穿过众多脑袋的夹缝，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还用小本把整篇整段抄下来。
我忽然看到一份名为《今天》的油印刊物，也贴在西单民主墙上，都是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我被它强烈吸引住了，一口气读完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至今都不明白，为了读一份油印刊物，我是怎么在北京寒冷的街头一连站了两个小时的，依稀记得，离开时腰酸背疼手脚冻僵。
最令我震动是那些诗篇，署着北岛、芒克、舒婷等人的名字，读时不禁热血沸腾，我立刻得出结论：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诗。
我自幼爱诗，背过唐诗宋词，读过雪莱，拜论，普希金等人的译作，初中就订阅《诗刊》。而眼前这些诗，更深地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那是灵魂深处的躁动、喷发，可感知但不可言传。原来诗是可以这样写的，或许这就是它本来应有的存在方式。我后来也写了些诗，有很深的模仿痕迹，比如在一首组诗中，以“恋”为题仅两行：“山岗上那扇忧伤的玻璃窗/苦苦挽留坚决离去的夕阳”，就是模仿北岛的《太阳城札记》和芒克的《十月的献诗》。我为找到了老师而兴奋不己。
回到天津，见到老朋友张小海，他是海默的儿子，也喜爱文学。一见面，我迫不及待讲述了在北京民主墙上读到的《今天》。他说：“你想认识北岛吗？我可以介绍你认识。”这简直难以置信。几天后，我怀揣张小海写的纸条又去北京，来到东四14条76号。那时没有电话无法预约，幸运的是，就在那儿遇见了北岛。我没有出示张小海的“介绍信”，因为对《今天》的一片衷情就是最好的介绍信。
记不得初次见面都谈了些什么，只记得他真诚的态度，让我感到他对我的信任。他认真地听我说话，有时问问题，让谈话自然而然继续下去。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友谊持续了30年。2007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做眼睛手术，无人照顾，北岛听说后多次表示要从纽约专程来照顾我。手术前几天他发来电子邮件，标题是“护工报到”。这种友情多让人感动。
认识北岛后，我一有空就会去北京。关于76号，己被很多人写过，我只想讲讲我在那儿经历的几件事。
76号既是编辑部又是接待站，汇集着各路人马，有常客有初访者，志愿者中还有些漂亮活泼的女孩。我是个局外人，除了北岛、芒克，谁也不认识。而我与芒克始终没能熟起来，与他单独相处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我没话说，又不想走，倒是芒克的女友毛毛给我解围。她漂亮、快乐、爱说爱笑，总是找话跟我聊天，我就跟遇见救星似的。时至今日，我和毛毛都有来往。
《今天》头两期，我是在民主墙和76号买的，后来就开始订阅。把钱汇去，邮局会把卷成园筒状的刊物寄到我家中，从未延误，比现在那些大公司的“售后服务”好多了。像《今天》这样由一帮年青人办的地下刊物，在全国各省市发展到五六百个订户，并按时收征订寄杂志，管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在当时的高压下，简直是奇迹。
有一次，大家在76号围坐聊天，七嘴八舌，我坐在角落里旁听。他们谈到最近院里的“小脚侦缉队”加强了监视，让我想起每次穿过弯弯曲曲的通道，那些中老年妇女斜眼看我时的神情，鬼鬼崇崇的。看来在艺术与强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那是无法消除的，构成人类存在荒谬的部分。
那时我正在天大读书，每隔一两个月去趟北京。有一次，北岛对我说：“今天我们正好有作品讨论会，你跟我去吧。”作品讨论会每月定期在赵南家举办。那是四合院中一间很大的客厅，傢俱不多，显得空荡荡的。前些日子在香港见到赵南，问起他那屋子有多大，他说：“也不大，就20多平米吧。”可按当时的标准，那简直是一种奢侈了。那天晚上至少来了四五十人，人很多，但很安静。一个人念自己的作品时，大家认真聆听。念完后有人举手发言，说说他的意见，间或有争论，若有人发言过长，北岛就出来说几句，做个小结什么的。看得出来，大家对北岛心悦诚服。那天讨论的几篇都是小说，无论题材和写作方法，与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都大不一样。发言的水平似乎也很高，不时引用一些我从听说过的西方文学理论。我以前只有在小说中得知有文艺沙龙，身历其境，既新鲜又兴奋。
《今天》诞生在文革结束后的北京不是偶然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说过：“文明是在‘压力‘、’苦难‘和‘处于不幸地位’的条件下产生的。”他还说：“最有剌激性的挑战应在强度过分和强度不足的中间这一点找到。”在这个意义上，创办《今天》的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谓天时，即从专制到开放的转折时期；地利，即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人和，即人心所向。
后来北岛去《新观察》杂志社上班，我常到位于王府井的办公室找他。他放下手中的活儿，离开办公室，就跟我站在附近的大街旁或商场角落聊天。那时没有茶楼，也没有星巴克，但一点儿都没有影响我们的兴致。
有一次，他告诉我公安局勒令《今天》停刊，看我有些担心。他轻松地说：“我们换了名称，叫‘今天文学研究会’，已出了一期内部交流资料，他们没管。”
1981年年初，形势越来越紧，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是专门对付民刊的。有一天，北岛在王府井大街上对我说：“公安局最近老找我麻烦。”“但愿没什么大事儿吧？”我问。他像往常那样平静地说：“我已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进去。民主墙的很多人都进去了。”我说：“你们办的是纯文学杂志，跟他们不一样吧？”他说：“没什么不一样，我早有准备，芒克他们也有准备。”我顿时无语，望着他，他肩后是熙熙攘攘的提着大包小包购物的人群。一想到他在阴森森的牢房，还有在大墙后面的放风的情景，我不禁浑身发冷。看着他那么平静，我觉得他身上一定有种与我们凡人不一样的东西。
1982年年初，我大学毕业后自费去美国留学。出国前我去北京见北岛，告诉他我要出国的消息。他把我送到103路无轨车站，从这里去北京站搭乘回天津的火车。一连来了四五辆，我都没上，站在站牌下继续跟北岛聊天。最后，在他的催促下，我终于登上无轨电车，与他告别。
时间之手把镜头摇到七年以后——1988年秋天北岛第一次到美国，在纽约参加了由金斯堡组织的中国诗歌节。我们终于在纽约重逢。1990年《今天》在海外复刊。复刊后的《今天》与老《今天》很不一样，我不仅依然是忠实的读者，甚至还参与了《今天》的发行工作。
二千多年前，就有人把历史比喻成一条河流，来自遥远的地方，不断有溪流汇入，蜿蜒跌宕，奔向大海。这个隐喻的指向的是，历史总是形成某些“中心”，聚集能量准备喷发，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场”，让周围的“磁针”指向它。《今天》就是这样的“中心”，让人时时刻刻感到那“场”的吸引，并因此改变了他们生命的方向。我一直处在《今天》的边缘，自结识《今天》那天起，我感到在我生命的苍穹中，一些碎片在有韵律地舞动，感到我心灵的磁针受到“场”的吸引，时时刻刻，直到今天。